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出席首届联合国大会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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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至1945年春，欧洲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胜利，以希特勒的灭亡而告结束。德国法西斯的崩溃，使日本法西斯陷入孤立绝境。中国解放区军民转入反攻。这时，由中、苏、美、英四国发起在美国旧金山召开《联合国家宣言》签字国和参加国参加的《联合国宪章》制宪会议。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怎么组成？以中共为代表的中国民主革命势力向反民主势力展开了坚决的斗争。
1945年初，全国各界政治力量对出席联合国大会中国代表团组成之事都很关注，在延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明确表态，没有共产党的代表参加中国代表团是不能接受的。
这时，蒋介石无视中共的意见，指示宋子文组建一个清一色的国民党代表团，中共立即表示强烈反对，表示中国目前没有民主的联合政府，现有的国民政府完全是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既不能代表解放区人民，也不能代表国统区人民的民意。因此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中，国民党的代表只应占三分之一，中共和民主同盟的代表应占三分之二。
蒋介石排挤中共人选
蒋介石从一开始想的是派出一个清一色的国民党的代表团，最多加几个社会贤达无党派人士装装门面，反正，共产党的代表是绝对不在考虑范围之内的。
3月6日那一天，蒋介石通知外交部长顾维钧出席他亲自举行的小型工作宴会，想征询他的意见。顾维钧认为中国代表团的组成应该有广泛的社会政治基础，应包含各种不同政治主张的代表，以向全世界宣告，中华民国代表团是真正全国性代表团。顾维钧感到清一色的国民党代表团也不太象话。
蒋介石没有应声，只是似点非点地摇了一下光头。在蒋介石看来，在中国，国民党之外，除了共产党具有治政的实力，再没有其它什么党派了，所谓的其它党派三人一群，五人一伙，小打小闹，总不能成气候的，也是不能算数的。
顾维钧见蒋介石没有说话，知道这事还得“磨”，当时他想，总得让中共有人参加，否则，这与中共在中国的政治影响力不相称呀。看来好事多磨，所谓时机未到，时机一到，水到渠成。
共产党的主张得到响应支持
尽管蒋介石很不情愿，但共产党的主张毕竟是合理的，得到了全国进步力量的一致赞同。共产党作为一个大党，在八年抗战中浴血奋战，功勋卓著，这也是有目共睹的。宋庆龄首先表明了自己的态度。3月10日，宋庆龄邀请顾维钧品茗叙谈。宋庆龄很关心代表团成员的组成，她对顾维钧说：中共希望在中国代表团中占有两个名额。顾维钧尽管同意中共代表参加，但他的立场还是国民党的，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顾维钧问宋庆龄，国共矛盾隙缝如此难以弥补，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中共作为一个党派至今还继续保留着自己的军队？宋庆龄回答：中共如果放弃他们的军队就等于不要他的脑袋，中共如果没有军队，就得唯国民党之命是从，而蒋介石手中的政策是消灭中共，人家能让你这么干吗？人家能束手待毙吗？至于中共的立场之详细情况，可以去问孙科，宋庆龄说，她只代表自己讲话。顾维钧心想，她是不愿意给人留下她与在延安的中共有直接联系的印象。
3月19日，顾维钧到国民党中央协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演讲，会后顾维钧与宋子文一起去他家，路上宋子文告诉顾维钧，蒋介石已经拿出了一个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八人名单。在这个名单中，果然没有中共代表的影子，这份名单说明了蒋介石顽固排挤中共力量。
宋子文告诉顾维钧，蒋介石认为中国就是国民党，国民党就是中国，因此，除了国民党外，代表团不应该有任何其它政党的代表。这份名单，迅速引起海外舆论的失望反响，包括美国，也表达了失望和不满，海外舆讼认为：中国政治的不统一，主要根源就在于国共两党间存在着严重争端。当时，在美国和英国，有许多政客倾向于中共，对中共在抗战中中流砥柱的表现，对中共清明的政治体制，都寄予很大的希望，认为中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政党，是能够给中国社会带来希望的政党。
