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家软实力的文化：国家文化资本论（上）

摘要：论文以文化软实力和文化资本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中国的文化发展现状，在评析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以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论和奈的软实力理论为基础，提出国家文化资本的概念，并对其含义及类型学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指出国家文化资本与文化资源及文化软实力的关系，并对国家文化资本概念的运用范畴及其功用进行了描划。

关键词：文化；软实力；文化资本；国家文化资本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3）05-0125-005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有着极为丰富的民族文化传统和庞大的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乃至世界文化史上一笔宝贵的财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实现了放飞经济的梦想，综合国力有了显著提高：按GDP总量计算，中国2010年已跃居世界第二位；有关专家预测，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到2020年，中国的GDP总量将首超美国而跃居世界第一位。但遗憾的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的道路上，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发展却远远滞后于经济发展，文化发展曾一度让位于所谓的经济，甚至沦落为“经济唱戏”搭台的配角，国家和民族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状况的严重失衡实在是与中国这样的世界文明古国和经济强国的地位极不相称。中国（中华）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在全球化大潮的冲击下却原地踏步，不进反退，完全没有发挥五千年深厚文化作为国家软实力应有的作用，个中缘由发人深省。

庆幸的是，自2011年起，党中央和国务院对文化在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影响、所扮演的角色、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及其国际影响力等方面予以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先后把中国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发展纳入党和政府重点扶持的国策之中。早在201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发表讲话时就强调，要加快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形成与中国国际地位相对称的文化软实力，提高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仅三个多月后，在2011年10月15—18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六中全会上，就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为《决定》），明确提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从时代要求与国家战略的角度，第一次从文化纲领、文化目标、文化政策上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奋斗目标和“中国道路”。《决定》强调了中国国家和民族文化未来的创造与文化创新，强化了国家和民族文化在国际竞争中作为软实力的重要性，吹响了中国从经济强国向文化强国迈进的号角。随后在次年召开的十八大决议中再次明确了文化发展在国家十二五规划及未来发展中的重要战略地位，这些都客观上为在全球化语境下宣传和推广中国（华）国家和民族文化，增强中国国家软实力及（中华）文化的国际竞争力提供了政策上的源动力和支持。问题也随之而来：国家的“文化强国”及其文化软实力战略目标虽然明确，但是迈向文化强国的“中国道路”到底该如何走？《决定》和十八大决议并没有给我们答案。正是带着这种明确的问题意识，本文立足于中国当前的国家和民族文化建设现状，以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化资本论和美国哈佛大学约瑟夫·奈（Joseph Nye） 教授的软实力理论为基础，提出国家文化资本的概念，并从理论上对国家文化资本的概念、构成要素及其类型学展开系统研究，力图聚焦中国国家文化资本的发展现状，并创新性地提出国家文化资本的全球影响指数研究，拟以构建中的中国国家文化资本全球动态数据库和案例库为基础和起点，通过创新性动态计算和发布中国国家文化资本在全球的年度影响指数，为中国实现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的“文化强国”的“中国道路”提供一种可选择的、可靠的合理路径及研究的视角，最终也将为中国国家和民族文化昂首走向世界提供不可或缺的数据和理论依据。

一、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论：理论述评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文化创意研究、文化产业研究及其文化软实力的理论研究可谓方兴未艾，但分析之后不难发现，这些研究要么聚焦文化与经济的关系，重点关注文化的产业开发及其所能带来的经济效益，要么受到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的影响，着重从理论和宏观层面上对中国文化的软实力展开探讨，但对于文化作为一种资本和软实力实现的路径，尤其是从国家和民族文化发展的战略高度上对中国国家文化资本和软实力展开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十分鲜见。鉴于此，本文在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及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的基础上，大胆提出国家文化资本的概念，并对其展开学理和类型学研究，提出国家和民族文化资本国际影响指数的理念及模型建构，以期为未来中国国家文化资本全球动态数据库及案例库的建设打下必要的理论基础。

