世界知识的中国回应；认识、立场及其他

一、前言

政治学家是否应该把中国看成是政治理论的例外?这是社会科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熟悉的问题，人们的答案往往必须回到两个地方去找，一个是学者本人接受的方法论为何，另一个是学者本人的生活情感为何。大凡以方法论为出发点的学者，具有科学的倾向；而从生活情感中出发的学者，常怀同情本土化与中国特色的想法。人们很少注意到的是，他们的回答有一些隐含的预设，最明显的就是关于中国和政治理论的客观存在，即不仅人们对于中国的客观存在似乎没有什么争议；而且人们对于什么样的东西可称为政治理论虽然未必知道，却也没有质疑这个东西的存在。

本文认为，政治学家对于中国当然存在的这种预设，隐含了一种政治主张，而且这种政治主张有欧美中心的倾向。我们将要讨论，对这种主张产生演变与挑战的全球化与批判学派，各自对欧美中心有什么意义。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这些挑战与演变中，也吸收并修正了若干立场；但中国知识分子之间的辩论，如何反映出欧美中心主义的影响，如何透露中国知识分子的情感倾向，值得我们认真反思。这些讨论显示，重新理解中国的国家意义，是政治学未来的关键工作。

二、国家与全球华

政治学研究的主要课题都和国家有关。像国际政治和比较政治基本上是以国家为基础划分研究对象；政治理论则是讨论国家之内的秩序。这种将国家的存在当成研究前提的做法，使得以国家名义来分配资源的人，就能拥有较大的权力。过去人们常认为，政治学是研究权力的学问；看来应该说，政治学是在对某种特定权力认可的基础上，分析权力的行使。换言之，当代政治学不是权力这个概念以外的研究活动，政治学本身就有决定权力为何的作用。认为政治学只是在研究权力的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巩固一种国家的概念，故绝对不是一个中立的学者，他们即使对于谁来入主国家没有好恶，或反对国家的功能扩张，但仍把国家作为权力的一个基础与界限来加以接受。

经由历史的实践，国家已是一个意义丰富而非空泛的论述，对这个意义的发展倘若不加以追踪，会产生至少两个效果：第一，不知道当代政治学是在巩固一种特定的制度；第二，不知道政治学忽视了国家的不可定义性。这两个效果看似矛盾，第一个效果把有的说成没有的，即把国家这个历史实践的产物，当成是跨越时代的一个非历史现象；第二个效果是把没有的说成是有的，即把不同历史脉络里迥异的国家意义，看成是具有同样行为理性的模拟。其实，这两个效果的根源相同，即把政治学的国家前提，当做与历史无关的普遍性概念。对于不是从欧洲历史当中逐步演变而来的国家而言，这种政治学的反历史主义构成很大的压力，让人们看不清楚自己国家所蕴藏的意义。

这并不是说人们在有意识地推销一种国家概念，而是政治学目前所习惯检视的国家行为，往往预设了强烈的价值。比如将国家的功能区分成行政、立法、司法，或将国家与社会的角色视为对立的，或将国家间的交往当做是它们相对权力关系的反映。当有的国家没有三权的功能区分，或国家与社会关系共生重叠，或追求与权力不相称的外交目标时，最简单的出路是，先分析出它们在典型国家概念下的应然状态，从而说明了当事人主观上所没有认识到、但在客观上却迟早得遵循的政治规范。故政治学具备了启蒙的作用，在与分析对象交往的过程中，引导他们认识自己行为的意义。一旦这个过程顺利完成，分析工作就更容易。

从这样的角度来理解，政治学与其说是一门学问，不如说是一项政治主张，以间接的、不自觉的政治学教育，强而有力地推销一种国家概念。俟政治观察家回视故里，理所当然要关心政府有没有遵照现实主义的权力分析来界定国家利益?有没有在与社会交往的过程中过度干预、不当勾结、软弱无能?有没有做好公民教育，让人们从传统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效忠国家?有没有根据政治过程中的功能做专业分工?有没有容纳国民主动积极地参与政治?有没有足够的能力捍卫主权疆域、规范国内的秩序?这些没有明显政治主张的分析课题，即使理论角度各领风骚，却都要求国家的存在不能动摇，否则政治学的议题上就失去了具体的研究对象。这是为什么所谓跨国的全球化潮流可能对政治学带来莫大的挑战。

