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调查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话语权
时间：2021-02-17 07:53:12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社会科学是现代性和现代社会的产物。作为一个在深刻民族危机之际被裹挟进现代化的国家，中国的社会科学理论几乎全部“移植”自西方。有语言学家做过研究，目前流行于中国社会科学界的280个主干词(关键词)全部来自于日本，而其中大多数又是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从欧美国家引进和翻译的。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后，中国学人又以极大的历史使命感和强烈的民族危机感，直接从欧美国家大量引进理论资源，以求启蒙国民和重振中华、保住中国的“球籍”。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科学者在新的思想解放浪潮中，更是不遗余力引进西方的理论，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知识引进运动”。经过百余年(特别是近30年)的“西学东渐”，我们完成了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专业体系、理论框架和概念体系等)和制度体系(学科建制、学术规范、评价体系等)的构建，可谓功不可没。
然而，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社会科学建立的过程是以“知识移植”为手段的，因此，在建立起庞大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同时，也建立起了西方社会科学话语对于中国社会科学的“文化霸权”。面对西方强势话语的冲击，中国社会科学丧失了自己的主体性，不加反思地接受了西方理论的话语表述方式与概念体系。这使得中国社会科学看似繁荣，实际上却处于一种尴尬甚至荒谬的境地——在我们用以观察中国的理论，“中国”却一直处于“缺席”状态。这种“缺席”使中国社会科学陷入日益深重的危机之中。
任何社会科学理论都是在对某一地方历史或现实经验的提炼中形成的，具有某种普适的因素，但这种普适性是有限度的。这种“异域的经验”可以用作考察中国实践的借鉴，但如果将其作为不言自明的真理，用来套裁中国的经验，甚至指导中国的实践，则要么是隔靴搔痒、不得要领，要么是南辕北辙、贻害无穷。这样，理论简化认识、指导实践的功能不仅没有达到，往往反而成了认识和实践的障碍。
此外，我们在世界学术格局之中处于绝对的边陲地位，缺乏平等交流和对话的能力，与中国日益增强的综合国力和“数千年未有之巨变”的“大转型”时代极不相称。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以‘引进’、‘复制’和‘接轨’为特征的中国社会科学的共同点在于以西方社会科学的判准作为我们知识生产的判准，而在这种判准下的研究成果不仅较深的层面上忽视了对中国本身的关注，实际上也很难与西方进行实质性的交流和对话。……‘我们’事实上只是相对于西方论者们的‘复印机’或‘留声机’而已。”以至于，我们有了伟大的实践，却没有产生相称的理论，在世界社会科学格局中仍然处于边陲和附庸地位。
中国社会科学要走出危机，必须自足于中国实践，回应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走“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的道路，“增强主体意识、弱化边陲思维”，最迫切的就是要深入总结进行中的“中国经验”、科学解释“中国模式”，并为日益展开的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实践提供理论支持。
新中国成立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发展、转型和现代化进程走了一条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独一无二的道路。这一发展道路一直面临着西方理论的质疑。1984年，美国世界经济研究所的布朗提出了“谁来养活中国”的命题，引起了轩然大波，一时间，“中国崩溃论”不绝于耳。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后，著名学者福山提出了著名的“历史的终结”理论，认为这将是全世界统一到西方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最后一战，发展模式斗争的历史将就此终结。这意味着，中国成为下一个倒向西方模式的大国，已成不可避免的宿命。其后，“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预测从未间断。然而，中国经济30多年持续、快速、稳定的增长实践，特别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中的表现，证明了那些基于西方经验的理论在中国的实践面前都失去了解释力，中国的实践似乎只能用“中国奇迹”来解释。这种历史性巨变为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理论建构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然而，中国社会科学并没有做出让世人满意的回应，依然浸淫于西方理论的话语霸权之中，随着西方的理论风向翩翩起舞。
近年来，中国社会又面临着新的“大转型”，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被提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在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960万平方公里并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巨型国家”和“文明古国”中开展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这是全所未有的人类创举。很显然，中国的“社会”有着与西方“社会”完全不同的历史、结构和运作规律，用西方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理论和经验来指导中国的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只能是事与愿违。然而，究竟什么是社会建设、什么是社会管理，甚至什么是“社会”，如何在当下“场域”中开展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如何处理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的关系，等等，都是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也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一次新的历史机遇。
