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墨名楮纷相随
时间：2021-02-06 07:52:58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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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北京画院美术馆推出的“佳墨名楮纷相随——何绍基书法与湖湘传脉”展览一经开幕，就得到广大书法爱好者的竞相追捧。那么这位身经嘉庆、道光、威丰、同治四朝的书法家，其笔锋墨韵感染了哪些人？本文就带你一起去看看这位清朝300年书坛第一人的巨大影响力。
乾嘉之际，考据学兴盛起来，并由此带动了文字学、金石学的发展。文化天平的倾斜也使书法的审美趣味发生转变。何绍基的老师阮元首推尊碑之说，包世臣继而发扬光大。何绍基继承阮师之学，又与包世臣交好，于是成为此二人之后全面践行碑学主张的开创型书家。但在这种碑学盛行的社会环境中，何绍基并没有一味盲从尊碑之风，而是兼收碑帖之长，崇尚以中和之美。因此，他的书法既有北碑沉郁雄强的力感，又有南帖潇洒飞动的神采。他的书学创新对后世书坛以及湖湘文化均产生了深远影响。湘军将领左宗棠，湖南旺门谭延闿，地方大儒王阊运，民初“南曾北李”之曾熙、李瑞清，人民艺术家齐白石……他们的书法，皆从不同角度传自何绍基衣钵。
齐白石也学何绍基？
衰年变法后的齐白石，一扫此前习八大、石涛的清逸孤傲之风，以金石趣味入画，又融之以民间的烟火气，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艺术风貌。白石老人在作画上讲究“扫除凡格”，于书法也是力能扛鼎。行书与篆书为其所擅，行书得李北海瘦劲欹侧之势，又兼得金农与二爨的粗重率真；篆书不同于清代碑学崇尚者所书篆体的遒峻凝重，他的篆书得力于他的刻印，所谓“书从印出”。然而，世人多知齐白石大写意绘画的酣畅淋漓，又知白石书法的犀利古拙，却鲜知其在40岁前，竟也写得一笔流畅的“何体”行书。
根据齐白石追忆所载，“我起初写字，学的馆阁体，到了韶塘胡家读书以后，看到了沁园、少蕃两位老师，写的都是道光间我们湖南道州何绍基一体的字，我也跟着他们学了。”（《白石老人自述》，齐白石口述，张次溪笔录，北京画院编，广西美术出版社2014年出版。）
沁园，即胡沁园，是齐白石早年的恩师，对齐有知遇之恩。齐白石称他为“平生第一知己。”少蕃，即陈少蕃，受聘于胡沁园的“藕花吟馆”，教授齐白石诗文。齐白石的名（璜）号（濒生），以及享誉后世的“白石山人”别号，正是此二人所取。齐白石早年受二师影响，临写“何体”直入化境。原欧阳濂所藏“松阴梅影”七言联，以及湖南省博物馆所藏行书七绝立轴等是其中代表。
流行湖湘的“何体”
那么，除了齐白石，在湖南还有谁仍是何绍基书风的追随者？
晚清名臣曾国藩曾言，“子贞（何绍基）之学，长于五事。一曰《礼仪》精，二曰《汉书》熟，三曰《说文》精，四日各体诗好，五曰字好。此五事者，渠意皆欲有所传于后，以余观之……字则必传千古无疑矣。”
虽然从曾国藩所存墨迹来看，未见其取法何绍基风神，而是从欧阳询以及赵孟頫等人出。但能获其如此赞誉，可见何绍基在书坛定有卓绝建树。与曾国藩并称“晚清四大名臣”的左宗棠，其笔法受何绍基的影响就很明显，无论行书、篆书，皆染何氏形神。
曾国藩府上有一幕僚王闿运，他就是齐白石口中常提到的“湘绮师”。王闿运是湖湘一带的巨儒，与何绍基虽相差30余岁，但却经常一起讨论诗词与书法雅事。王闿运习书初学欧体，后专攻北碑，这与何绍基的倡导以及当时碑学之风的畅行相一致，且王的点划与运笔之间，又颇显何书的清韵。北京画院藏有一件王闿运的条屏，其中对生宣纸的使用，以及从墨色晕染程度所推测的水分比重，确实与何绍基“生宣+长锋羊毫+饱墨”的书写习惯相同，应该是受到了何的影响。而王闽运门下子弟众多，谭延闿、谭泽闿、夏午诒、杨度均出其门下，他们又都与齐白石有所交游，书法也受老师和时风影响，多学何绍基笔意。
谭氏一门为湖湘旺族，兄弟之中惟谭延闿、谭泽闿在书法领域造诣颇深。谭延闿的学书之路始于两代帝师翁同觫，之后借刘墉、钱沣、何绍基直追颜真卿。他曾说：“刘、翁、钱、何为有清四大家，不可不观其通。”谭泽闿的习书经历与其兄相同，因钟情翰墨，后成为专业书家。他曾专力购藏钱沣、刘墉、何绍基、翁同龢四家法书达干余件，为海内收藏四家墨迹之最。上世纪50年代，谭氏后人将其藏书楼“天随阁”中所遗文物全部捐献，遂入湖南省博物馆珍藏，成为该馆藏何绍基作品的重要来源。