但关于全球化潮流对政治学的影响也不应高估，目前政治学界处理全球化潮流的方式，反而让人对全球化这个概念起疑。比如，有人指全球化潮流是乱流，尽管是和国家体制并存的现象；又有人认为国家以外的行为者，仍需透过国家来完成利益的追求；还有人相信，国家以外的行为者的行为逻辑和国家雷同；更有人将国家以外的跨国现象，以社会的一部分理解之。凡此皆等于在概念上完整地保全了国家。这些处理方式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政治学家太顽固，不能顺应潮流抛弃国家这样的研究前提；另一是所谓的全球化潮流，其实有利于国家的概念，故政治学家不急于处理。因此在全球化潮流已经为人们接受的情况下，到底如何定义全球化人们还不清楚，这有一点像前述国家概念的情况。

众所周知，当代比较政治学与国际政治学的发展，一直获得包括中央情报局在内的美国各政府部门大量挹注。南越亡国后出现的第一个流行的跨国概念，即太平洋盆地，就是这类研究资金的操作成果，藉由比较对象的重新定义，来处理政治变局带来的震撼。在苏联与东欧发生非共化、中国大陆推动改革开放以来，比较政治的意义相对失落，为冷战服务的政治发展研究也不再受到支持，代之而起的是被相中的理性抉择模式与新制度主义，前者凸显了普遍性的行为模型，后者则协助比较政治学过渡，具体地研究各国特殊的交易障碍。研究经费的转向，使得以全球化潮流为前提的这两种研究角度，事实上是在主张全球化。提供这些研究经费的人，在所谓非理性国家遭到终结之后，对于典型国家的存在已不再担心，这样看来，全球化实为前共产党统治地区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回归正常的催化剂。

故从研究经费的移动来看，顽固的并不是政治学家，而是以世上最大单位即国家名义在行使资源配置的某些人。他们主张全球化不但不是要推翻国家的概念，反而还因为课以国家保护主权、人权、种族权和反恐怖主义的义务，而因此对之深信不疑。唯事实上，全球化只在极少比例的人身上发生，像媒体津津乐道的国际网络，并非真的已经普及全球；全球有大约90％以上的人，根本没有接触过电脑。而这极少比例的全球人当中，又有极大比例出自欧美国家。全球化因而尚未改变彼等所熟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它的作用是改变了前社会主义与发展中国家的国家意义。这种单向主导的全球化潮流，无论如何包装，都是一种政治主张，而且与国家这样的政治主张并不抵触。故以国家为前提的政治学家不用紧张，倒是他们会担心自己母国政府对全球化不够热衷。

最有趣的转变，是美国自己也开始成为一个区域，可供与世界其他国家来比较。由于比较政治中的冷战对手已经不存在，将美国作为一个比较对象的意义，就不是要表现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差异，反而是其间的共通性。这个共通性的基础在于，参与全球化的人的主体性、流动性、平等性不因国籍而有差异。这个关于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存有共通性的假设，又进一步为全球化的说法提供了正当性。假如国家作为一个行动的主体，已经因为欧美跨国交流频繁而趋于模糊，非欧美国家则会为了更好地融入全球化，或为了要抗拒之，而成为好奇的对象，但仍都是以国家为单位在被观察。全球化成了欧美国家启蒙落后国家最时髦的途径，故以国家和全球化为前提的政治学，是国家和全球化概念的内在要素。

三、对国家的质疑

不可否认，政治学的国家前提近来遭到一些真正的挑战，都肇端于对国家概念的反思，不承认有所谓非历史的一种国家典型。像新马克思主义便把国家区分为核心国家与边缘国家，这两者之间的互动是依照他们彼此的生产关系来决定的，而生产关系又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阶段。不过，新马克思主义对国家种类的分析，不是以根本否定国家的存在意义为动机的，因此不如其他的批判学派来得尖锐。这些学派包括，剖析国家是历史巧合的后现代学派，揭穿国家是父权至上的女性主义学派，解构国家是欧洲中心的后殖民主义学派。他们和新马克思主义一样，都质疑国家的中立性，但他们论述中的对象，不像多数新马克思主义者那样是放在某个国内，因为他们大部分人不接受把国家作为思考的基础。

