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的多党合作及其历史经验探析

[内容提要]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采取积极争取政策，与中间势力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国共产党以团结为主，斗争为辅，以斗争求团结，正确处理了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使阶级斗争服从于抗日的民族斗争；并通过对民主党派认识的深化，以“三三制”政权建设给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一定的参政机会，并通过与民主党派在国民参政会及联合政府创建中的合作，热心支持和推动民主党派组织的成立，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关 键 词]抗日战争；民主党派；多党合作；历史经验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96（2015）03—011—06

一、抗日战争时期多党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一）“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各民主派别积极投身于抗日运动

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各民主派别无论是站在民族资产阶级还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大多既打出反蒋的旗号，也对中共采取批评的态度。“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使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成为中华民族最为迫切的任务和要求。然而，由于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使得主张抗日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人士从国民党的阵营中分化出来，并且这些分化出来的民主派别不约而同地打出“抗日反蒋”的旗帜，其在对待共产党的政治态度上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1936年6月全国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的成立，就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进步爱国的知识分子在新形势下形成的初步联合。他们批评国民党“目前的错误，是对外放弃了民族共同的大敌，而只对内在消灭异己上面把国防力量孤注一掷”，主张在“反日第一”的原则下实现国内各党派和各阶层的合作。而在福建事变失败后，第三党对共产党的态度也发生了明显变化，由最初的反蒋排共转变为反蒋联共抗日，并在其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上正式宣布恢复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逐渐走上了与共产党合作的道路。全国各界抗日救国会和第三党都发表宣言，指出挽救民族危亡的唯一途径，是国内各党派都要“重其相同，轻其相异”，建立反日阵线，举国一致进行抗战。

（二）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认识的深化

从历史上来看，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称谓前后曾有一些变化。从1928年至1935年称为“中间党派”，而到了1935年至1945年称为“抗日党派”、“反蒋党派”等。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使用“民主党派”这一称呼。称呼的变化一方面反映出我党对民主党派认识的变化，另一方面也是对民主党派政治功能的肯定。在“九一八事变”发生时，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执行者无视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认为中间派别是最危险的敌人，盲目照搬照抄共产国际的决议，在对待民主派别问题上犯了严重的关门主义错误，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只能与工人、农民、士兵、学生和小资产阶级这些“下层”实行联合，完全排斥与上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国民党军队中的爱国将领和地方实力派可能存在的联合，给中国革命带来很大的损害。在遵义会议、瓦窑堡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逐渐认识到民主党派是以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的知识分子组成的，他们有革命的可能，不能无视民主党派的作用，而采取“左”的关门主义错误，那样只能削弱自己及民主力量。所以要采取与民主党派相联合的措施，建立统一战线。我党在厘清了对中间阶级阶层及阶级属性的偏差认识和对党内关门主义政策的批判之后，为制定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奠定了基础。

（三）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党派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是中共与民主党派合作的重要理论依据。马克思就曾指出，在农村小生产占优势的国家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可能而且必须联合其他阶级的势力，否则“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1]而在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的形势下，中国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旗帜鲜明地参加抗日救亡斗争，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也表现出较高的抗日积极性。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富农和小地主，甚至一部分军阀，也开始转变立场拥护抗日，甚至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内部政治立场也有可能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对此，毛泽东亦指出：“当斗争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美国以至英国的走狗们是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2]而“中国的无产阶级应该懂得：他们自己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可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3]因此，中国共产党应该善于联合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政党和社会团体，以利于抗日民族解放斗争，争取最后胜利。

三、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在抗战中的深入合作

（一）中国共产党争取民主党派的具体政策

为了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地方势力派和开明绅士参加到民主抗日战争中来，中国共产党相应地制定了各方面的具体政策。在经济工作中，为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实行了劳资两利，公私兼顾的政策。为了争取地主阶级参加抗战，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中国共产党还做出了争取知识分子的决定，大量争取、吸收一切抗日的知识分子参加根据地工作。而在政权建设上，为团结全国各界人士，动员和组织全体人民进行抗战，也为了克服局部地方排斥党外人士，不善于同其他进步抗日阶级和阶层合作的关门主义倾向，中共中央于1940年3月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指出我党在华北、华中等地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是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即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实行“三三制”，即在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府的组成人员中，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分子各占三分之一。“给中间派以三分之一的位置，目的在于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这些阶层的争取，是孤立顽固派的一个重要的步骤。”[4]以保证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把根据地政权建设成为真正的包括一切抗日爱国阶层的统一战线政权。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指示得到了各民主党派的支持和拥护。正是基于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和参加政权工作的共产党员对党外人士尊重信任，真诚相待，才逐步形成了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好传统，有力地推动全国的抗日民主运动，为全国树立了政权民主化的楷模。