宋子文告诉顾维钧，罗斯福总统3月15日签发了一封代表美国政府立场的电报，电报不知什么原因，到22日才正式发出，电报发给正在昆明的蒋介石，电文说：中共向美国特使赫尔利提出了建议，要求中国代表团应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代表，并由三方平分名额。赫尔利的答复是：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代表应该是联合国各成员国政府的代表，而不是政党的代表。中共应该参加。罗斯福同意赫尔利的观点，罗斯福认为，中国代表团若容纳中共以及其它政党的代表，有益无害，有利于实现中国政治团结，罗期福进而说：美国代表团就包括了两党的代表。罗斯福还以加拿大为例，说其它国家的代表也大都如此。
顾维钧想了想，对宋子文说，这下老蒋恐怕不同意也得同意了，中共代表是势在必行了。又说：罗斯福实际上是使用了很婉转的外交辞令表达了中国代表团应该包括中共代表之意。宋子文不以为然，认为罗斯福的电报是官样文章，罗斯福心里想的究竟是这么回事吗？顾维钧说：罗斯福总统是重视的，中国代表团代表应该包括中共代表，这已是罗斯福第二次提这一问题了，尽管我与罗斯福总统意见是一致的，但对蒋介石来说，却是一个困难的决定。
蒋介石接到罗斯福的电报后，情绪低落，心烦意乱。顾维钧知道蒋介石不可能去顶美国总统罗斯福，他趁机又将中共代表问题提了出来。还专门询问了国民党老资格的吴铁城、张群，他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没有一个共产党人具备当代表的资格。顾维钧知道蒋介石这样讲是在为自己找台阶下，忙说，中共中有一个人，很合适。蒋介石问，是谁？顾维钧说，就是董必武。
顾维钧对董必武印象非常好，顾维钧在任国民政府驻法大使时，在巴黎同董必武有过一次见面，当时顾维钧是无党派人士，他认为董必武通晓国际事务，许多观点是可以接受的。
董必武出席联合国大会
为出席联合国大会，中共坚持必须有自己的成员和民主党派的成员参加。为此，中共积极为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作宣传，讲清这样做对促进中国进步的意义，中共特别给民主同盟领导人传看了周恩来致电王世杰、赫尔利的信稿，电稿声明国民党独占参加旧金山会议代表是不公正的，不合理的，中共拟派周恩来、董必武、秦邦宪三人参加中国代表团，若此建议国民党不接受，我党将反对国民党之分裂行为，并保留表示一切意见的权利。向他们通报中共与国民党交涉的进展情况，中共的主张合情合理，这是从国内政治力量大团结的角度出发的主张，得到了各民主党派的欢迎和拥护。
中共也通过渠道得到了罗斯福的来电，罗斯福致电蒋介石指出“中国政府代表团中，包括中共或其他党派之代表，并无不利。事实上，如采此一作法，甚或有利可见。”这条消息也不胫而走，蒋介石在内外夹击下，只能痛苦地改变决定，中国代表团不再能够国民党一党包办了，蒋介石独裁的国民党政府虽然没有接受我党提出的全部条件，但不得不表示同意董必武为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代表。3月27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正式公布董必武为中国出席旧金山会议代表团的成员。同时公布了代表团其它成员。
董必武终于被任命为中国代表团的正式代表，这是中共经过斗争取得的结果。为了董必武能够出席联合国会议，在1944年11月7日，党中央就指示南方局改组为重庆工委。不久，担任工委书记的董必武于12月7日回到延安。此后，重庆工委的工作由王若飞全面负责主持。董必武代表中国共产党的中国解放区人民，准备出席旧金山会议的消息传出，各民主党派和友好人士均深受鼓舞。黄炎培、吴贻芳、胡政之、邵力子、雷震、左舜生、沈钧儒、章伯钧、张申府、孙科等，一致请求王若飞代表大家致电延安，欢迎已先后返回延安的周恩来、董必武一同来重庆。4月6日，董必武偕陈家康等一行由延安飞抵重庆，到曾家岩五十号稍事休息。当天，中国民主同盟为欢送董必武赴旧金山举行茶话会。董必武在会上发表了谈话，盛赞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同盟今天奋斗的共同目的“是争取中国能实现民主团结，以便达到抗战建国的成功。”他指出：“中国实现民主改革的过程应有两个步骤。今天是一党专政的局面，各党派犹未合法，因此，第一个目前的步骤，当为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有了民主的联合政府，人民的各种自由权利才能实现，中国人民才能在抗战中表现其本身的力量与作用，才能内合全民要求，外符国际期望。否则，在抗战将胜利或未胜利的时候，即有内战的危险。”董必武说：“本党中央派本人出席旧金山会议，是代表敌后解放区一万万同胞，向国际表示吾人的意见”，“全为代表吾人之爱好和平，力求民主团结的委曲求全精神，并为国际和平而奋斗。”他表示“深信民主为世界大势所趋，必须实现。否则，中国永无和平，中国人民永无自由，在东亚亦永无和平、永无自由可言。”他希望大家为团结建国，实行联合国政府而共同努力奋斗。