后现代学派把当代国家的起源，回溯到文艺复兴，国家作为一种概念，必须不断地加以实践，否则就失去意义。一旦没有人再以国家的名义分配资源，国家的所谓普遍性与非历史性立遭揭穿，故政治学不断以国家的存在为前提来设计研究议程，无非是延续国家概念的工具，同时赋予国家统治制度不可挑战的正当性。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女性主义或后殖民主义者都嘲弄国家的自说自话。比如，有女性主义者相信，国家的父权气质既是建构出来的，则将之去性别化就可以改变国家的概念，使之成为一个服务体系。又比如，有后殖民主义者认为，国家的重振是对抗霸权最直接的手段，各国应回归以本土历史为中心的国家观。这些想法，都是全球化论述所要破解的对象。

但多数的批判学是不以国家为前提的，如女性主义者以强调地球与自然，来因应主权对姐妹同志的切割；而后殖民主义者更是企盼知识分子的大团结，来从欧洲中心的论述之外发言。这些反对国家前提的学者，率皆生于欧美国家之内，他们对自己所在国家的虚伪不能忍受，理所当然期待在非欧美国家的伙伴也会对他(她)们所在国家的存在感到疏离。然而，当不同国家的批判学者聚集在一起的时候，这种期盼往往不能落实。欧美以外的女性主义者，有时候要从就业市场全面退出，有的要将自己呈现成刻板印象中的女人，有的要拥抱国族认同，往往为欧美的姐妹无法理解。在后殖民主义的大团结呼吁中，更出现了令人深思的辩论，即大团结地去欧美中心，真的能去吗?

在国家论述中居于弱势的非欧美国家知识分子，如果与来自欧美的后殖民主者进行串联与团结，是不是就有了发言的位置呢?这方面的讨论，经常情绪洋溢于字里行间。欧美后殖民主义者多是亚、非裔人士，常想返回祖地找寻知识圈的结盟，以便对抗自己所生活地区的国家体制，他们有时赞扬祖裔国，以便对欧美中心表示抗拒，但却使得当地批判性的知识分子疏离；也有的时候他们期待当地盟友跳脱国家前提，又使彼等觉得脱离实际。这导致后殖民主义迄今不脱亚、非裔知识分子在欧美学术圈中争地位的阶段。更矛盾的是，跨国企业公司将后殖民主义转化成生产管理上的文化多元主义，反而有助于公司以全球化之名进入亚、非各国。无论如何，这些分分合合反映并赋予国家概念丰富的意义，但以国家为前提的主流政治学迄未重视。

虽然批判学对国家概念真正地作出了挑战，但这个挑战是无力的。仅只是想要改革国家气质的那部分女性主义与后殖民主义者，由于依附于国家的概念，冲淡了对政治学的质疑力道；而不能接受国家概念的另一部分人，又无法建立超越国家的知识分子大团结，在实际上受限于国家。故政治学对批判学派的冷漠回应，不能说是理论上的优越造成的，而应该说是政治学者对国家论述的忠实，提供了身份的保障。也就是说，批判学派身处于国家之内的学术体制中，从缴税、保险、投票、旅游、就业各个生活情境里，巩固了国家的概念，他们与主流政治学斗争的立即目的，不过是要在同一种学术体制中追求认可。为了获胜，他们远赴祖地寻求援助，当地抗拒欧美中心的本土知识分子能给予他们好的材料，去证明主流政治学家的无知；但这对于情感上抗拒欧美中心、物质上又羡慕之的本土后殖民知识分子而言，并没有带来成长上的助益。久而久之，这种合作就缺乏动机来延续了。

所以，身处欧美的批判者和主流人物，他们分享了一样的历史，但却和非欧美国家的知识分子缺乏历史经验上的联系。所谓历史，指的是国家这个概念的历史，它决定了国家概念对于欧美与非欧美的知识分子，有截然不同的意义。困难是，一方面主流政治学不承认各个国家的国家概念有意义上的差距；另一方面，虽然批判学派提供了适当的语言来说明意义上的差距，却在实践上超越不了这个差距，以至于无法和非欧美的知识分子进行同一种国家意义内的沟通。本土的知识分子在藉用批判论述的时候，固然可以选择和当地的国家概念结合，变成某种形态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共同反抗欧美中心，但也连带拒斥了在中心地区谋生的那些后殖民主义者。

