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重庆谈判的大背景

日本投降蒋介石措手不及

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后，美英苏三大国就酝酿着早日结束亚洲的战争，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1945年7月16日，三大国在德国柏林郊外波茨坦召开会议，通过了著名的《波茨坦公告》，其主要内容是：日本无条件投降；实施《开罗宣言》，促进日本民主化；日本不得有军火工业；在日本的占领军待新政府成立后撤出日本。但日本拒不接受《波茨坦公告》，声称“决心战至最悲惨的结局”。因此，哪一天能结束战争，谁也不敢贸然预言。

蒋介石就对即将到来的胜利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甚至还在芦沟桥事变八周年发表纪念文章说：“以八年战斗的经验，我可断言，敌国民众在军阀驱迫欺骗之下，是只认得力量，不认得是非，也不知道利害。”号召全国军民还要有长期作战的精神准备。

美国总统杜鲁门早就想尽快地结束战争。7月21日，他在得知美国原子弹试验成功的消息后，对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心中终于有了底。8月6日晨8时，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腾空而起的耀眼的蘑菇云也惊醒了斯大林，他立即于8日命令对日宣战，苏联红军随即出兵东北。骄横的日本军阀还是不害怕，一点投降的迹象也没有。9日11时30分，美国又在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广岛和长崎遭受灭顶之灾，令长居深宫的日本天皇害怕了，迅速召开御前会议，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

胜利来得太突然了，蒋介石真的措手不及。此时，国民党军事主力偏处西南，日军仍然占领自东北至广东的大片中国国土，受降接收的问题已迫在眉睫，广州、长沙、武汉、南昌、九江、安庆、南京、上海、杭州、徐州、郑州、洛阳、青岛、济南、北平、天津、山海关、承德、赤峰、多伦、古北口、张家口、归绥、太原、包头、石家庄等战略要点的接收，对蒋介石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可要命的是，他的主力部队距这些地方都太远，如果不能及时运兵接收，近水楼台的共产党就会去接收。

杜鲁门在回忆录中，对蒋介石当时措手不及的情形，说得最为明白。他说，当时“蒋介石的政权只及于西南一隅，华南和华东仍被日军占领着，长江以北则任何一种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没有。”“事实上，蒋介石甚至想再占领华南都有极大的困难。要拿到华北，他就必须同共产党人达成协议，如果他不同共产党人及俄国人达成协议，他就休想进入东北。”

然而此时的中共，与10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语。八路军、新四军已发展到120万人，民兵也有220万人，在19个省内有19块解放区，面积约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中国共产党密切关注着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局势。8月1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了《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军任务的决定》，明确指出：日本投降后，国民党一定向解放区进攻，和我们就接收问题，有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他指出：

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不应稍存犹豫。……将来阶段，国民党可能向我大举进攻，我党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其数量与规模，依情况决定。

毛泽东态度明确，语气坚定，对抗战胜利后将要出现的情况，已是洞若观火，胸有成竹。8月13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社论中，再次明确地提醒全党，“蒋介石在挑动内战”，并斩钉截铁地表明了应对的方针：“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我们是不要内战的。如果蒋介石一定要强迫中国人民接受内战，为了自卫，为了保卫解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权利和幸福，我们就只好拿起武器和他作战。”

与此同时，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发布命令，号召各解放区抗日部队向日伪军发起猛烈进攻，命令附近的目伪军在限定的时间内缴出全部武器，如拒不投降，立即予以消灭，八路军、新四军将接收其所占的城镇和交通要道。延安总部又连续发布6道命令，要求各解放区武装部队向敌伪所占地区和交通要道展开积极进攻，包括要求冀热辽解放区等地的部队向东北进军，迫使日伪军投降。

蒋介石急了，慌忙以最高统帅的名义给八路军发出强硬的命令：“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当然，蒋介石也最清楚，八路军、新四军是不会买他的账的。现在对他来说，时间是最关键的问题。他想起，3年前曾向周恩来提出过与毛泽东相会在西安；共产国际解散后，他又致信毛泽东，希望“面谈一切问题”。二次相邀，都因种种原因而没有实现。现在只有装出一副谦恭的样子，再次邀请毛泽东来重庆，以谈判拖延时间。

这在他授意张治中给胡宗南的密电中，表现得最为露骨和明白：“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再以有利之优越军事形势与奸党作具体谈判，如彼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

事实也是如此，就在蒋介石向毛泽东发出邀请之际，上海、浙江的汉奸武装，摇身一变为国军，阻止新四军的进入。广州等27个战略要点，除张家口、古北口由八路军解放，多伦、赤峰、承德为苏军和外蒙古军占领外，其余的战略要点，多由美国抢运的国军所接收。

