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民盟在桂林的斗争及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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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抗日战争时期建立的民盟桂林核心小组，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组织了在国立桂林师范学院的斗争，并利用盟员自身的优势与中共合作开展抗战文化宣传，在桂林进行了特色鲜明、富有成效的抗日活动。
［关键词］ 抗日战争时期 民盟 桂林 启示
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是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参政党，“主要由从事文化教育以及科学技术工作的高、中级知识分子组成。”［1］1942年9月，日寇气焰十分嚣张。为了更加有效地领导和组织桂林的抗日斗争，在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下，民盟桂林核心小组建立，随即与中国共产党并肩战斗，在桂林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民主运动。
一、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桂林核心小组的建立
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进行了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纷纷加入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时，“民盟的前身民主政团同盟，已于一九四一年秋派梁漱溟到香港创办民盟的机关报《光明日报》，向海内外宣传民盟的政治主张，异军突起，影响很大。”［2］(P53)但香港沦陷后，民盟在香港的活动也被迫终止，主要领导人梁漱溟和李伯球先后来到桂林。同时，在香港从事抗日民主运动的文化名人和其他民主人士，也在中国共产党广东东江纵队的护送下来到桂林。
1942年7月，李伯球应中共领导同志的邀请奔赴重庆，向周恩来介绍两广的情况。“周恩来同志面示李伯球返回两广建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组织，开展民主运动。”［3］(P62)李伯球回到桂林与梁漱溟反复磋商后，“邀请张文、曾伟、罗子为、周鲸文等组成以梁漱溟为首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桂林核心小组。”［3］(P63)核心小组吸收了大量当时迁居到桂林的文化名人，包括千家驹、欧阳予倩、徐寅初、张锡昌等当时著名的文化学者。由于核心小组建立后开展的活动基本上是借助各盟员的工作岗位进行，这使得桂林的抗战文化运动得到蓬勃发展。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桂林核心小组的建立大大增强了民盟的进步力量，在组织上和政治上都为民盟在广西的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二、民盟桂林核心小组的抗日活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由桂系军阀掌控的桂林当局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引下相对较民主，支持进步。因此核心小组成立后，得以在中共领导人的关怀与支持下，利用盟员自身的优势，在桂林开展特色鲜明、富有成效的抗日活动。
1、加入桂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日战争时期，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巩固和壮大统一战线的重要原则之一就是充分地尊重并维护同盟者的利益，团结同盟者为共同的目标奋斗。中国民主同盟认同中国共产党的这一优良传统，积极加入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阵营中。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桂林核心小组正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人周恩来的支持、帮助下，本着团结、抗战、民主的目的建立的。核心小组成立后接收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加入，与中共一同推动桂林的抗日活动。盟员积极利用自己作为文化学者的影响力，在桂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宣传抗日，开展反对日寇的斗争。既是中共党员也是核心小组成员的张锡昌等就为桂林抗日活动的开展做了许多工作。核心小组负责人徐寅初还多次通过与桂林地下党取得联系，共同开展民主运动。抗日战争时期民盟桂林核心小组开展的一系列抗日活动，是其参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桂林发展和壮大的重要体现。
2、在国立桂林师范学院开展斗争。
知识青年要求进步的需要在桂林当时的抗日形势下尤为突出，国立桂林师范学院的学生多次自发地组织表达抗日愿望的运动，宣传抗日主张。民盟桂林核心小组当时在国立桂林师范学院设有支部，学生们迫切的进步要求在民盟支部的支持下转化为行动。民盟在现在广西师范大学的前身——国立桂林师范学院开展起产生广泛影响的斗争，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民盟的大部分盟员都在师范学院担任教师，曾任国立桂林师范学院总务长的徐寅初，教务长的林砺儒，在民盟担任一定职务的欧阳予倩，早期就入盟的千家驹等都曾到师范学院任教和工作过，他们通过组织师范学院的学生参与抗日活动，扩大了民盟在桂林的影响，更是给国立桂林师范学院留下了丰富的精神文化财富；另一方面是因为“师范学院一贯存在进步势力和反动势力的斗争”［2］(P67)，师范学院的同学在民盟同志的主持下，由学治会负责出版《学生生活》，刊登了大量的争取和平，倡导民主的文章。“重庆《新华日报》曾载文称，桂林师院是西南民主堡垒，这与民盟的努力是分不开的。”［2］(P72)
3、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开展抗战文化宣传。
抗战文化为在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坚守的知识分子和人民大众提供了表达革命信念，了解社会现实的武器。这个无形的武器可以打败日本的奴化教育，破除“顺民”的桎梏。民盟盟员天然的优势使得这个武器在其手中显示了巨大的力量。