不管批判学派内部因为所在国家不同而生的情绪抵触如何，在祖裔国家传授欧美主流政治学的本土学者，和本土的批判学派之间，一样地不能和平相处。有趣的是，他们的优势与弱势对比，和欧美国家内的状况常常大相径庭。本土的批判学派解构的对象，当然是欧美的市场、民主、人权等属于国内的政治规范，亦即是反对让本土秩序依欧美经验发展，故又是在保卫本土的国家体制不受干扰，从而在前提上巩固了国家的概念。偏偏这个国家概念是从欧美移植过来的，故用市场、民主、人权等与欧美国家概念共生的这些价值，来验证本土国家的表现，在欧美政治学里是天经地义的事，所以服膺主流政治学的本土学者，不能不和本土的批判学派展开舌战。他们之间谁优谁弱，有赖于手握国家名器的势力来定夺，当此一势力依附于欧美时，主流政治学就独领风骚；否则批判学派可能顺着反帝国主义的情绪，纵横披靡。

非欧美的当地统治者在情感上经常是摇摆的，研究当地政治的欧美学者也就出现不同看法，但他们早先在当地的同盟，一定都是服膺主流政治学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当地的后殖民主义者。俟后殖民主义论述流行以来，有些本土知识分子同时接受自由主义与后殖民主义，不论是欧美的主流政治学或批判学派，在和他们沟通时，都很难能体会自由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共生。在这一层意义里，本土学者研究政治和政治学者研究本土，变成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即本土学者在不同场合可以同时接受与批判主流政治学，而主流政治学者则仍可以无视本土特殊性，他们共同的表面语言就是国家，结果却使当地国家变成既不是主流政治学、又不是批判学派所理解的国家。

四、中国学者的国家

中国学者研究政治与政治学者研究中国，是密切相关的事情，他们共同的关切就是中国，可是在分析中国政治现象时，没有人会先讨论，到底我们眼中的中国，是不是同一个概念。假如中国学者先接受了西方的政治学训练，通常不会发生对中国这个概念的误会，盖中国指的就是在中国主权疆域之内的一切。但因为中国这个概念而引发的情感，在中国学者和政治学者心中，却截然不同，中国的意义也随之因人而殊。欧美学者把中国看成主权疆域时，不需要在认知上做很大的调整，因为政治学里的国家是由同质性的空间切割而成的，此政治学具有跨国普遍性的道理。政治学者要研究的就是，中国之内的政治行为趋向普遍理性的条件，什么时候可以成熟?这在中国或其他国家并无研究议程的不同。

中国学者则必须不断地练习这种理性化的中国概念，才能在与欧美学者对话的时候维持警觉，否则就会因为暴露了自己普遍理性的不足，从一个对话者降格成研究对象。在能够进入学术界研习政治学之前，多数中国学者受过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教育多年，心中的国家不是主权疆域，而是一种伦理导向的人际关系；国与家之间是连续的，不像欧美那样是断裂的；国与国之间不是互斥的，而是能够共存于天下，定于一。中国之所以为中国，是为中原。但中国作为一块主权疆域时，对外讲排斥而少修文德，这时人际的伦理关怀，变成了物质的现实关怀，这个转换完成与否，决定了中国之内的普遍理性有无获得发扬。中国学者一旦受了政治学洗礼之后，就可以与欧美政治学者共同观察，看看象征国内普遍理性的市场、民主、国防是否成熟。

初始人们虽然口中或笔下并不具体地说，但来自中国的政治学者在字里行间，仍流露了对自由主义的向往。到了90年代，本土的中国学者已经揭举出自由主义的旗号，探讨中国人各种因地制宜的制度发展，途径虽然各异，自由主义精神贯穿其中，厥为中国式的市民社会主义。本土学者对于因地制宜的注意，固然免于欧美中心倾向，规避了欧美政治学者与海外中国学者将整个中国视为一体的便宜手段，但研究的地理范围和欧美中心者的中国概念之间，具有绝对的重叠关系，其中的因地制宜，准确地反映了哈耶克的自发性的新制度主义理想。这个地理的中国概念是一个不可能不完全自觉的共谋，共谋的核心正是那个非历史的国家概念，以及其内多种型态的市民社会组织。