（二）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在国民参政会中的合作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合作的主要阵地是国民参政会。中国共产党积极利用国民参政会的合法讲坛同民主党派默契配合，并结下了深厚友谊。在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会议上，中共代表提出“改善县区政治机构与保甲法案”，指出保甲制度“已远远不能适应抗战的需要，必须从速精简县以下机构，实行乡保长民选”；救国会沈钧儒等提出从速实行下级自治提案；职教社黄炎培则呼吁抛弃前嫌，各党派要团结御侮。由于中共与各民主党派的共同努力，这次国民参政会通过了“切实保障人民权利案”等提案。在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上，中共参政员提出“在抗战严重困难的关头，我国的一切抗战的各党派各阶层，更加紧密精诚团结，为民族生存和国家独立而亲密友爱、共同奋斗”。[5]尽管身为议长的汪精卫不顾舆论谴责，唆使其党羽反对这个提案，并企图掀起“和战”问题的讨论，但该提案表达了全国人民的心声，所以刚一提出就赢得了与会参政员七十三人联署并获得通过。在一届三次参政会上，中共参政员在提案中指出，近卫的声明是在日本的“速战速决”毒计和“速和速决”阴谋相继破产后，为实现其“以华制华”毒策而提出的。为彻底揭露日寇的诱惑和阴谋，保障抗战国策贯彻始终，全国军民“更应加紧与巩固我全民族与各抗日党派之团结”，应以蒋委员长的斥敌训词“为今后我国抗战国策之唯一标准”，若有背弃，“必与国人共同摒弃”。中共的提案与参政员褚辅成、王卓然等人类似提案一起，经大会讨论通过，合并为《拥护政府抗战国策决议案》。这对于贯彻坚持团结抗战方针，鞭挞汪精卫欢迎近卫声明之《艳电》，遏制国民党的对敌妥协、抗战决心和信心动摇的倾向，起了重要作用。而一届五次参政会召开时，恰逢汪精卫等傀儡刚刚在南京成立了卖国的伪国民政府，中共和民主党派参政员共同努力促使会议通过了《声讨汪逆兆铭南京伪组织通电》，指出：“兹对于汪兆铭之叛国卖国行为，一致深表愤恨，用再激励军民，同诛讨”。[6]国民参政会虽然不是全权的民意机关，但却为中共与民主党派的合作提供了绝好的政治舞台，正是在这一政治合作领域，中共与民主党派增进了亲密友谊，为民主抗战的共同目标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也为后来形成以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格局奠定了基础。

（三）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在民主宪政斗争中的合作

针对国民党鼓吹“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和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提出的反共政策及对各民主党派实行高压政策等等倒行逆施，中共与各民主党派亲密合作，共同抨击国民党的一党专政。1939年9月，在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上，中国共产党与第三党、青年党、国家社会党、救国会，提出六个关于宪政问题，明确提出结束党治，即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宪政，由此发动了抗战时期的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这次民主宪政运动虽因国民党的食言无疾而终，但使人民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民主思想的启蒙。中共为把民主宪政运动引向健康发展的方向，为了破除一些中间人士对国民党许诺存有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并把宪政运动引向深入，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一文，指出我们现在要的宪政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专政”，[7]而“真正的宪政决不是容易到手的，是要经过艰苦斗争才能取得的”。[8]毛泽东在该文中阐明了中共对民主宪政运动的立场和态度，同时也引导各民主党派认清近代中国国情，区分新民主主义宪政和旧民主主义宪政的根本不同，为建立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而共同努力。虽然这场轰轰烈烈的民主宪政运动被国民党顽固派所压制而夭折，但这次民主宪政运动中，中共与各中间党派的密切配合为以后的进一步合作打下了基础，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在许多具体问题上取得了折中的一致，中共的新民主主义宪政对各中间党派起到了启迪和教育作用。