“文化资本”理论是由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于20世纪60年代系统地提出，后广泛应用于社会学、人类学，乃至经济学、地理、生物学、文学等领域，包括教育再生产、文学与文化经典形成研究等。但文化资本作为一个概念其实早在布尔迪厄之前就曾由孔德首先在《社会政体体制》中提及，古德纳随后跟进，在《作为文化资产阶级的新阶级》中提出：“这种文化向资产的转变，资产可以为私人所用并传之后代，正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所称的‘资本’。资本是对文化的私人占有，是把文化共有圈作私有”（Gouldner，1979：25）。

继孔德、古德纳之后，布尔迪厄通过其对法国教育再生产的社会学研究再次明确指出，资本是社会内在规律的潜在原则；资本同时也是积累的劳动，其积累需要经过一定的时间，并能产生利润。布尔迪厄认为，人们一般只考虑经济理论中的资本，然而资本这种一向被视为十分“物质”的事物，完全可能以非物质的文化资本的形式出现。在布尔迪厄看来，文化虽不会直接转变成金钱，但却可以以一种隐形的方式产生利润。他坚持认为文化与经济上的资本有一些共同点，并特别指出文化“惯习”（habitus）和“倾向”（disposition）构成一个能够产生利润的源泉；它们可以为个人或团体所垄断，并在适当的条件下，可以代代相传。

布尔迪厄认为，资本以多种形态存在，文化资本只是其中的一种。在《教育社会研究与理论手册》的“资本的形式”一章中，他率先指出资本有三种基本形式：即，经济资本（economic capital）、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和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在其后期的著作中他又进一步探讨了另外一种资本类型：象征资本（symbolic capital）。布尔迪厄坚持认为，资本通过在场域中不同社会位置上的不平均分布而发挥效益，它体现的是社会成员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反映了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公。上述各种形态的资本之间可以互相转换，转换的比率随场域（field）的条件而发生变化。然而，布尔迪厄并没有拘泥于简单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资本，却转向了此前一直未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所关注的文化领域，尤其是教育领域。

作为一种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典型的资本形式，文化资本在布尔迪厄看来是个人经过不断学习逐渐积累起来的，与个人的资本密不可分割。其理论的核心在于：文化资本在某些条件下可以转换成经济资本，它是以教育资格的形式被制度化的。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论扩大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资本”概念，在一定意义上强调了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所形成的个人文化资本及其所蕴含的社会意义。

从布尔迪厄系统地提出“文化资本”的概念到后来学者让此理论在教育和文化领域的繁衍扩张，都没有离开文化资本的“私有性”。古德纳在《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中认为，文化变成资本的前提是，文化生产出来的商品必须被私人占有，而且拒绝为那些缺乏文化的人带来经济上的收入。不难看出，西方早期的文化资本理论研究都是以强调文化资本的个人累积性为出发点。

二、文化资本研究：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学说虽说起源于社会学的教育领域，但却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很大反响。中国学者也于21世纪初对布氏的文化资本理论开始了认真审视，出现了一批以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为主要理论支柱、从文化资本的视角对中国问题展开探讨的著述。国内对布氏文化资本学说的批评和应用主要有三种形式：（1）对布氏的文化资本学说采取拿来主义，直接运用于我国的教育领域；（2）对布氏的学说从理论上进行评价和介绍，主要以理论评介为主，目的是将布氏的文化资本学说引介给国内读者；（3）以布氏的文化资本理论为幌子，表面是将布氏的文化资本学说创造性地应用于各种不同的领域，其实是挂羊头卖狗肉：只是借用了布氏的文化资本的术语，然后行的是自己的所谓文化资本研究之道，与布氏的文化资本研究无论从方法论还是批评实践上都大为不同。