对中国式自由主义的质疑，重点放在自由主义、市民社会、全球、民主等普遍性主张的虚伪或不妥，但真正动机应当是出于对政治学国家概念的不安。这些质疑有名之为新左派者，有名之为新保守主义者，内容诸多重叠而又有分疏，包括新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批判与诠释学派，但也有新权威主义、民族主义等欧美批判学敬而远之的看法。新左派与新保守主义的出发点各是什么固然颇值玩味，然而人们辩论的对象，主要集中在对自由主义衍生的各个派别，如果与前欧美批判学派的处境相比，中国的新左派不是因为海外华裔后殖民主义的号召而发生，所以没有时空错置的困扰。从许多蛛丝马迹来判断，新左派与新权威主义在批评自由主义方面能够合谋，多少和潜意识里都不能接受欧美政治学的国家概念有关。

首先，新权威主义、民族主义两个阵营和新左派之间未见激烈交锋，这就有蹊跷。在欧美，亚、非裔的批判学派对民族主义有疑惧，因为那使他们对欧美中心的反抗失去焦点，从而不能和自由主义平等相抗，而遭定位在落后的第三世界情绪中；但中国的批判学派并未认为本地的民族主义代表落后。其次，欧美的后殖民主义的要求是，本土知识分子应接受自己已经成为欧美文化与本土文化的混血，追求净化是没有出路的；但相较于欧美后殖民主义对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抗拒，中国的后殖民主义者对自由主义没有经验，对民族主义并不排斥。这让人联想过去中国人接受共产主义的动机，并不与欧美的共产主义者一样，即中国共产主义并非出于对中国那个微弱的资产阶级的扬弃；而今日新马克思主义所针对的资本主义文化霸权，或跨国资产阶级，又何尝已植基于中国之内呢?当然，中国之内日益严重的贫富不均会令新左派担心，绝非杞人忧天，但当前中国之内的贫富不均非因自由主义制度所致，也至为明显，故新左派反对的，只能说是应该用自由主义来解决问题，而不能说是因为自由主义已造成问题。

一言以蔽之，新左派反对的是欧美中心，或称西方。然而，对中国本土的市民主义者而言，新左派指控他们是欧美中心一定让人感到不公平，因为他们一再反对将西方研究的经验硬套在中国身上，而相信中国人自己会发展出各种新型的市民社会型态，甚至连中国这个概念，都无助于具体地推测各地的市民社会组织会如何发展。这个反驳恰恰可能是问题所在，因为中国市民主义者的中国，是一个地理疆域，没有其他特色，中国之所以不同于西方，竟与中国这个概念本身无关，而是各地自己的历史，各地自发的市民，将来会创造出各地不同于西方的市民组织。中国只是为求分析有范围而定的疆界而已。另外一个问题是，市民主义者眼中自发的市民，往往是西方国家概念中的国家代表，如地方政府、书记等，他们不是与国家对立的所谓市民。

新左派没有从国家这个前提切入，所以在和自由主义辩论的时候，旁观者只能听到关于霸权之类的思想和逻辑的交锋，不能体会其中人们对国家的情感波动。但这个情感波动，在新权威主义的分析中则十分明确。照新权威主义的分析，中国的问题与其说是自由主义，不如说是过早地引入了自由主义，导致人们以解放、放任、反传统来实践新时代的精神，从而造成社会大量的不安，在人心望治之下，爆发了手段上与自由主义南辕北辙的政治镇压，反而终止了自由主义发展的契机。迄今没有自由主义者承认，新权威主义里其实暗藏了那个自由主义的终点。这个疏忽并不令人讶异，毕竟自由主义的分析对象是跨国家的普遍的个人，而新权威主义的对象是在历史当中所传承下来的那个西化前的国家，但新权威主义并未否认中国终究会出现适合自由主义的文化条件。

新权威主义的国家不是抽象的、地理的，而是历史的、文化的。所以现阶段反抗的对象，是早熟的自由主义，也就是早熟的、过快的、全盘的西化，而未必反对以自由主义为终点。新权威主义者以文化和历史来理解国家的概念，就颇能说明为什么中国人的国家，会掀起知识分子波澜壮阔的情感，因为在那个国家概念当中，是每个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所经历、所阅读的那个受了创伤的中原。所以对于历史教育下成长的中国人来说，国家是用来反西方的，这种反抗，不是依照地理疆界来划分的主权内对主权外的反抗，而是不分地域的对西方的反抗，因为咸信是西方帝国主义造成今日中国之沦落。但政治学里的国家前提与自由主义主张都是反历史的，根据这个前提和主张所得出来的外交、政治分析，当然抵触本土知识分子的情感。从这样的角度，才能深刻理解为什么新左派与新保守主义要合谋对付尚未发生的自由主义。