赫尔利愿以国格担保

抗战胜利了，战后中国能否实现真正的和平，一直是美国关注的焦点。抗战以来，美国基于其在远东的利益，不断地调整对华政策。而其对中共的认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迈克尔·沙勒以1941年为界限，分析了美国对中共的认识。他说：

在1941年以前，美国官方对中共的观点是误解与敌视的大杂烩。政府中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亚洲农民的感染力感到迷惑不解，固而有时把中国共产党称为“土地改革者”的政党。那些专家还认为所有的共产主义运动都直接或间接地被苏联所控制，因此，都是莫斯科的傀儡。在1941年以后，当一批极有才华的美国驻重庆使馆的外交官广泛地报道了中共解放区的情况，以及中国共产党自己开始同美国人交上朋友以后，这些粗浅的看法才渐渐转变了。

中共也有意与美国接触，让美国了解中共，也使中共了解美国。1942年5月下旬，周恩来在重庆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诚恳地希望美国军事代表团和美国记者去延安参观访问。他还委托斯诺将八路军、新四军抗战业绩的资料带给罗斯福的顾问居里，并附信一封，表明中共坚持抗战，反对内战的态度和决心。信中还说，中共领导的军队尽管已经两年多没有得到国民政府的任何补给，在装备上远逊于国民党军队，但却牵制着日本在华兵力总数的将近一半。所以，同盟国提供给中国的援助，理应有坚持抗日的八路军、新四军的一部分。

1943年1月，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兼中缅印战区司令政治顾问约翰·谢伟思最先提出，美军应向延安、华北和西北抗日根据地派出观察组。在他看来，要真正了解共产党，“只有到延安和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去，才能取得第一手的材料。”之后不久，另一位美国外交官戴维斯也在一份备忘录中，呼吁罗斯福总统派军事观察员去西北、华北。

与此紧密呼应的是，美国在华最高长官史迪威将军和高斯大使也多次要求罗斯福总统致函蒋介石，就向中共控制地区派遣美军观察组的事与之交涉。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明确表示出对国共关系的关切，一再提出美军观察组的问题。蒋介石这才勉强同意向延安派驻美军观察组。7月22日，美军观察组一行9人在组长包瑞德上校的带领下，由重庆飞往延安。自此，中共与美国官方有了准正式的外交接触。

中共对美军观察组的到来，表示出热忱的欢迎态度，党政军的高级领导人积极参与会见和谈话。毛泽东和周恩来在谈话中，希望美国运用其影响制止国民党发动内战。毛泽东还向谢伟思提出这样的要求，考虑到战后美军观察组的撤消，美国可否在延安设立领事馆。所有这些都表明，共产党不是象蒋介石所妖魔化的那样，是些蛮不讲理的“红头发”野人。

观察组基于所见所闻的大量事实，给华盛顿发去许多报告，其主要内容是，美国应该全面支持国共两党，而不是片面地支持国民党，这样就有可能促使国民党实行改革，实现国共合作，以推动中国政治向着组成联合政府的方向发展。这些报告通过新闻媒体的报道，在美国产生出“激动人心的影响”。美国朝野无不反对中国内战，美国政府从维护自己的战略利益出发，力主调停国共两党的冲突，以共同一致地对付共同的敌人日本。

1944年10月，在蒋介石的一再要求下，史迪威将军和高斯大使被召回国。随之而来的赫尔利，先是美国总统特使的身份，后又继任美国驻华大使，其在华的主要使命之一，仍是调处国共两党的关系，继续中共与美国的对话。11月7日，赫尔利飞往延安，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会谈，力促国共军事力量的统一。

赫尔利在延安向毛泽东表示：如果蒋介石表示要见毛主席，我愿意陪毛主席去重庆，讨论增进中国人民福利，改组政府和军队的大计。我们将以美国国格担保毛主席及其随员的安全。显而易见，赫尔利是在用激将法，目的是促使国共高层坐下来和谈，其用心是无可厚非的。正是出于对赫尔利的尊重，周恩来才由延安回到重庆，使已中断的国共谈判又重新开启。

