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盟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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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48年召开的民盟一届三中全会以恢复和重建总部为目的,实现了民盟政治路线的初步左转,是一次团结的大会,是民盟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
[关键词] 民盟 一届三中全会 团结 转折点
民盟一届三中全会(以下称“全会”)在民盟历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民盟与国民党反动派彻底决裂,与中共在政治上建立亲密关系的转折点,同时也是一次整合民主力量,巩固民主阵线,团结一切进步势力为实现真民主努力奋斗的大会。
一、打压与抗争
“中国民主同盟向以民主和平团结统一为一贯之主张”[1](P355),尤其“团结问题”,更被民盟视为“关系整个国家民族前途甚大”的问题[2](P422)。为实现其民主团结的政治理想,民盟做了大量工作,但收效甚微。醉心于独裁专制的国民党反动政府一意孤行,肆意挑起内战,践踏民主,破坏团结,使人民“陷绝境”,使国事“到穷途”。尽管如此,民盟仍坚持认为“非和平团结,无以自救”[1](P326)。国民党执意于独裁专制,民盟则高唱民主团结,国民党对此不谐之音,自然恨之入骨,因而一直对民盟施以打压政策。
国民党对民盟的打压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分化瓦解;二是直接破坏和迫害。民盟本由三党三派联合而成,“内部自始就不是完全统一的”,而是“充满了矛盾和斗争”[2](P468),为国民党分化瓦解提供了可乘之机。国民党先后拉拢青年党和国社党,企图以此肢解民盟,但二者之退出民盟不仅没有损害民盟的声誉,反而“使民盟的组织更加纯洁,政治更加坚定”[2](P469),内部更加团结。阴谋破产的国民党并未就此罢休,而是变本加厉、愈益凶残。国民党的血雨腥风没能使民盟及时警醒,它仍然“对南京政府抱‘与人为善’之心”[1](P354)。民盟的软弱妥协招致国民党愈演愈烈的破坏和迫害,最终酿成民盟被逼解散的悲剧。
国民党强迫民盟解散蓄谋已久,在此之前,它即大造舆论,极逞捏造诬蔑之能事,大肆攻击民盟。1947年4月22日南京《中央日报》发表社论,公开诬陷民主同盟,否认其合法地位,5月3日又进一步诬蔑民盟,称其“组织已为中共实际控制,其行动均系循中共意志而行”[3](P590),妄图将民盟与中共一并消灭,5月l5日,国民党行政院新闻局长董显光指责民盟“与反叛政府之中共有密切关系”[1](P330)。10月7日,国民党更是不顾全国各界的反对,将被捕的民盟中央常委兼民盟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杜斌丞残酷杀害,政治空气愈加凝重。
1947年l0月27日,国民党内政部发言人诬称“民主同盟勾结共匪,参加叛乱”,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对于该盟及其分子一切活动严加取缔”[1](P360)。在国民党的突袭面前,民盟束手无策,仍试图通过美国的调解来缓和紧张气氛,结果未能奏效,在国民党的胁迫下,民盟总部不得不于11月6日“通告盟员自即日起一律停止政治活动,本盟总部同人即日起总辞职,总部亦即日解散”[1](P356)。一直高举“中间路线”大旗的民盟试图通过合法途径挽救中国危局的政治理想至此彻底宣告破灭。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摆在民盟面前的,只有两条道路,要么屈从压力,全体解散,从此淡出中国政治大舞台,要么顶住压力,誓死抗争,恢复重建从而东山再起,何去何从,民盟面临着生与死的抉择。
国民党挥舞大棒,迫害民盟的同时,战场上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节节取胜,实现全国的解放指日可待。中共的舆论工具也积极支持和声援民盟,在民盟总部宣告解散的当天,新华社即发表时评,称赞民盟“在若干历史关节中,实行了与中共在部分民主纲领上的政治合作,从而推进了中国的民主事业”[1](P357),以示对民盟的鼓励和支持。同时,中共还为民盟指出一条“走向较之过去更为光明的道路”[1](P359),即“坚持用武力来打倒蒋介石”,“坚决拥护人民解放军的武装革命斗争”,放弃“任何和平的合法的改良的方法”,“站到真正的人民民主革命方面来”[1](P358),从而为民盟的恢复重建工作提供了思想指导。
国共迥然相异的两种态度以及急剧变化的军事形势给不甘于就此沉沦的民盟大众指明了方向,他们积极采取措施,开始了拯救民盟的实际行动。民盟总部解散后,大多数盟员并没有消极等待,而是在第一时间提出强烈抗议。如民盟南方支部谴责了国民党的暴行,指出国民党的“这种暴力政策只会促进本盟在海内外的发展,更加强民主人士的团结”[1](P354)。在沪的一部分民盟领袖则远走香港,开始民盟总部的重建工作。在民盟历史上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一届三中全会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召开的。