五、华人的本土政治学

果其然，90年代中期在北京流传的地下万言书当中，看到人们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当成是严肃的国家安全问题。万言书毕竟是一个政治动员，指涉间接却很特定，未必能让知识界动容。不过，其中关于国家概念的假设，和新左派与新权威主义的情感是相通的。倘若研究中国的政治学者或研究政治的中国学者，不能就他们在论述中关于国家所预设的前提进行认真地反省与检讨，恐怕将持续影响参与对话的人，对彼此人身的态度，使得讨论者引用各种欧美发展的学术语言，相互诘难，却对自己之所以采纳某种学术立场背后情感的倾向，缺乏认知上完整的追踪。应当扪心自问的是，在我们像欧美政治学家那样把中国看成非历史的主权疆域时，有没有疏离我们自幼被灌输的国家情感?在我们像批判学派那样把欧美中心视为问题的源头时，是不是要掩饰我们对中国积弱的无奈?

一个历史化的国家具有意义，是因为每个国家之内的发展各具特色。这个特色既然是历史决定的，那么将国家非历史化的政治学，当然其前提是要终结这个历史的作用。当历史仍然在某些国家范围之内起作用的时候，就会对那些自认已经进入历史终点的国家产生威胁。在这一点上，认为历史已经终结的福山，和认为文明冲突加剧的亨廷顿，其实站在一条阵线上。欧美政治学关心一国之内的“终结历史”进程完成与否，就是看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强、还是民族主义强；内政上的威权主义强、还是市民主义强。靠着政治学的分析，欧美社会中那些以国家之名分配资源的人，得以决定哪些国家要用自己的主权去排斥，哪些用全球化去穿透，哪些可以敞开胸腹水乳交融。

当我们了解到中国人对国家的概念，不是以地理疆域为中心的时候，便应该发展一套政治学的用语，来说明国家对中国人的意义，否则就只能借用批判学派来对抗欧美中心，至于欧美中心是不是真的能颠覆以反帝反殖为情感依归的近代中国之国家呢，这在现行的政治学中，没有一种语言可以适合回答。而藉批判学派除了有助于抗拒欧美的情绪外，是不是真的有利于反帝反殖呢，这在现行批判学派的语言中，没有可遵循的思维途径。人们关心中国，希望为中国人找出路的心情是真实而执着的，但交锋各方的刀光剑影，却像是任天堂游戏机上的玩家，用游戏主人已经规定好的武器相互投掷，人们在进入屏幕上的厮杀情境时，疏离了自己的生活实践。有人称此为西方主义，即塑造一个西方，在反对它(如批判学派)或修正它(如中国市民主义)的过程中，培养一种中国特色的感觉。

如果我们不把国家当成是一个疆域，则因为历史经验或历史想像而产生的所谓国家行为，就不必是一个不理性的证据，也当然就没有必要非加以文饰不可。而且，当疆域不是关注焦点时，首先改变的就是入侵的概念，则人们更能准确地面对欧美中心带来的所谓国家安全威胁，是什么性质的威胁，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如何因应?如此一来，中国政治当中的国家理性，有其自己一套标准，不会因为对全球化感到疑惧，就在论述上被定成是历史的、不理性的。同时，中国式的国家概念也强迫人们去回答，什么样的伦理关系是可以接受的，国家伦理发展和变迁的机制与规范在哪里，这些思索的过程，有助于抒解面对欧美中心时那种惊弓之鸟的不安。

中国的国家如前所述是一种伦理关系。伦理关系所衍生的外交行为、政治经济、政治发展、行政管理，都与地理疆域所规范的国家行为不同。用欧美中心的国家观当成前提的话，对中国的国家行为就阐述得不准确，像在民族主义的论述中，一向将中国的国家主权观视为至高，反而引起主流政治学的侧目，因为主权只是用来保障人权、财产权、市民社会的，如果主权与人权发生抵触，就不是理性的了。当中国政府提出的集体人权观放在主权世界里时，人们还是要问，集体人权和个体人权孰先孰后，如果回答集体为先，刚好符合了文明冲突预期的发展。可见，伦理关系的国家观应当具体地被提出来，不仅用来研究中国，也用来研究欧美，使主流政治学能正视自己的国家前提，这样的政治学才更周延、更公平。