1945年2月13日，赫尔利陪同周恩来面见蒋介石。蒋介石拒不接受中共的意见，反对成立联合政府，国共和谈又陷入僵局。距此半年的时间，抗战全面胜利，蒋介石慌了手脚，已全力支持蒋介石的赫尔利建言，鉴于斯大林的揄蒋抑毛的公开态度，大可不必担心苏联的介入，可以放心大胆地邀请毛泽东来重庆谈判。无论是否接受，毛泽东都要陷入两难之中。如果拒绝，则表明毛无和谈的诚意；倘若真的来了，我们则以时间争取空间，利用谈判的机会，将国军运往华北、华中等地。赫尔利的建议恰中蒋介石的下怀，这才连发电报，催促毛泽东早目成行。

斯大林两次来电催促

蒋介石最担心苏联出于政治信念的立场，会全力支持中共，使其日渐坐大。1944年3月，在中共代表林伯渠将来重庆谈判时，他的这种担忧便在日记中表现出来：“（1）受俄指使伪武装归诚中央，待取得合法地位与发言资格以牵制中央之外交政策，而后夺取中央政权。此其阴谋之一也。（2）在此一时期内使中央承认其军队并赋予其一方之任务，待占平津或东北，乘机突变割剧地方，设立伪组织而作俄国之傀儡，以排除美英在东亚之势力也。”

蒋介石哪里知晓，其实斯大林对毛泽东有着很深的误解。抗战初期，当毛泽东提出独立自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斯大林就十分不满，惟恐这种“独立自主”无边无际，以至得罪国民党得罪蒋介石，影响到苏联的战略利益，于是派王明回国监督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王明有此尚方宝剑，坐镇武汉，背着毛泽东，常以中央的名义发指示，公然与延安分庭抗礼，摆出一副取而代之的架势。如果不是毛泽东在全党的威信，如果不是党内同志多对教条主义深恶痛绝，如果不是任弼时及时地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共党内的真实情况，王明准会象中共六届四中全会那样，稳稳地实现第二次夺权。

赫尔利在确立“扶蒋反共”政策后，曾专程去莫斯科探听虚实，没想到一向出言谨慎的斯大林，竟会毫无掩饰地告诉这位美国人，中共并非真正的共产党，也不认为毛泽东可能夺取政权。当谈到蒋介石能否吞并延安时，赫尔利发现斯大林竟然无动于衷。相反，斯大林赞赏蒋介石是“大公无私的爱国者”。

斯大林一直过高地估计国民党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中共的力量，甚至认为战后的中国只能承认蒋介石的领袖地位，只能由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来实现中国的统一。共产党只有妥协，避免内战，建立以蒋介石为领袖的联合政府。直至1948年，他在一次谈话中还说：战后我们曾邀请中国同志到莫斯科来，讨论中国的形势。我们直率地对他们说，中国同志应设法和蒋介石达成妥协，他们应参加蒋介石政府并解散自己的军队。

1945年2月初，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在苏联克里米亚海岸的雅尔塔举行美英苏三国首脑会议，其中重点讨论苏联出兵东北对日作战的问题。斯大林答应出兵东北，但是却提出有损中国领土主权的先决条件：承认外蒙独立；大连商港国际化，苏联有优惠权利；苏联租借旅顺为海军基地；中东、南满铁路由中苏共管。这就是《雅尔塔协定》。斯大林十分清楚，这个协定是背着一个主权国签订的，它还必须要得到中国的承认。6月12目，苏联大使彼得罗夫会见蒋介石，提出以《雅尔塔协定》为前提，磋商缔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并且捎来斯大林的口信，希望在7月1日以前，中国的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到莫斯科缔结条约。

蒋介石当然不满意《雅尔塔协定》，更不愿外蒙从他的手中分离出去。可是，苏美以强凌弱，斯大林又变幻无常，已不容蒋介石犹豫。都说弱国无外交，只有忍，蒋介石无奈派出宋子文、蒋经国、卜道明等赴莫斯科谈判。会见中，当蒋经国对外蒙独立表示出不同意见时，斯大林说：“倘使你的国家有力量，自己可以打倒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之后，苏联表明只支持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斯大林兑现了承诺，在美国向日本长崎投放原子弹的那天，100多万苏联红军在总长5000多公里的战线上同时发动进攻，铁流滚滚，摧枯拉朽，盘踞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受到致命一击，日本的崩溃已是不可逆转的定局。

中共对蒋介石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在蒋介石第一封电报发来时，据1945年8月17日《解放日报》，中央在致徐冰、张明电报中指出，“请毛往渝，完全是欺骗”。中共中央还针对来电，以朱德的名义公开提出6点要求，其中包括“国民党在接收日伪投降与缔结受降后的一切协定和条约时，必须事先与中共商量并取得一致”，换句话说，这些要求如不能实现，那么，毛泽东的来渝谈判也就成为不可能。