二、团结中重建
1948年1月5日,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在香港正式开幕。出席和列席会议的中央委员和来自国内和海外支部的代表共计31人,沈钧儒被推为大会主席。大会历时半月,共通过《紧急声明》《政治报告》《组织工作计划》等文件决议和提案三十件。整个大会进程始终洋溢着团结的气氛,全会所通过的文件、决议和提案也都围绕着团结大做文章。团结受到了与会者的重视,是贯穿全会始终的主题。它既是全会胜利举行的保证,也是指引民盟前进的方向。
(一)民盟内部的团结
民盟总部的解散,“在盟的历史上自然是一个很大的挫折”[3](P599),整个民盟群龙无首,盟内人心混乱,此时此刻,团结至为关键,稳定压倒一切,应时而开的全会就集中表达了加强内部团结、谋求人心稳定的要求。
首先,全会目的只在恢复重建,而非另起炉灶,另立中央,因而支持者众。国内地方组织和外支部纷纷遣使与会,滞留上海的张澜等人也积极支持,有的虽身陷困境,仍不忘给以经济援助和思想指导,这一切都构成了民盟内部团结的原动力。
其次,全会的文件也都体现出了维护内部团结的基本精神。民盟总部宣告解散本是一种软弱消极的应对方式,盟内反对之声不绝于耳,地方支部无一赞成,纷纷表示对“几个人的决定与宣告是非常不满,认为无法接受”[3](P640)。严格而论,在民总部解散一事上,其主要负责人确实难辞其咎。他们没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当“国民党威胁一来”,他们“就表态宣布解散,使民盟在人民中赢得的信任丧失了”[4](P284),但是他们“对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之信念,及为此而努力之决心”没有改变,[1](P361),因此他们仍应是内部团结的对象。全会虽旗帜鲜明地否认了总部“未经合法会议而发表的:‘辞职’‘解散总部’‘停止盟员活动’与声明”[1](P363),但并没有对宣布总部解散的个人进行措辞严厉的批评,而是留有分寸,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替他们辩护,称他们是受了国民政府的“劫持和威胁”,是迫不得已。全会在讨论人事安排时,也决定“均仍旧”[3](P643),并没有利用人事调整变相处分。总部解散之后的民盟既敏感又脆弱,如果缺失了团结这一内核,只会成为一盘散沙,不堪一击。全会对几位有过错但根本立场没有动摇的领导人,采取了谨慎的态度,有效地维护民盟内部的稳定与团结。
民盟总部的解散同时也暴露出了民盟制度建设的缺陷,几个人匆忙之间就做出了一个事关民盟生死的决定,过于草率,也不符合程序。全会为此特地制定了具体的制度原则,以巩固来之不易的盟内团结。全会认为,要“使本盟更加团结,更能发挥力量”“必须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发扬集体批评精神”[1](P368)。《组织工作计划》则更进一步使之制度化,规定要维护民盟的团结,首先要“肃清只有上层不顾下层的领导作风”,务须做到“少数服从多数,全体服从组织,对内必须尊重集体意见,对外必须服从组织,不容有个人自由主义之言行。”[1](P371)这为民盟一劳永逸的防止分裂巩固团结制定了准绳。
在闭幕词中,沈钧儒认为全会谋求内部团结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民盟从来没有这样亲切得完全像一家人一样”。全会树立了“批评不忘团结,团结不忘批评的精神”[1](P399),大大增强了民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二)国内民主力量的团结
“民盟一贯主张党派团结合作”[1](P330),即使惨遭迫害,也仍恪守“民主”“团结”的原则。民盟力量原本薄弱,受解散之重创更是独臂难支,惟有从团结友党中寻求出路,因此民盟对于中共和其他民主党派采取了较之过去更加积极的态度。全会认为:“民主同盟之值得重视,是站在人民的立场,团结各民主党派合作,与中共在和平民主事业上密切合作。”[1](P367)这充分显示了民盟与国内民主力量团结一致共同奋斗的决心。
民盟历来把实现民主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为了反对独裁卖国,实现真正的民主和平”,民盟“欢迎一切民主党派的合作,而且要与一切民主党派结成坚强的民主统一战线。”[1](P367)全会还高度评价了中共,希望能“与他们携手合作”,对新近成立的国民党中央革命委员会,全会也认其为一支新的民主力量而“愿与共同奋斗”[1](P367)。在全会最核心的文件《政治报告》中,民盟强调了与民主党派和中共团结合作的重要性,并指出“要公开声明与中国共产党实行密切的合作",“承认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及其许多民主党派都是我们的友军”[1](P395)。