正是基于以上背景，近年来，国内学者开始了具体而艰辛的实践之路，力图更为真实地回答上面的这些问题。在这中间，郑杭生先生带领其学术团队深入到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直面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洞察基层政府的实际运作逻辑，并对其进行理论概括，逐渐形成了一些具有创新性的理论成果。
从社会学的角度，他提出“对中国经验展开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把分散的经验材料提升为较为系统的理论观点、形态，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伟大实践提供必要的学理支持，这是中国社会学义不容辞的使命。反过来，中国社会学也只有这样做，才能源源不断地获得对学科自身发展极其重要的新鲜经验，切实抓住中国社会结构变迁赋予我们的理论创新的机遇和挑战，实现‘理论自觉’，把握学术话语权”。并指出，“中国经验”是中央、地方、基层三个层次上下结合、共同探索、互动创新的结果，而非仅仅是国家自上而下的推动。他特别强调地方经验、基层经验的重要性，认为只有下到地方、深入基层才能真正理解中国社会运行的奥妙。
根据“中国经验”的三个层次架构，他设计并实施了两个系列调查，分别对第三层次(即基层社区建设经验)和第二层次(即地方城市发展经验)的“中国经验”进行系统调研，其成果是两套丛书，分别为“中国特色和谐社区建设系列调查研究报告”丛书和“当代中国城市社会发展实地调查研究”系列丛书。目前，第一套丛书己出版了郑州卷、广州深圳卷和杭州上城卷，第二套丛书已经出版了杭州卷和郑州卷，北京卷也已完成。所有这些著作，都建立在对各个地区进行深入经验调查和认真理论提炼的基础之上，是通过调查中国社会实践而提升中国社会科学主体性，从而为中国社会科学赢得学术话语权的重要努力。
所谓学术话语权，是指在学术领域中，说话权利和说话权力的统一，话语
资格和话语权威的统一，即“权”的主体方面与客体方面的统一。其中，作为“权利”的学术话语权，主要有创造更新权、意义赋予权、学术自主权等类型；而作为“权力”的学术话语权，则主要有指引导向权、鉴定评判权、行动支配权等类型。对于中国社会科学来说，学术话语权主要有两个面向：首先是实践面向，即对中国社会转型和发展的实践要有“发言权”，要有解释和引导的能力；其次是理论面向，即在世界学术格局中，要有“发言权”，要能够与西方学者进行平等的交流和对话，能够为世界学术的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独特贡献。二者是相互联系的，只有对中国现实能够做出有力解释的中国理论，才有可能为世界学术作出独特贡献；也只走在世界学术前沿的理论，才能对中国社会实践作出更透彻的解释。
郑杭生通过系列社会调查，对于“中国经验”有了比较深入系统的认识，对于中国社会发展也有了独特的解释，形成了一些切合中国实际的学术话语。举例来说，对于中国正在开展的社会建设，学界流行的观点是所谓社会建设就是要建设一个与国家和市场对抗的公民社会，即让国家(政府)走开，也让市场走开，让“社会”，即“公民社会”、“能动社会”，来主导整个社会的秩序。通过对各地社会实践的大量考察，并结合中国历史传统思考，他认为这一流行观点是既不符合中国实际，也无视中国传统的西方理论；用这种观点来指导中国的社会建设，只会使其走向歧路。这背后涉及的根本理论问题实际上是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
在西方，国家与社会的紧张关系既是一种历史常态，也是一个现实困境。在古希腊城邦制度中已经初见端倪，“现代”以后，二者的巨大张力似乎有增无减，～定时期甚至势同水火。这种实际情势成为了“国家一社会”二分模型和“国家一市场～社会”三分模型的现实资源。因此，在西方理论中，一直充斥了极端的二元对立，要么为市场张目、为国家立言，要么呼吁保卫社会、解放社会。在诸多论者那里，一个独立于国家并具有抗争和制衡力量的社会，是完全能够自主、自治、能动的社会，是解决现代社会一切问题的一剂良药。
而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则完全不同。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并没有西方理论中所界定的那个独立于国家的市民社会，无论是钱穆的“四民社会”概括，还是费孝通的“双轨政治”论述，还是其他学者的“士绅社会”、“家国同构”等论述，都表明中国历史上的国家与民间的理想形态是融合一体、上下整合，而非相互斗争、彼此消解的。1949年后的30年，中国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上走向了与一个与西方把国家与社会相对立的另一个极端，即把市场和社会都消灭了，一切由国家来主导。改革开放的实际上就是逐渐改变这种局面，建立一种新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型态。在实地调查中，处处都显示，在中国，“社会”是无时无刻不是在处理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实际运行着。离开了国家(政府)和市场，社会几乎寸步难行。相反，凡是国家、市场、社会三者合作得好的地方，社会建设也搞得好。这一点在杭州“社会复合主体”的实践探索中体现的最为明显——杭州通过构建“社会复合主体”，促成了“政府一企业一社会”三大部门在结构上互动、功能上互补、机制上互联，不仅大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还大大地改善了民生，优化了社会治理体制。
基于以上考察，郑杭生得出结论：那种把国家与社会对立起来的观点根本不适合中国的社会建设和社区建设，是一种在西方“话语霸权”影响下的“无根的观点”——在中国社会既没有历史的根基，也没有现实的根基。甚至，这种理论在西方当前的实践中，也很难完全被实行。“国家－社会”的中国理念应该是“政府－企业－社会”的合作三维，中国社会建设和社区建设应该循着这一路径展开。因此，中国社会科学必须跳出西方理论话语的束缚，通过社会调查概括出自己的理论话语，从而赢得其学术话语权。
中国社会科学发展到今天，已经无法回避这种内外“失语”的双重危机——对内无力回应中国社会“大转型”所提出的“大问题”，对外始终处于边陲、附庸地位，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亦步亦趋的大局面仍然在延续，无法与西方学者平等交流对话。郑杭生先生近年来所开展的系列社会调查以及在此基础上所作出的理论提炼表明，中国社会科学要想走出“危机”，必先走向“田野”，直面中国正在发生着“巨变”的社会实践，开展扎扎实实的社会调查，真正弄清楚我们这个国家和社会的真正状态；在此基础上，继而进行“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经验”为依据的理论提炼，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进而构建起具有中国自身的主体性，才能从根本上破除长期被西方垄断的学术话语权，实现在社会科学方面的真正突破。只要按照这一思路扎扎实实走下去，中国社会科学从世界学术的边陲走向学术中心，从“失语”到掌握学术话语权是有希望的!
(责任编辑 刘昕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