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侨乡地区跨国抚养的跨国主义联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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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浙江是中国侨务大省和知名侨乡，海外华侨华人因忙于工作或经济压力，把在国外出生并取得外国国籍或居留的儿童送回国内抚养，形成侨乡地区特有的跨國抚养现象。跨国抚养儿童不同于侨乡留守儿童，他们是法律意义上的外国人和中国小华侨，具有结束跨国抚养后将返回出生地国继续接受教育和发展的预期。跨国抚养儿童在跨国抚养期间，与中外两个国家的家庭、政府和社会发生经济、情感、教育、政治等方面的跨国联系，是促进家庭成员及中外联系和交流的纽带。
[关键词]浙江侨乡地区；跨国抚养；跨国主义联系
[DOI]1013939/jcnkizgsc201734044
1研究缘起及理论基础
（1）跨国抚养。随着中国经济融入全球速度加快和程度加深，资本和人口跨国流动亦呈加速趋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务工、经营、留学或移民，这些新时期的跨国华人群体因忙于工作或经济压力，把在国外出生、取得外国国籍或合法居留的孩子送回中国抚养，形成跨国抚养现象和跨国抚养儿童群体。这些儿童在外国出生、在中国抚养，是法律意义上的外国公民或中国小华侨，具有较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同出生在国内、因父母出国谋生而留守的传统侨乡留守儿童有本质区别，国内学者称其为“外国留守儿童”“手捧美（欧）元的外国孤儿”或“洋留守儿童”，西方学者称其为“卫星儿童”，笔者认为这一群体不具有留守属性，称其为“跨国抚养儿童”更为科学。
（2）跨国主义理论。跨国主义理论是新一轮全球化、国际移民活动不断增多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新兴移民理论，20世纪90年代初期由美国移民学者席勒等在研究拉丁美洲移民时提出。该理论主张打破传统的“民族-国家”二元视角，以更宏观和多元的视角来审视跨国移民活动及其对经济、社会的影响，认为当代移民通过建立跨越地理、文化和政治的社会场（social field），把民族、国家疆域之外的人民和机构连接起来，进行多重互动和联系。跨国主义理论通过关注建立和维护跨越国界的家庭、经济、社会、组织、宗教和政治等多重联系的跨国移民群体，持续探索移民们的跨国实践、跨国社会空间和跨国认同，为观察和研究国际移民提供了与众不同的理论视角，受到广泛关注并被广泛应用于跨国移民现象研究。
2浙江侨乡地区跨国抚养现状
浙江是侨务大省，是我国重点侨乡之一，跨国抚养儿童广泛分布于浙江各侨乡县市及乡镇。据2014年浙江省侨情调查显示，浙江籍海外华侨华人、港澳台同胞有20204万人，分布在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20～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8123%，劳动育龄人口基数庞大，加之赴海外留学、跨境劳务等的年轻人口逐年增长，在国外生儿育女亦是理所当然。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以来，欧盟、美、澳、日、韩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普遍收紧移民政策，并出台措施打击中国人非法“出国产子”，如果利用在外国学习、工作或逗留期间怀孕生子，孩子就可以申请当地国籍、居留或户口，进而实现移民国外的愿望，可谓一举多得，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在外国出生华人孩子的数量增长。这些孩子出生后，因父母忙于工作、学习或生意，无暇照顾，加之国外高昂的抚养成本，将孩子送回中国抚养不失为一个理想选择。
笔者在浙江南部的温州市鹿城区、文成县、丽水市青田县等传统侨乡进行田野调查时发现，跨国抚养现象较为普遍。2016年，温州市侨联联合温州市教育局对全市小学在校生摸底排查发现，当年有6031名跨国抚养儿童在全市各小学就读，因在幼儿园及中学就读的跨国抚养儿童流动性较大有些国家（如美国）规定，孩子5岁时即可进入免费的公立幼儿园，所以，来自美国的孩子5岁左右时即被父母接回；调查显示，跨国抚养儿童在5～12岁陆续返回父母身边，在中国读初中的极少。难以统计而未计算在内，如果包括幼儿园及中学阶段的跨国抚养儿童，人数应远远超过这一数字。以被誉为“侨领之乡”的温州市文成县文成县位于浙江省西南部，隶属温州市管辖，全县总人口39万，华侨1608万。玉壶镇为例，该镇唯一一所初中——玉壶中学，初一时接收该镇六所小学输送的学生约1100人，拥有外国国籍或持外国居留的学生占比高达七成以上，从初一开始，他们陆续结束跨国抚养返回父母身边，至初中三年级时仅剩不足200人。该镇中心小学以小学三年级为界，之前在校人数每学期都呈上升趋势，三年级过后则下降明显，这与跨国抚养儿童动态变化呈强正相关。与文成县接壤、素有“华侨之乡”之誉的青田县，全县户籍人口52万，有33万华侨分布在世界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县跨国抚养儿童则多达119万。这说明，生活在浙江侨乡地区的跨国抚养儿童数量多、来源广，且各年龄段均有分布。
3跨国抚养儿童的跨国主义联系
