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附与跨越:发展中国家的战略抉择

[摘要]从依附理论思想成果的角度考察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分析发展中国家实现自主跨越的路径。依附理论学家认为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经济剩余由外围流向中心，中心对外围形成剥削和控制，外围内部也形成畸形的经济结构。外围发展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不发达的发展，要实现跨越，需要走社会主义道路，重新构建国际经济秩序，或者在依附中求发展。这些观点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多方面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经济剩余；不发达的发展；依附性发展

[中图分类号]F0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0)07－0019－04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已以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地扩散到全球，给世界各国经济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都产生了较大影响。于是，我们需要反思：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的前途如何?如何认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发展中国家如何摆脱被动实现自主跨越?本文通过对依附理论的系统剖析，以期重新认识依附论的现实意义，和重新认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地位。

一、经济剩余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对立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以跨国公司为支柱的国家垄断资本迅猛扩张，拉美国家工业化进程也已从自主的民族主义发展阶段过渡到以外资为动力的依附性发展阶段，西方现代化理论在这种新变化面前解释无力，以巴兰、阿明、桑托斯等为代表的“依附理论”学派藉此应运而生。

巴兰(Baran)是最早勾勒出依附理论轮廓的经济学家，他认为发展中国家落后的原因是外生的而不是内生的，即它们的贫穷在于与西方的联系，而不纯粹是因为内部经济增长的障碍，这种联系产生的结果是不发达。他提出的一个核心概念即经济剩余(社会生产的劳动产品与社会消费之间的差额)，成为依附理论的奠基性概念，并为后期的理论家所引用和发挥。巴兰用经济剩余的积累和转移考察历史的发展，认为经济增长就是剩余的多少及对其利用的结果。根据他的分析，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不能沿着人们所熟知的发达资本主义道路前进，是因为实际经济剩余和潜在经济剩余两者之间的差额太大，以至资本积累太少而投资不足。其原因在于两方面：一方面，发达国家出于攫取和吸收剩余的目的，对不发达国家推行帝国主义政策，迫使它们从属于不平等经济关系，进而形成适合发达国家需要的经济结构，并以借贷利息流出、不平等贸易交换和投资利润转移等方式最终将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剩余转移至发达国家，这是造成发达与不发达分化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不发达国家对经济剩余利用不当，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少数社会富裕阶层的过度消费；二是大量非生产性劳动的耗费；三是现存生产结构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四是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大量失业存在。巴兰批判了资本主义和谐一致的观点，将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归结为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对立。巴兰认为虽然发达国家资本流向落后国家，但并不能改善落后国家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反而使之遭受封建压榨和世界资本主义商业压迫的双重剥削，并导致这些国家变本加厉的腐败和不公正，最终导致经济剩余由不发达国家逆向流往发达国家。

20世纪40年代末，普雷维什(Prebisch)提出了中心——外围的概念，后来又吸收了巴兰的经济剩余理论，逐步将其发展为现在较完善的理论体系。普雷维什认为，世界经济体系是由“中心”和“外围”相互排斥又互为条件的动态两极组成，一极是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极是持续贫困的发展中国家；中心在全球的扩张的目的是为了利用外围，从而限制和阻碍了外围的发展，中心和外围相互间是不平等的依附关系，结果形成发达国家日益发达，外围国家则无法摆脱不发达状态的国际格局。普雷维什进一步考察了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的经济结构特征，认为中心国家的经济结构是同质和多样化的，外围国家的经济结构是异质和专业化的。异质表现为生产率显著不同的生产活动同时并存，专业化则表现为外围国家出口部门集中生产少数初级产品，与其他经济部门的前后联系有限。外围国家的失业问题和结构的异质相联系，而国际收支不平衡和贸易条件恶化问题则与过度专门化相联系，在两者共同作用下，造成了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收入差距的日益拉大。

