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中餐馆与中华文化走出去
时间：2021-02-11 07:58:1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中餐与华人移民历史同步，是住在国最早且最有代表性的海外中华文化标志。从媒介学的研究视角看，海外中餐馆是担保中华文化在异国他乡流通、扩散的“社会身体”。作为传播中华文化的感性媒介，海外中餐馆协调着华侨华人与住在国居民的社会关系，展开关于“中国”的文化想象与实践。作为国际传播的主体之一，国家和地方侨务部门可以以海外中餐馆为载体，组织侨界社团通过餐馆的空间营造和符号衍生，创造性地将中华文化元素融入住在国民众的日常消费生活，借助触手可及的饮食消费体验“润物细无声”地达成文化传播之目的。
关键词：海外中餐馆；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媒介学
中图分类号：G206.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8）12-0166-07
一、导言：为何研究海外中餐馆
经济全球化，尤其是国际经贸发展所带动的商品竞争与人员扩散，促成了不同传播主体（包括个人、企业、组织、政府等）跨越国界的藩篱而在全球范围内传递多元价值观、意见和态度。全球化所带来的时空压缩与全球整体意识的培育，意味着人与人之间频繁地相互分享和参与，而区域之间、民族国家之间信息流向与流量的不均衡所形构的权力关系，则意味着符号竞争和信息博弈构成了国际关系的核心主题。话语权与软实力的建设已经进入国家决策层，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在时下并不平衡的国际传播格局中，作为入超的一方，我国正在通过开展积极的对外传播活动，包括纽约时代广场的国家广告、中央级媒体的海外传播旗舰工程、孔子学院十几年来在全球各地的布点扩展以及海外中国文化中心的默默耕耘等，力求在国际社会树立与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相匹配的国家形象和文化影响力。
有关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在传播学领域，关注媒体研究自不必说。孔子学院作为显在的文化传输渠道和方式，相关研究也日臻繁荣。海外研究者一般将其语言文化交流活动与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梦”等一系列政治话语相勾连，从政治角度解读以孔子学院为代表的文化输出行为。国内学者的政策性研究，大都集中在孔子学院的发展现状、问题和解决对策。学术性研究则偏向某一孔子学院的语言教学或文化传播的个案研究，或是若干传播效果的实证研究、海外中国形象建构的案例剖析等，从而总结评估孔子学院在海外文化传播方面的社会影响。①此外，也有研究者关注海外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的文化交流职能与运作②。而在侨史学界，加州州立理工大学波莫那校区美国亚裔研究教授刘海铭对美国华人餐饮业的研究独树一帜，阐明了海外中餐馆在华裔社区的文化功能。他从史学的角度，探讨中餐在美国的族裔性和跨国性，说明美国华人餐饮业及其文化认同③；以在美中餐馆炒杂碎为表征，讨论华裔文化在美国社会的移植历史及形成过程④。
然而，在传播学界，近代以来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渠道华侨华人却遭忽视，传播学者的缺席致使从传播学的视角对华侨华人与中华文化传播进行的相关研究凤毛麟角。⑤侨史文化学者对海外餐饮业的研究属于文化本体范畴，而媒介学创建者——法国思想家雷吉斯·德布雷带来的研究新视角，使传播学者将海外中餐馆作为通用媒介来研究，揭示其文化传播的运作条件、形态及优势。
德布雷说：“物体X产生‘中介’功能，不是通过物体本身实现的，也不是在所有的关系作用下产生的，确切地说，是种类分析的结果。一个咖啡馆、一次研讨会、一座科学研究院，在各种机会条件下，只要是用来作为一个组织集体变化（比如一种思想潮流）的载体，作为某种思想形成的模式，都可以承担‘中介’的功能。”⑥中餐馆的媒介功能并非先验赋予的，而是它在海外有别于国内的发展条件下形成的。饮食是一种文化传统，海外中餐馆的发展与华人移民同步，它往往是住在国最早且最有代表性的海外中华文化标志。在大众传播媒体普及之前，海外中餐馆是当时的异邦国民感知中华文化有限的窗口之一。诚如传播学者潘忠党的解读，“媒介”的理解有两种语境：一是日常生活中我们熟悉的“媒介”，如电视、报纸、手机等以承载和传递信息为其主要功能设计的技术或物件；二是出于一种功能隐喻，如将博物馆的建筑、馆内的展品及其陈列视为“媒介”。⑦将海外中餐馆置于人类跨文化交往的视角之下，其跨时空的文化展示、体验、勾连之作用，对文化传播产生影响。有实证研究指出，海外华人美食文化传播是中国文化的强大凝聚力，是树立中国国家形象的极佳切入点。⑧餐馆原有的设计功能是满足人类的饮食需求而不是信息的承载与传递，但是，由于地理文化空间发生转换，当人置身于海外中餐馆，身体知觉形构新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海外中餐馆具备了跨社會传递文化的媒介功能。
就文化海外传播实力而言，必须承认的是，我们虽为文化大国却缺乏文化符号的竞争力。从传播学的角度看，符号竞争的技术定义是信息的产量与说服力，通过符号交换培育彼此间的社会信任而生成调节社会关系的力量，进而使文化符号转化为软实力。这就涉及文化在海外传递的手段、方法的问题。众所周知，社会文化的认知与传播“润物细无声”，往往需要持久、深入的“精耕细作”。具有百余年发展史的海外中餐馆，恰恰成为中华文化元素或观念嵌入当地社会生活的一个常态化、长效性传递形式。同时，在日新月异的通信技术作用下，国际间信息交换的平台日趋多元，国际传播的信息权力从集中趋向分散，海外中餐馆进一步参与并扩大民间自组织跨社会文化传递行动，同时又具备了新的技术支撑与社会条件。由此，海外中餐馆从消费美食转化为传播文化，对增强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符号竞争力，具有现实意义。
目前，在传播学领域，仅有部分以中华美食为对象的传播调查研究，对海外中餐馆本身文化传播的阐释性研究很少。⑨本文的资料主要来自新闻媒体的相关报道以及一些机构的公开信息。
二、海外中餐馆发展历史概览
晚清时期，中国经历“千年未有之变局”，西餐进入中国。大体同时期，中式饭馆在海外的发展也渐成规模。18世纪欧洲已经兴起中国文化热，但真正做到雅俗共赏并普及欧洲民间的，当首推中华饮食文化。第一代华人移民靠菜刀、剪刀和剃头刀“三刀”作为生计手段，并在海外站稳脚跟。他们移民海外之初，也多以开饭馆谋生。在华侨聚居之地东南亚，中餐馆发展也很可观。早在光绪五年（1879），英国旅行家伊莎贝拉就注意到在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华人社会普遍依恋中国饮食，大量从中国进口猪油、粉丝、腊肠、各种肉食罐头以及各种中式饮食器皿，在许多地方形成华人的“食街”。⑩由此观之，中华饮食文化的异地传播是劳动力输出或经贸交往的伴生性现象。民以食为天，食随人行，中国人走到哪里，中餐馆就开到哪里，中国的饮食风俗也随之传播到哪里。目前，海外中餐馆随华人社区插花式散点分布在全球各地，该现象是移民历史演绎的社会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