以伦理关系为内容的国家，不可否认是一种政治主张加政治现实。在多大程度上为政治现实是一个实证问题，这个程度也不是不可改变。至于说国家作为伦理关系是一个政治主张，首先是因为这个主张与非历史化的欧美中心所主张的国家不同，因而就影响到掌握国家名器的人，他们行动的目标界定与后果评估，取得正当性的方法与对象等等方面，所以一定是一种政治主张。但伦理关系本身是历史的，故经过多少世代的实践、诠释，不能简单看成为一个静态的典型。在与西方帝国主义接触之后，中国又曾目睹东洋帝国主义的兴衰，冷战的起始，和全球化潮流的弥漫，所以回归用伦理关系看国家的意义，必须同时是诠释的与实证的。

研究中国国家的意义，有两个习惯性的起点，一个是鸦片战争，这说明了中国人的国家与反帝的情感很难分开；另一个是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这又说明中国人的国家有反对旧中国的情感。许多人研究中国政治时，都不自觉地假设了1949年之前与之后的截然两分。细心的人立刻可以发现，欧美中心的政治学对这两个起点处之泰然，第一个起点代表了主动的西方与被动的东方；第二个起点提供了一个明确可供观察的由封建而现代的对象。当1992年改革风潮再起，一直到1997年的第三次思想解放，都亦步亦趋地符合了全球的发展时，便可宣称改革象征一种解放，渐进则透露出理性，而渐进改革完全符合欧美政治学关于国家非历史化的期待。政治学界内都固然有人担心，欧美学者总是跟随中国的政治的口号者，结果就会对渐进改革过于乐观，高估了中国的国家已经“终结历史”的程度，不过，总的来说，西方学者等待第三个研究起点出现的心态，昭然若揭。

相较于此，中国学者在这两个起点上的态度却是矛盾的。第一个起点使中国人在情感上接受西方主义，而无法将中国历史终结，但第二个起点又假设历史终结化已经完成。时至今日，人们又认识到欧美中心的政治学里，上述的第二个起点不仅不代表历史终结化，反而还被放在落后的历史脉络里。有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又想加入历史终结化的阵营，来表达自己的进步与理性，但又抗拒欧美中心的史观，担心欧美中心将自己贬回第一个起点去。这个抗拒，等于揭露了旧中国活在新中国之内的尴尬，对于参与推动第二个起点的政治耆宿而言，实难接受，他们面临了一种既非封建、又非现代的漂浮性，与国家空洞化的恐怖。

六、已有的基础

由于国家意义的不同，我们相信以中国国家利益为名义进行的外交战略、以增进中国政治参与为理想的民主运动、以发展中国经济生产力为考量的改革开放、以调动中国人个体积极性为目的的制度分权、以中国政治稳定为诉求的多党合作、以防腐肃贪为出发点的法制建设、以改善干群关系为中心的基层自治等等方面，都蕴藏了变化多端的关于伦理关系的诠释。同时，因为国家意义的不同，这些活动的当事人对于自己行为的意义，和欧美政治学者对他们行为的意义的解读，也会有不同。中国政治学者的工作，是提供一种语言，能适当地表达中国人政治行为中的情感倾向。批判学派是对欧美中心有力的攻击，但中国缺乏自由主义的环境，所以批判学派一时不能取得本土的认同，以批判学派对付欧美政治学，是以异己的方式对抗一个还没有进入中国的对象(或非对象)，这有双重异化的可能。

批判学派指陈出，中国市民主义对个人作为行动单位的分析方式，本身是一种文化改造的政治主张。新权威主义认为，这种没有明言的主张带来的焦虑，是滋生威权的主要因素；但中国市民主义愿意因地制宜地具体观察、培养内生型态各异的市民组织，在结局上并未否决伦理关系至上的非个人主义可能，又与后殖民主义所鼓吹的文化混血，并不必相互排斥。一个适当的国家理论，与符合中国政治、人物、历史、经济的国家意义，再加上可以包容与变迁的国家论述机制，是欧美中心的政治学与批判学派所无法提供的，因而是我们的责任。 (作者单位：台湾大学政治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