桑托斯(Santos)是依附理论的集大成者，他指出依附作为一种历史状况，造成了一种有利于一些国家却损害另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结构。这种依附关系不仅决定着不发达国家的国际关系，而且也决定着这些国家的内部结构，即生产的方向、资本积累的形式、再生产、社会和政治结构等，从而形成了独特的经济社会现实。依附的类型依据历史时期特征可分为三类：其一为殖民地商业——出口依附，即与殖民主义国家机构结盟的商业和金融资本，通过贸易垄断支配着殖民地的经济关系，同时伴随着对土地、矿藏和劳动力的殖民垄断；其二为金融——工业依附，特点为垄断性大资本在各统治中心居领导地位，并大肆对外扩张，向依附国原料和农产品生产部门投资，以满足各统治中心的消费需求，在依附国造成一种从事这类产品出口的“外向型”生产结构；其三为技术——工业依附，特点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转向以不发达国家内部市场为目标的工业部门的投资，形成跨国公司的技术垄断统治。三种依附形式造成两大结果：一是世界市场形成不平等交换关系，由于贸易关系的基础是对市场进行垄断控制，把依附国的盈余转到统治国，从而把不平等变成世界经济中心必不可少的结构性因素；二是在国际分工基础上形成了“新的依附结构”。这种“依附结构”特征表现为，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发展依赖于出口部门创汇以购买所需要的投入品。然而，出口生产由“中心”国家的需求所限定，生产结构具有僵硬的专业化和单一生产的特点。依附性对外贸易关系导致外国资本严重控制了发展中国家最有活力的经济部门从而导致在发展中国家国内形成“大都市”中心和“落后地区”外围的结构，另一方面，这种“依附结构”在政治上也维持了传统的和堕落的寡头政治集团的统治。这种生产体系的依附性还在于它能再造一个自身发展受到国际关系制约的生产体系，这个生产体系必须只发展某些经济部门，必须在不平等条件下进行交换，必须在自己国家内部同国际资本在不平等条件下竞争，必须强制推行对劳动力的超级剥削关系，以便将如此创造的经济剩余在国内和国外统治者之间进行分配。一旦再造了这种生产体系和国际关系，依附性资本主义便再生产出阻碍其处于有利地位的各种因素，并在国内再生产出落后、贫困和社会边缘化。在上述分析基础上，桑托斯认为依附性资本主义“面临的最严重的障碍并非来自由于未纳入资本主义体系而造成的所谓落后，恰恰相反，限制这些国家充分发展的最大障碍正是来自同资本主义国际体系的结合方式及其本身的发展规律。”

巴兰以经济剩余的国际流向和对经济剩余的有效利用来说明不发达的原因，指出资本主义发展存在“不发达的陷阱”，他的经济剩余概念成为依附理论的奠基石。普雷维什则明确提出“中心”和“外围”的两极分化，外围对中心霸权的依附不仅体现在经济事务，还包括政治事务、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结果是外围迫于外部压力不能自主决定发展战略。他的“两极”论进一步明晰了研究的方向与重点，形成依附理论

的核心思想。桑托斯深化了依附的结构研究，着重剖析了当代帝国主义垄断的组织细胞即跨国公司的扩张，以及依附的生产和再生产结构，并批判了伊曼纽尔等人热衷于从流通领域而未能从生产领域来阐述依附和不平等问题，从而使依附论更加系统化。巴兰、普雷维什、桑托斯从不同角度阐明不发达国家的落后原因，构筑起依附理论大厦的主框架，确认了世界资本主义发展不是和谐的，而是对立排斥的。正如阿明所说，“在中心地区所取得的和谐(在那里可以提高剩余价值率)必须由外围地区日益增加的不和谐(在那里，要为资本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付出代价)所抗衡。”

二、不发达的资本主义性质与走出陷阱的途径

依附理论学家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确认为不和谐和对立排斥，则与主流发展经济学的观点产生极大分歧。主流发展经济学通过分析不发达国家在储蓄、投资、技术、制度方面的累积因果关系，以及普遍存在的二元结构现状，提出“低水平均衡陷阱”、“缺口模型”及“大推进”理论、不平衡增长理论等，并着重从不发达国家内部寻找落后根源，探讨通过强制储蓄、技术引进、金融深化等路径来寻求出路。依附理论学家则从历史发展、外部条件寻找二元结构生成的根源，把不发达的陷阱归属于特殊的“资本主义陷阱”，并由此分析了不发达的性质及跨越“陷阱”的路径。

弗兰克(Frank)提出了“不发达的发展”命题，定义了不发达的资本主义性质。他通过对世界资本积累进程中依附性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分析，把世界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过程分为重商主义、工业资本主义以及帝国主义三个阶段。相应地，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的交换关系从不等价为基础的不平等交换，发展到以等价为基础的不平等交换。这种不平等交换造成大量剩余从殖民地外流到宗主国，从而使宗主国积累起大量资本并。殖民地内部生产关系和外部生产关系的结合，促成了它们不发达发展的开始。当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在殖民地中发展起来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被全部或部分消灭，也就排除了它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进一步发展。所以，弗兰克认为，不发达是由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造成的，当代发达国家曾经历过“未开发”(Undeveloped)阶段，但从未经历过“不发达”(Underde-veloped)阶段。当代不发达国家不发达的根源并非是由其孤立于世界历史主流之外的封建古老体制和资本短缺所造成的，而是由不发达的卫星国和发达的宗主国之间过去和现在的经济关系造成的。不发达的性质不能归咎于不发达国家的“封建性”或“前现代性”，它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不发达的发展的结构，殖民地经济已经一元化为资本主义性质所造成的结果。他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分析中，得出总结，“宗主(中心)的那些陈规老套是不符合卫星的经济现实的，也不会满足它们要求解放的政治需要”，“归根到底正是它们的人民将负责改变这种再也不能接受的过程，并消除这种悲惨的现实”，出路只能是社会主义革命。