谭氏兄弟与时称“南曾北李”的曾熙、李瑞清相交好，而曾、李的篆书受何绍基的影响则显而易见。在湖南省博物馆收藏的何绍基作《泉山墓表》中，就题有李瑞清、李瑞荃兄弟的长跋。其中李瑞清跋日：“今世碑学盛行，言碑者喜尊包（世臣）说，康有为言新学亦好谈书，然多窃包说，惟言隶能推崇墨卿（伊秉绶）而不言何贞翁，盖亦繇耳食耳……本朝隶书余尊伊（秉绶）、何（绍基）。何得其神，伊得其体，它皆别派。”言语之间，尽显对何绍基的推崇。李瑞清虽为江西人，但其父在湖南为官三十载，因此他自幼居住在长沙，熟睹湖湘文化之风，故也可将其列入湖南书家。他的篆书，在何绍基艰涩遒劲的基础上更强调了颤笔的动作，点画凝重而有钝厚迟涩之趣。曾熙与李瑞清是挚友，早年同朝为官，放弃仕途后又同鬻字于沪。他因致力于《瘗鹤铭》等南朝刻石而兼取二王、钟繇之迹，故号曰“南宗”。他的书法学魏碑而能得秀雅婉丽之美，又能以碑入帖，饶有晋人疏朗秀逸的风度。曾熙的篆书与隶书皆受何绍基影响，康有为还曾以他的八分书相比何绍基。此外，何绍基对《张黑女墓志》的推崇也深深影响了李、曾二人。他们常常临写，以致此碑中的点画形态、字形体势乃至转折挑剔均能得其三昧，堪称神似。
如是而言，可见清末民初何绍基的书风在湖湘一带乃是主流，那么“何体”是在什么时间开始流行的呢？关于这个问题，可以从一件作品谈起。
湖南省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大字榜书——《安得壮哉楷书七言联》，是何绍基为当时的岳麓书院山长欧阳坦斋而作。欧阳坦斋比何绍基年长33岁，他与何家是姻亲，何绍基算是他的子侄辈。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欧阳坦斋出任岳麓书院山长，此后连续掌教达27年之久，经世之才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等皆出其门下。他非常欣赏何绍基的书法，乃至自己父母合葬墓的墓志都请何绍基书写。
何绍基对这位湖湘教育界的泰斗也是充满钦佩之情，所以在他70岁大寿之际，集杜甫句，写下这幅对联送作寿礼。岳麓书院历经千年而弦歌不绝，自北宋兴建至清朝末年，可谓学脉延绵，是湖湘文化得以承继的重要原因。老师的喜好，对于学生而言无疑也是一种浸染。从这层关系来看，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曾国藩会评价何绍基的书法“必传千古”，左宗棠的字也尽显“何体”神髓。而在他们之后的众多湖湘子弟，书法则多从“何体”出。
传入前赴后继
翁同龢对于何字可謂推崇备至。从他存世的日记可知，每次见到何绍基的墨迹，其欣喜之情都溢于言表。同治元年（1862年）十月，翁同觫从琉璃厂借得有何绍基题字的《杨忠烈公三札卷》，回家后细细品读，并在日记中完整记录了子贞跋语，前后共计670字。这在翁氏每日简短精炼的日记中极为少有。光绪二十六年四月十三日，他还将所藏刘墉的《海印发光卷》与人换得何绍基的《杂字帖》。尽管翁同龢已对这位“浓墨宰相”青睐有加，但在挚爱面前，也难免褪色几分，孰重孰轻，一眼便知。
苏州知府吴云与何绍基相交20余年，十分倾慕子贞的书法。他在给吴大潋的一封信提及，“平生师友兼资者，一媛叟，一校邠（晚清思想家冯桂芬）”。他还说，“贞兄书名盖世，诗文、经学以及金石题跋莫不工妙，在国朝当推第一流人物”。由于对何绍基的激赏，吴云也在有意无意间模仿何的笔意。吴云与何绍基二人脾气相投，且慷慨互助。吴因未得《张迁碑》善本而抱憾，何便将自己收藏的拓本赠之。何喜好遍临名碑佳帖，吴便倾其所藏相示。何绍基还时常为吴云所藏书画题跋，文章皆收录于《东洲草堂诗钞》书中。
另外，中国书协第一任主席舒同，出入古人且自成一家，开创“舒体”，人称“七分半书”，即楷、行、草、隶、篆、颜、柳各取一分，何绍基取半分。舒同的字，根植于颜体，又吸取、扩展了何绍基的笔势，如弯弓盘龙、百转干回。
正如何绍基《大唐中兴颂》诗句所言，“佳墨名楮纷相随”，这本是何绍基对书坛前辈颜真卿的赞誉之辞。绝妙的是，无论生前还是身后，“何体”的传人亦不乏前赴后继，在中国书法史上留下了不灭的痕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