比如，有些学者基本上遵循了布尔迪厄对三种文化资本形式的区分，沿着文化资本与人力资本、文化产品和文化制度的关系等方向对文化资本与全球化、经济发展、阶层分析、个体发展以及后科学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探讨（薛晓源、曹荣湘，2005）。还有学者则从文化资本的性质入手，较为系统地探讨了文化资本的产生与积累、循环与周转、生产与再生产、流通与重组等问题；同时从实践上探索文化资源，尤其是民族文化资源资本化运作等问题，并建议根据文化的种类将文化资本分为三种亚类型，即固体的、产品的和流动的（李沛新，2007）。

有学者以中国西部民族文化为研究对象，认为西部大开发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以现代市场经济文化对民族文化进行重构的过程。而将民族文化资本化、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则是实现这一过程、弘扬民族文化的重要手段。民族文化资本运营是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与经济的协调发展之道，要使“经济‘嵌合’于文化”，才能实现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李富强，2004）

有学者则以文化贸易为主要研究对象，认为在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渐突出，文化不可避免地要参加世界范围内的大对话、大交流、大竞争、大角逐。而文化贸易在这种大竞争和大角逐中，将会扮演重要的角色，文化资本的国际运营因此而凸显其重要性。（王雪野，2008）。

也有学者（张鸿雁，2002）借力西方的城市文化资本（或文化首都——英语capital兼有“资本”与“首都”之意）概念，着眼于提升中国现代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在“经营城市”、“营销城市”的探讨中，提出“城市文化资本”运作的模式和意义，并结合城市形象理论，借用企业识别系统CIS （Corporate Identity System）的概念，提出了城市形象系统（CIS）战略，为如何构建城市新形象、提高城市国际竞争力提出了方案。该学者认为城市群体的教育程度越高、个人文化资本越充分，市民的文明行为举止就越有文化资本的意义。简而言之，城市文化资本是所有市民个人文化资本积累起来的总和，是集体的力量。表面上看，对城市文化资本的这种论断和分析均没有脱离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体系，其实它只是借用了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的术语，其对城市文化资本的研究与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的社会学研究大异其趣。

综观国内文化资本理论的研究现状，主要存在如下明显的不足：

1.理论方面，文化资本的理论创新研究不够，无论是以民族、企业文化，还是以城市文化为对象，其理论框架要么是照搬和套用布尔迪厄的理论，要么就是打文化资本之名，行文化经济产业（创意）研究之实，缺乏对文化资本理论要素的系统化分析，更谈不上形成我们自己的文化资本理论及其类型学研究体系；同时，国内对文化资本的理论研究也过于泛化、平面化和空洞化，研究的深度和角度有待进一步加强。

2.就方法论而言，对文化资本的论述及分析研究多采用简单的经济学分析方法，主要采用定性研究法，缺乏定量研究；如何将传统的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法很好地结合起来，就成为当今我国文化资本研究的重点和难点之一。

3.文化资本理论探讨为多，实际应用研究很少。总体而言，国内现有的研究对我国文化资本的个体、个案或个别领域研究的较多，而对整个中国（中华）国家和民族文化资本的系统研究欠缺，更缺乏对文化作为国家软实力最为重要的指标——国家文化资本对于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及其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形成有效和系统的尝试性研究。

4.当前国内的文化资本研究过于注重个体、局部和细节，尚无系统的文化资本影响指数或评估体系研究。基于此，笔者认为只有有效地解决了如何衡量或评估文化资本的问题，才能真正为文化资本作为一种国家软实力找到一种理论依据和实践的风向标。当然，这在国外即使是文化资本研究相当盛行和成熟的西方社会学研究体系中也还是个有待解决的难题。文化资本缺乏有效的衡量手段和体系同时也是布尔迪厄文化资本论备受诟病的软肋之一。国家（民族）文化资本的衡量及其影响指数研究也正是本文重点关注并力求创新之处。