跨国抚养儿童的跨国主义联系是可以广泛观察到的，韩冬临、崔大伟认为，跨国移民的跨国主义联系有三种类型：一是简单的与家庭、亲戚和朋友联系的“线性的跨国主义”（linear transnationalism）；二是在海外取得经济成功之后的“资源依赖型的跨国联系（resource-dependent transnationalism）”；三是对海外生活不满意而“反动”地把资源投放到故乡的“反应型跨国主义”。韩冬临，崔大伟国际移民的跨国联系——基于留日海归的实证研究[J].国际观察，2011（5）.跨国抚养儿童系未成年人，尚未完成社会化、独立拥有资源，只能充当桥梁和纽带的中间人角色，从理论上看，他们只发生与自己家庭成员、玩伴或同学等同辈群体之间的线性跨国主义联系，但跨国抚养儿童具有外国公民身份，牵涉中国与其出生地国，其跨国主义联系超越家庭内部的经济及情感界限，具有国际政治及社会交往方面的内涵。
（1）跨国家庭的经济联系。跨国抚养儿童生活的跨国家庭具有“一家两国”的特点，在跨国抚养期间，国内与国外两个家庭会因此而产生更紧密的经济联系。没有跨国抚养时，反映侨乡跨国家庭经济联系的重要指标是侨汇数额；发生跨国抚养后，儿童的父母不仅要增加侨汇金额，作为孩子及老人的日常生活开销，还要为孩子邮寄各种生活用品和学习用品，如婴儿奶粉、衣服鞋帽、儿童玩具等，让这些孩子拥有较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他们吃的、穿的、用的、玩的，都是国外名牌商品。远在国外的孩子父母普遍具有亏欠心理和弥补行为，宁可自己在国外省吃俭用，也要努力满足孩子的各种需求，尽力为他们创造舒适的生活条件和环境。隔代抚养人出于祖辈对孙辈的疼爱，也尽量从物质上满足他们。
（2）家庭成员的情感联系。跨国抚养儿童是连接隔代抚养人与孩子父母之间的情感纽带，随着他们父母出国，原來由父母加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被迫离散在两个国度，亲情也因此而有所淡散，国内家庭由隔代抚养人留守，这些侨乡留守老人自食其力或由国外的子女供养。随着跨国抚养儿童回归，让分居两国的家庭成员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活络，给隔代抚养人重新带来情感慰藉，享受短暂而难得的天伦之乐。祖辈与孙辈具有天然的亲近感，孩子理所当然成为父辈与祖辈的情感信使，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父母对隔代抚养人的情感缺位。联系方式更加多元，除传统的电话外，跨国家庭都配备有互联网络及电脑、iPad、智能手机等电子产品，现代化的通信工具让联系更加方便。笔者在侨乡走访时发现，孩子父母通过微信、QQ等通信软件的语音或视频功能同孩子保持联系，既能听到声音又能看到图像，且费用低廉；联系的频率也较过去增加，平均每周联系3～6次或更多的家庭超过七成。
（3）中外学校的教育联系。跨国抚养儿童教育问题事关孩子健康成长及其结束跨国抚养、返回出生地国后的跨文化适应和社会融入问题，虽然中外教育机构很少因跨国抚养儿童群体而直接进行教育合作，但相互之间的衔接和联系一直都在进行。有些孩子持外国国籍，如何在中国接受义务教育、办理保险等相关事宜？需要侨乡当地政府和学校根据中国相关政策解决；有些孩子持国外短期居留，需要定期返回出生地国办理延期手续，势必影响正常教学，插班或留级现象普遍，需要中外学校灵活处理。侨乡幼儿园和中小学校努力开展国际化教育，帮助孩子了解出生地国的历史文化和民俗风情，提高外语能力和适应能力，以便出国后能够较快地适应国外的教育和生活；每年利用假期举办各类主题的“夏令营”或“冬令营”，吸引华侨子女参加，帮助他们学习中国文化，增强身份认同，社会效益明显。跨国抚养儿童就读的外国学校为帮助这些经历特殊的孩子，配备中文教师或心理教师，以期让他们尽快适应国外的学习和生活。跨国家庭非常重视孩子的外语能力培养，跨国抚养期间为其报名参加各类语言培训班或兴趣班，强化语言训练。实践证明，外语能力强的孩子出国后适应能力明显强于外语能力弱的同辈群体。
（4）祖籍国与侨居国的政治联系。跨国抚养儿童兼具外国公民和中国侨民的双重身份，既是中国未来重要的侨务战略资源，也要成为出生地国的合格公民，所以，中国政府涉侨部门、社会团体、爱心人士及外国驻华使领馆、热心侨领等都高度关注、关心这一群体在华抚养期间的生活和学习。2017年7月12日，中国侨联主席万立骏来温州、丽水等地侨乡走访慰问跨国抚养儿童和参加暑期“寻根夏令营”的华侨子女。中国侨联官网：http：//wwwchinaqlorg/c/2017-07-18/528000shtml.2016年1月15日，墨西哥驻广州代总领事何塞·利马斯先生一行到广东台山进行友好访问时，到台山中心小学探望旅墨“洋留守儿童”与家属，并与他们进行交流。中国侨网： http：//wwwchinaqwcom/gqqj/2016/01-20/77355shtml.这说明，中墨两国政府都非常重视跨国抚养儿童，这些儿童牵动着两国政府的心。孩子事关海外华侨华人的家庭幸福和人生期盼，在中国抚养期间，如果不能养成良好的学习和行为习惯，心灵缺失，亲情淡漠，沾染各种恶习，沉迷网络游戏，则非常不利于他们今后的成长，这需要两国政府、跨国家庭、两地社会共同努力，形成合力，接力护佑他们健康快乐成长。
4结论
跨国抚养现象原来仅存在于中国东南沿海的海南、广东、福建、浙江等传统侨乡地区，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出国留学、跨国经营、劳务输出、海外移民，这一现象逐渐向内陆省份扩散，跨国抚养儿童群体人数也呈增长趋势。跨国抚养现象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文化认同性和现实复杂性，已引起中外政府和民间的高度关注，更需要中外学者加强对相关问题的研究，让他们拥有快乐的童年和美好的前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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