当然,民盟也并非无原则的一团和气,而是有自己的立场和准绳。全会认为,只有具备“共同的政治目标和共同的政治要求”,才能使团结成为现实,成为必需,成为可能,而这其中最重要的是民主的原则,因此,“对于一切动摇妥协的分子,亦自应保持其批评之权利。不是放弃批评来获得团结,而是坚持立场,在不断的批评中来争取团结”[1](P395),这与以前的“互相让步,而得着一个折衷与调和"是截然不同的。[5](P206)
民盟十分注重国内民主力量的团结,理所当然地视践踏民主,破坏团结的国民党反动派为最大敌人并对之进行了深刻揭露和无情批判。大会指出,“南京反动独裁政府……早已成为全国人民的公敌,早已成为美国反动派侵略中国的工具”[1](P364),是“内战的根源,和平的障碍”[1](P397)。因此全体爱好和平民主的人们应该团结起来,“为彻底推翻整个国民党反动集团的统治而斗争”,[1](P392)藉以消除这一威胁和平破坏团结的祸根。
(三)国际民主力量的团结
全会高度重视国际民主力量的团结与合作。全会认为,虽然中国目前还存在某些困难,但“只要我们对内加强团结人民与各民主党派,对外与全世界的民主力量及亚洲的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为实现全世界的民主和平而奋斗,这些困难便绝对可以克服。”[1](P377)全会号召“一切真正爱好民主和平的国家和人民联合起来”[1](P388),“作为我们的支援”“共同反对侵略,反对战争。”[1](P396)三中全会刚刚落幕,民盟即在发给全美公民对华及远东政策代表大会的贺电中表示,“原以无限的热忱,向爱好和平民主的美国人民握手,同为争取世界的和平而奋斗到底”[1](P402)。民盟对国际民主力量的团结政策使民盟在国际上获得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
全会还对阻碍世界与中国民主和平进程的美帝国主义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批判,重点揭露了美帝国主义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指出其实际上是中国民主和平屡遭破坏的国际根源。对美帝国主义的批判和揭露破除了人们心中残存的幻想,统一了全盟的思想认识。
三、重建中新生
民盟之解散,是民盟历史上的一次重大挫折,但广大爱好民主和平的盟员并没有消沉下去,而是总结经验教训,积极开展恢复重建的工作,以民盟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契机,实现了民盟政治上的初步转变。这次全会巩固和发展了民盟的组织,维护了民盟内部的团结与稳定,使民盟的组织更加健全,濒聚力、战斗力进一步增强。
在国民党的高压之下,原来对“中共及含有中共色彩人物尽量避免接近”的民盟在全会上实现了与中共关系历史性的突破[6](P2),它抛弃了原来所走的“不偏不倚”的中间道路,完成了政治路线上的初步左转,与中共建立了亲密的合作关系,并在会后“对于中间路线均有严正的批判”[1](P408)。这一系列动作团结了其他民主党派,大大巩固和发展了民主进步势力。
全会还挫败了蒋介石国民党分化瓦解民盟的阴谋,彻底清算了部分人对国民党的政治幻想。民盟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彻底决裂大大孤立了顽固势力,加速了反动政府的灭亡。全会对蒋政权的揭露与批判,教育了广大盟员,坚定了争取民主和平的信心与决心。全会还特别区分了美国人民和美帝国主义,表示要联合和团结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一切爱好民主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共同奋斗。
中共方面对此次全会评价甚高。毛泽东认为,这次会议“采用我党的口号,声明反蒋反美,联共联苏”,是一次进步的大会,对于民盟的这些领袖人物,“我们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的政策”“在将来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时,邀请他们一部分人参加政府工作”[7](P1298)。中共中央发言人在全会后发表评论也认为全会所阐释的“反对美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集团,没收官僚资本实行土地改革,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纲领乃是一切爱国者所公认的唯一道路”[3](P347)。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着眼,这样的评价显然是中肯的,客观的。
民盟一届三中全会是民盟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是民盟走向新生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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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梅 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