之后，董必武出席了国民党官方代表张治中、王世杰、邵力子、雷震和民主党派人士黄炎培等在国民参政会举行的饯行会以及重庆妇女界召开的50余人欢送茶会。在茶会上，史良致词，接着董必武讲话，介绍陕甘宁边区最近期间在军事、经济、政治方面取得的进展以及解放区妇女参加各项工作的情况。董必武认真听取了妇女界对“民主力量代表”出席旧金山会议的希望和意见。当时，因国民党政府解散文化工作委员会，各民主党派领袖及文化人士欢宴郭沫若和文化工作委员会的诸位先生。董必武、王若飞出席了大会，王若飞代表中共中央和董必武在会上讲话，他说：“中国人民需要郭先生。中共要求国民政府派郭先生为我国出席旧金山会议代表团顾问，万一不能实现，欢迎他到边区解放区去。”
通过简短的准备，董必武偕秘书陈家康、章汉夫于4月12日在珊瑚坝机场乘中航机三十九号飞印度转往美国，王若飞、钱飞光、王炳南、瘳梦醒、乔冠华、徐冰、张晓梅、龚澎等到机场送行。
抵达纽约后，与已到达的中国代表团赴旧金山。1945年4月25日，联合国成立大会隆重开幕。董必武和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一起参加了大会。这是中共高级领导人首次在国际政治舞台亮相。
董必武在整个会议期间表现出中共的宽宏大量，有理有节，但凡有建议或提出问题，都会与顾维钧商量。会议期间，顾维钧与董必武有过多次谈话，到美国的当天董必武就来看顾维钧，就有关几个国际和国内事务的问题提出询问。顾维钧说：代表团是代表整个中国的，因此只能讨论有关整个中国的问题。代表团开会每提到有关苏俄问题和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问题时，董必武总是先让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发表意见，有什么不中听的，他不是粗暴地打断，而是棉里藏针地予以点醒。他是代表中最年长的一位，表现出极强的亲和力，代表团其他成员对董必武都很尊重。
除参加大会，董必武没有辜负党和人民以及战友的重托，一面参加会议，一面在旧金山和纽约做了许多工作，瞻仰旧金山孙中山先生铜像，会见华侨代表，到从事洗衣业的劳苦华侨组织——纽约华侨衣馆联合会的会员大会上作报告，为该会以及华侨办的金星广播公司题词留念等，向世界介绍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介绍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游击队在抗战中发挥的巨大作用，对中国抗战取得胜利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身在美国，董必武对时局非常关心，纵观世界风云，揣度国内局势，董必武感慨万千，写下了几首律诗：
之一，巴渝虎列拉何如？谨向同仁问起居。炎夏得无增郁闷？平心当可略宽舒。逆流原属寻常事，前进终为历史车，大势已趋民主制，吾华欲外孰能除！
之二，不通言语异邦居，走马看花愧浅知。热闹文明夸富丽，紧张生活斗新奇。得天独厚非关命，迁地为良信有之。彼是此非凭直觉，感情激动少沉思。
之三，竟是平生一快游，空行万里总悠悠。乘风破浪非虚语，障眼浮云在下头。欧陆暂无锋镝苦，东瀛将南寇仇囚。前途尽有光明路，莫忘中藏曲折幽。
身在异国的董必武，时时刻刻都关心着祖国和人民的命运，关心着祖国人民的斗争和前途。诗中抒发了对延安的想念，表达了对打倒日本法西斯、打倒国民党独裁专制的必胜信念，同时向人民忠告：要警惕“逆流”要准备“曲折”。他还高呼：“人间何地无渣滓？次第清除始自由。”决心为人类的彻底解放事业而奋斗。
在美国，董必武接受了华侨爱国侨胞的赠款，加上自己节省下来的外汇2600多美元，替《新华日报》购买了3万美元的印刷设备，还替有关部门买了其它的急需物资。在逐一完成各项任务后，根据党中央的指示，董必武于1945年11月20日偕章汉夫离开纽约，26日安抵重庆。
这时，伟大的抗日战争已经以中国人民最后取得辉煌胜利而结束。中国面临着走向何方的抉择，光明与黑暗的斗争正在激烈的进行，董必武立即又投入这场决定中国发展前途的斗争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