民盟桂林核心小组的盟员千家驹参与主编《国民公论》（桂林版），多次及时刊登中共一些领导人的讲话，并在刊物上介绍抗战的最新情况。核心小组除以报纸、刊物为阵地与中共联合宣传抗日外，还积极以文化组织的形式组织抗日力量，宣传抗日主张。盟员欧阳予倩参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的筹备和成立，组织作家开展各种政治活动；作为广西省立艺术馆实验话剧团的馆长，经常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其中尤以1944年2月15日召开的西南剧展影响最大。西南剧展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秘密领导下，由欧阳予倩等文化名人团结社会各界的进步力量，在桂林召开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展览会内容丰富，“有的直接反映了抗战现实，有的虽然没有直接宣传抗战，但从另一方面揭露了国民党和旧社会的黑暗，宣传了爱国主义思想，表现了抗日主题，批判了封建主义，这在当时来说，仍然是十分需要的。”［4］(P267)这些报纸、杂志和戏剧展览都对桂林当时抗战文化教育和抗战救亡运动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中国民主同盟积极投身抗日，在与中国共产党共同抗敌的历程中，以实践证明了“走新民主主义道路，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民主同盟唯一的光明大道，这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光荣传统，也是民盟历史总结的最可宝贵的经验。”［3］(P96)
三、抗日战争时期民盟在桂林的工作经验和启示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民主同盟桂林核心小组在桂林组织开展的斗争，为桂林民主活动的蓬勃发展，为迎来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民主同盟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这样的经验也给民盟在新时期的发展带来了有益的启示。
1、抗战中民盟桂林核心小组的工作经验。
（1）做中共的亲密战友。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先后对民盟桂林核心小组的关心与支持，使得民盟在当时与中共的联系非常密切，多次活动都与中国共产党共同开展。曾担任当时在桂林的广西大学民盟学生支部负责人的王兆南同志在回忆起这段历史时，这样表述：“在我的生涯中，我亲自感受到民主同盟是中共的亲密战友，它与中国共产党并肩战斗，为哺育和培养爱国青年，为振兴中华民族坚贞不渝，并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劳动。”［2］(P59)
（2）利用自身组织优势开展活动，宣传抗日主张。民盟桂林核心小组的盟员多为文化学者，他们很好地利用文化这一载体，借助报纸、杂志和戏剧演出的形式宣传时局和进步主张，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出了巨大的创造力和感染力，使得“桂林抗战文化运动在各方面都得到了蓬勃的发展，时间长达六七年之久，差不多与整个持久抗战相始终。”［4］(P256)
2、对新时期民盟工作的有益启示。
胡锦涛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新老主要领导人座谈会上强调，要进一步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多党合作事业，发展我国各政党民主团结、生动活泼的和谐政治关系，同心同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民主同盟是我国的参政党，又主要由从事文化教育以及科学技术工作的高、中级知识分子组成，在推进社会的文化、科技进步上有优势资源。現在国家正大力倡导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国民主同盟在文化建设上有丰富的人才资源。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提出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社会对文化建设的热切期望需要中国民主同盟参与到文化繁荣的工作中，调动广大盟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充分发挥本党派的特色和作用。和谐文化的建设离不开和谐社会的大环境。“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和谐关系，是当代中国社会走向和谐的政治基础。”［5］新时期对建立和谐的政党关系提出新要求，“加强政党自身建设是构建和谐政党关系的基础。”［6］中国民主同盟在加强自身建设上可以充分利用好政治交接这一载体，把本党派的政治主张、政治立场、政治态度和传统作风，由上一届的领导集体平稳地移交给下一届领导集体，保持并延续本党派在思想、组织、制度上的一贯优势。通过建立与中国共产党的和谐关系，参与到建设和谐社会这一造福于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中去。○
参考文献：
［1］顾思茂，谭莉.参政党组织发展必须保持各民主党派的特色［J］.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7，（2）：46-50
［2］桂林文史资料.第九辑［C］桂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桂林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1986.
［3］桂林文史资料.第十二辑［C］桂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桂林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1987.
［4］文丰义，盘福东，侯德光.血铸的丰碑——中国抗战文化［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5］［6］王树臣.我国多党合作制内部的政党和谐关系［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7，（8）：80-83
责任编辑 晏蔚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