（四）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在联合政府创建中的合作

1944年8月，毛泽东在董必武致周恩来的电报中批示，“应与张、左商各党派联合政府”。[9]林伯渠等中共参议员接到中共中央指示后，即与中国民主同盟领导人进行磋商，民盟建议乘林伯渠向国民参政会报告国共谈判情况时，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问题。中共接受了民盟的建议，在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上，林伯渠代表中共中央正式提出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专政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并指出，只有实行彻底改革，只有召开国是会议和建立联合政府，“才能全面动员起来，团结全国人民，把日寇打出去！”[10]中共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不仅引起了社会舆论的震动，也增进了民主党派对中共联合政府主张的理解。民主同盟的领导人就认识到，召开各党派代表会议，通过协商建立有各党派参加的联合政府，也是他们理想的解决国是的方案。中共建立联合政府的建议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响应后，民盟不仅意识到它涵盖了民盟此前所提出的一切主张，而且立即对自己努力的重心作了调整，将争取实现联合政府作为政治民主化的主攻方向。在联合政府运动中，民盟所属各党派还单独发表关于联合政府的主张。章伯钧在1945年元旦发表献词提出“为建立真正民主而又统一的国家”，应召集紧急会议，“树立以实行三民主义为最高国策之各党派的民主统一政府”。沈钧儒在《新年希望》的献词中，希望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能够迅速改造，使“举国一致之政府能早日实现”。中共联合政府建议的提出，为当时的民主运动增添了从未有过的活力。

四、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历史经验及启示

（一）顺应历史发展要求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

在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后，抗击日寇、争取民族独立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中国共产党顺应这一历史潮流，成功的同民主党派在抗战时期建立统一战线，改变了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促进了双方的共同发展。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最初的相互敌视、对立，到逐步了解、信任，由初步保守合作，最后到全面团结合作，这是一个建立和巩固统战关系的历史过程。这一历史过程就是中国共产党充分利用日本侵略这一外因，通过本土长久生长的爱国主义内因，抓住社会的主要矛盾——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妥善处理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使阶级斗争服从于整个民族斗争，达到解决主要矛盾，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在反对国民党的独裁专制时，取得了民主党派的同情与支持，扩大了自己的力量，为抗战胜利后进一步合作、争取民主取得了民主的力量。

（二）坚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

中国的无产阶级是最先进、最革命、最有前途的阶级，它是革命运动的领导阶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各革命阶级、阶层在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而坚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便是坚持抗日战争的正确发展方向。在漫长的抗战中，情况瞬息万变，民主党派由于自己的经济利益及阶级局限性所致，政治态度常常左右不定，如何巩固与他们的合作关系，成为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时刻面临的重大问题。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重大问题，并且在长期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的革命实践中，确立了建立和巩固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积累了一些争取民主党派的丰富经验。在抗战时期，无论是阶级关系，还是社会形势，纷繁复杂，如何整合社会各阶级的利益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所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为了集全国最大力量抗击侵略，调动各阶级抗日的积极性，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和经济上采取尊重和照顾民主党派利益的办法，成功激发了民主党派抗战的最大热情。

（三）支持并推动民主党派的进步发展

在与民族资产阶级等非劳动阶级的中间势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扩大自己同顽固派斗争的力量，同时，支持和帮助民主党派的发展，推动他们前进。从1938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利用国民参政会，与民主党派一道，同国民党反动派作了许多有利于抗战和民主的斗争，逐渐获得了民主党派的信任与支持。1941年，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还积极帮助民主党派成立自己的政团，帮助他们组织化，并为实现民主政治携手并进，使得双方都在抗战中得到巨大发展。在坚持自己独立自主时，也尊重各民主党派的独立存在。民盟被迫解散时，中国共产党大力协助其恢复总部，帮助他们进行组织和思想建设，提高他们的政治和思想水平，认清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实质，共同追求民主的政治。使民主党派走向同中国共产党全面合作的道路。

（四）坚持多党合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关系，以及此后在此基础上确立的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长期革命和建设积累的宝贵经验，也是使我们的事业取得成功的重要法宝。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共仍然要坚持这一法宝，不断加强和完善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加强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少数民族人士和宗教界爱国人士的真诚合作，对他们做到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大胆使用，思想上经常沟通，生活上热情关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祖国统一过程中，不管遇到什么新情况、新课题，中共都将始终坚持多党合作、遇事协商，最大限度地把全民族的一切爱国进步力量团结和调动起来，为实现伟大中国梦的共同目标而奋斗。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84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8

[3][4][7][8]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45、742、741、736

[5][6]《国民参政会纪实》上卷，重庆出版社，1985：331-332、700

[9]《毛泽东年谱》（中），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6

[10]《国民参政会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196-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