对于国共重庆谈判，斯大林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表示了明确的态度，支持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寻求维持国内和平的协议”，“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否则一旦打起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斯大林还说，中共的武装斗争是没有前途的，应该同蒋介石达成协议，解散军队，加入国民政府。在蒋介石给毛泽东发来第三封电报时，斯大林也发来了第二封电报，再次催促毛泽东成行，指出，蒋介石已再三邀请你去重庆协商国事，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内、国际各方面就不能理解。如果内战真的打起来，责任由谁承担？斯大林还在电报中担保：你到重庆同蒋介石会谈，你的安全由苏、美两家负责承担。

和平民主已成时代关键词

抗战胜利前夕，国共两党几乎在同一时期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七大从4月23日开至6月11日，国民党六全大会则是从5月5日开至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提出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争取人民的自由，实行农村改革，发展民族工业，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团结知识分子，争取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的解放和发展，建立和平、独立、民主的外交等。

提出“民主的联合政府”，显然是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挑战，国民党六全大会很快就作出强烈的反应，坚决拒绝中共建立联合政府的建议。决定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蒋介石还在政治总报告中说：“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外部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

从1945年1月以来，国民党军队一直没有放松对中共武装力量的压迫和打击。据万仁元、方庆秋主编《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机密作战日记》披露，国民党第二战区1月发生战斗12次，2月发生战斗19次，3月发生战斗18次。如果说1至3月份是小规模的战斗，那么进入4月，国民党军便有大部队的作战，投入的兵力都是师、团的建制，军事冲突日渐升级。到了7月，战火越烧越旺，大小战斗竟达80多次。第二战区是这样，全国其它战区的形势也是大同小异，内战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国共之间剑拔弩张的形势，吓坏了中间人士，他们担心大规模内战的发生。以褚辅成为首的7名参政员于6月2日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希望国共继续商谈，从速完成团结。中共中央十分体谅褚辅成等的良苦用心，于16日复函，恳切表示出和平的意愿，“倘因人民渴望团结，诸公热心呼吁，促使当局醒悟，放弃一党专政，召开党派会议，并立即实行最迫切的民主改革，则敝党无不乐于商谈。”电报还邀请他们前往延安一叙。

于是，褚辅成、黄炎培、冷通、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6位参政员（王云五因病未能成行），于7月1日从重庆飞抵延安。他们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伯渠、吴玉章的热情接待，“彼此都十分坦诚，十分恳切”，并达成《中共代表与褚辅成、黄炎培等6参政员延安会谈记录》，双方取得两点共识：一，停止进行国民大会；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

中共中央对和平表示出积极的态度，甚至作出一定的妥协，并准备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只要国民党改变反共政策，可以考虑承认“独裁加若干民主”的解决方式。中共中央还提请美国注意：“认为蒋可以打败日本，统一中国，但结果会与其希望相反。日蒋如决战，蒋必再败；目如撤退，蒋必内战，统一无望。美只有扶助中国民主力量，才能战胜日寇，制止内战，取得战后和平。”“制止内战，取得战后和平”，正是国人企盼已久的心声，中共对于和平谈判，已经发出了十分明显的信号。这样，中间力量才得以从中斡旋和游说。

1945年8月5日，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提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口号，民盟政治报告认为，抗战胜利后，是“中国建立民主国家千载一时的机会”，民盟的任务，“就是研讨怎样把握住这个干载一时的机会，实现中国的民主，把中国造成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

黄炎培从延安回到重庆后，与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李烛尘等共同筹备组织中国民主建国会，宣称：愿“以纯洁平民的协力，不右倾，不左袒，替中国建立起来一个政治上和平奋斗的典型”。主张对美苏采取平衡政策，对国共取调和态度，要求政治民主、经济和思想自由。第三党负责人章伯钧向记者发表谈话，要求国民党“立即结束党治，实行民主，给人民以民主权利，并承认现有一切抗日民主党派合法地位”。

和平、民主，成为战后中国的关键词，蒋介石正是接过这些口号，作为邀请毛泽东来渝的重要理由，他在给毛泽东的电文中就有：“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

然而，蒋介石怎么也想不到毛泽东会慨然成行，更没有料到毛泽东到重庆后，长袖善舞，异常活跃；会客访友，如鱼得水；媒体会面，妙语解颐。不仅一扫几十年来被妖魔化的形象，更有一首《沁园春·雪》，在山城刮起不大不小的旋风，展现出毛泽东文人政治家、政治家文人的神采和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