阿明(Amin)同意弗兰克关于不发达的资本主义性质的观点，认为外围资本主义发展是畸形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一是趋向出口活动的严重畸形，它吸收了来自中心的大部分资本；二是趋向第三产业活动的畸形，它来自外围资本主义的特殊矛盾和原来的经济结构；三是选择工业部门方面的畸形，即趋向于轻工业部门，并在这些部门使用现代技术。这三种畸形是由于外围与中心国际分工格局的不合理，导致中心积累不断积聚进行，同时导致不发达经济的比例失调、二元结构和经济增长受阻所致。他把“外围”资本主义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殖民主义阶段，二是替代进口工业阶段，三是外围真正自力更生阶段。在前两个阶段，不发达国家处于不合理的经济格局中，而没有形成自力更生的经济体系。只有到了第三阶段，外围国家的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普遍觉醒，认识到只有通过群众性消费部门的发展，才能导致民族的自力更生。但许多不发达国家尚未进入这一阶段，其原因是过早输入了“工业革命”，这是外围国家经济畸形发展的根源。阿明提出，外围国家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只有为大多数群众服务，才能扭转依附局面，才能走向真正自力更生阶段，而要如此，只有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脱钩”，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办到。对于不发达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阿明认为应包括两重规定：一为社会主义目标，这一目标不能用经济条件加以限定，但也不能离开经济问题；二为过渡结构。就个别国家而言的，它不只意味着公有制的发展或重工业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它把现代技术与改善群众的状况结合起来，在科研方向上进行巨大变革。不发达国家只有坚持社会主义目标，不断完善过渡结构，才能摆脱依附，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卡多佐(Cardoso)不同意阿明的“脱钩”观点，提出了“联系性依附”发展理论，把发展界定为“一个通过与中心经济的新型联系而受益或正在受益的过程”，并认为发展和依附是并存的、同时发生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相互矛盾的现象，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在依附条件下还是能够保持一定程度的增长。随着跨国公司的兴起和工业资本对外围经济的渗透以及国际分工的产生，外国企业的利益在某种程度上和依附国的内在繁荣是相协调的。因为外国企业的目的是制造产品投入国内市场，他们的利益至少和依附国家的一些重要部门的发展相一致，从这种意义上说，它们促进了发展。当然，走“联合性依附”发展道路需付出一定代价，可能形成扭曲性的发展，如收入分配的倒退、忽视基本必需品生产、缺少“自主的技术”、缺少充分发育的金融部门，以及人力资源使用不当和备受剥削等，所有这些导致了相对贫困和阶级摩擦。但是，外围地区自身无法完成资本积累的循环周期，必须求助于外部动力，这就需要依附于一个活跃的补充机制——它必须投身于国际资本主义的循环。

刘易斯(Lewis)提出的二元结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发展中国家落后的原因，但这种理论实质上否认了外围国家生产关系的资本主义性质，把封建体制残余视为发展中国家发展的障碍，彻底“西方化”是二元结构理论的逻辑出路。弗兰克把不发达归咎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特殊结构和本质之一，明确了不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性质，从而否定了二元结构理论，引导了人们从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角度思考不发达的根源，树立起依附理论的鲜明特色。阿明进一步分析了外围资本主义的畸形结构，提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脱钩论”，其核心并不是闭关自守，彻底摒弃资本主义，而是想引入新生势力来彻底摆脱发达资本主义的剥削与控制。巴兰、桑托斯、普雷维什、弗兰克等依附理论家大都赞成走向自主发展的社会主义，构建新的国际秩序。卡多佐的“联系性依附”理论提出在付出一定代价的条件下、在依附中求发展的观点，使依附理论由“停滞”模型构建提升到“依附发展”模型的构建，改变了依附与发展势不两立的传统观点，丰富了依附理论内容及走出资本主义陷阱方式的探讨。

三、评析与借鉴

在社会科学领域，任何一种观点、理论或学说都有一定的价值取向，发展研究当然不例外。主流发展经济学家以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对照发展中国家的现状和前景，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研究纳入新古典经济学体系，强调竞争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而忽视发展的历史前提、国际间的讨价还价能力及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并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来规范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随着世界经济实践的展开，主流发展经济学的方法与观点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大多数依附论者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思想和唯物史观，试图揭示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关系的阶级本质，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何控制和剥削发展中国家的分析框架，提供一种理解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关系的理论方式和一种理解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走向的新视野。综观二战以后，第三世界除了“四小龙”之外还无大国真正进入发达之列，非洲一些国家愈来愈陷入贫困，如果不从发达国家有意制造“依附国”畸形经济结构去理解，不从经济剩余的国际转移来理解，是很难说清楚的。

在西方主流学者那里，资本主义是消除各种不发达现象、解决各种发展问题的根本方法，因此，资本主义成为发展的最终归宿。依附论的出现是对“西方化”的有力抗争，它强调要了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史和社会史，反对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过去与发展中国家的今天之间划等号，重视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剥削与控制，指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发达与不发达的客观对立，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正是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达”所造成的。依附论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前那种站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角度阐释不发达问题的局面，对发展中国家学者探索本国经济发展道路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当然，任何一种理论的结论和主张都只是同具体历史条件相联系，因而具有历史局限性。如批评者指出，依附论忽视贫困的内部因素，把不发达的病根归咎于国际因素，是片面的“外部因素决定论”。然而，依附理论的分析方法和分析范畴，对于认清不发达国家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扩张进程中的地位，以及这一进程对不发达国家内部阶级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影响，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黎贵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