简言之，国内当前的文化资本研究存在着重文化产业经济和所谓的创意研究，轻理论创新及实证效果分析；多个体、平面及局部研究，少影响（效果）、立体及整体研究的现象。究其根本，就是文化资本既有研究总体缺乏理论创新研究，更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中国（中华）国家（民族）文化资本全球动态数据库及案例库的支撑。这就客观上造成了当前国内相关的文化资本及文化软实力研究成果理论匮乏，采用的是拿来主义（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论和奈的软实力理论），对国家（民族）文化资本及文化软实力的实践效果分析长期不在场，导致现有的成果根本无法为“文化强国”的国家战略服务，亟须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进行大胆的创新性研究。

三、国家文化资本：概念与类型

在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论和美国政治理论家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的基础上，笔者首次提出国家文化资本的概念，并拟在此后的文化资本及文化软实力批评实践中系统地应用这一概念和理论。

所谓国家文化资本，笔者以为应具有以下几个含义（要素）：

1. 文化是资本的一种形式，文化资源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转化成文化资本；

2. 国家的文化资源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转化成国家的文化资本；

3. 国家文化资源的稀缺程度和开发利用程度决定了国家文化资本的价值；

4. 国家文化资本的使用价值也部分取决于对其文化资源的合理和绿色使用程度；

5. 国家文化资本是国家软实力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软实力的最重要的指标；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下图所示。

本文所谓的国家文化资本，其定义、构成要素和适用范围不同于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论，主要体现在：

第一，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主要是一种社会学上的概念，强调的是文化的个体体现，主要适用于隐形的教育领域；而本文所说的国家文化资本，则是基于经济学的资本概念，侧重于文化资源的市场化和商品化的过程，关注的是文化资源如何转化成文化资本。

第二，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构成要素主要包括三大部分，即具体化文化资本（embodied state）、物体化文化资本（objectified state）、体制化文化资本（institutionalized state），布尔迪厄所指定的这三种亚类型的文化资本之间的界限模糊，甚至相互交互作用，缺乏一个统一和清晰的标准线来区分，这也是布尔迪厄文化资本说常被批评家所诟病的地方之一；而本文所谓的国家文化资本，含义明确而清晰，强调的是文化资源具有的资本属性及其向商品转化的特性和过程，对其类型学研究也较为合理科学。依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就会产生不同的亚类型的文化资本：如有形国家文化资本vs无形国家文化资本，物质文化资本 vs 非物质文化资本等。

第三，由于国家既是一个政治概念，也是一个地理和文化的疆界，故国家文化资本从类型学的角度也可以理解为由以下无数多的亚类型构成：民族文化资本 vs 城市文化资本 vs 大学文化资本 vs 世界物质文化遗产 vs 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vs……视研究者的需要，可以长长地继续列举下去。但无论国家文化资本如何区分，其终极目的是要视研究者的需要而定，同时也要具有可行性和科学性。因此，本文所谓的国家文化资本，其类型学研究是尾端开放的，可因需而定。

结 语

上文我们主要从时代的需要和国家发展的要求，结合我国文化资本（文化软实力）研究的现状，提出了国家文化资本的概念，并从学理上剖析了其理论的来源及其与布尔迪厄文化资本论及奈的软实力理论的关系，对其与文化资源及文化软实力的关系也进行了简要的描述。值得注意的是，国家文化资本论的提出，其目的不是为了理论而理论，更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是为了后续的相关系列研究奠定必要的理论基础，其中包括国家文化资本的测量体系建构，国家文化资本全球（国际）影响指数研究，国家有形文化资本和无形文化资本动态影响年度指数研究等，也包括未来的国家文化资本数据库及案例库的建设。由于篇幅所限，此处不能一一赘述，拟在国家文化资本论的第二部分中继续予以探讨，敬请方家指正。无论是国家文化资本数据库还是案例库的建设，抑或是国家文化资本全球影响指数的模型建构，其目的是为未来我国国家和民族文化资本的积累和全球化提供有效的路径分析，并为国家的决策机构提供决策参考，为我国实现“文化强国”战略提供有效的、可操作的路线图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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