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大政治遗产：人民主权·以党治国•政治协商
时间：2021-02-19 07:57:2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历史，并不仅仅是人物-事件的时-空表象序列，就政治史而言，最根本和最重要的是政治制度的生成过程。如果不就历史的微观细节（“小历史”），而就历史的宏观轮廓（“大历史”）来说，民国史乃至人民共和国史是现代国家的生成史。在现代国家生成过程中，民国三十八年究竟给我们留下了什么？从政治制度的角度来讲，我将它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人民主权，二是以党治国，三是政治协商。此即所谓民国三大政治遗产。所谓政治遗产，也就是为我们今天所继承的政治（制度）资源。民国三大政治遗产为现行三大政治制度（党的领导、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奠定了历史基础，为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历史前提。
从历史到哲学：盘点民国政治遗产
在纪念辛亥革命和民国建国一百周年之际，史学界有一件事情值得一提，这就是《中华民国史》的出版。这套《中华民国史》总计36册，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组织编撰，李新总编，中华书局出版。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从《史记》到《明史》，通称“二十四史”，加上《新元史》、《清史稿》，或称“二十五史”，或称“二十六史”。[1]除《史记》最后部分编本朝史外，中国正史传统形成一个惯例，就是后朝编前朝史。因为在大陆看来，中华民国的历史已经终结了，后来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已经蜕变为地方政权。所以按照正统史观，按照后朝编前朝史惯例，《中华民国史》可以被称之为“第二十六史”或“第二十七史”。
《中华民国史》的编撰是一个巨大的工程，1956年列入国家科学发展十二年规划，1971年列入全国重点出版规划，由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负责组织进行。1972年成立中华民国史研究组（1978年改称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由李新负责。当时的编撰计划是：除《中华民国史》外，还有《中华民国大事记》、《中华民国人物志》与《中华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专题资料）》。[2]目前已经出版的是前面三个部分。《中华民国史》第一编1981年出版，第二编第一、二卷1987年出版，第五卷1996年出版，第三编第五、六卷2000年出版，第二卷2002年出版。2011年出版全部《中华民国史》12卷（有的还分上下两册，共计16册）、《中华民国史》大事记12卷、《中华民国人物志》8卷，总计36册。至于最后一个部分《中华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专题资料）》至今尚未完成。
《中华民国史》将中华民国的历史分为四个时期，即：中华民国的创立时期（1905-1911）、南京临时政府时期（1912.1-1912.3），北洋政府时期（1912-1928），国民党政府时期（1927-1949）。起初各编各卷都有一个题目，现在都删除了。原来的题目是：第一编中华民国的创立（1905-1911），叙述中华民国的创立时期和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历史；第二编叙述北洋政府时期的历史，包括：第一卷袁世凯的窃国和败亡（1912-1916），第二卷皖系军阀的兴衰（1916-1920），第三卷直系军阀的兴衰（1920-1924），第四卷国民革命的兴起和北洋军阀的覆灭（1924-1928）；第三编叙述国民党政府时期的历史，包括：第一卷国民党政权的建立（1927-1930），第二卷国民党安内攘外政策的破產（1931-1936），第三卷国民党走上抗战道路（1937-1938），第四卷国民党的消极抗战和积极反共（1939-1944），第五卷国民党窃夺抗战果实和玩弄和平阴谋（1945-1946），第六卷国民党军攻守的失败和国民党政府的覆亡（1946-1949）。[3]这些题目褒贬明显，反映了当时的正统史观，现在都删除了，只有从哪一年到哪一年。
《中华民国史》的编写一开始就有别于当时正统史观的视角，如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等。在叙述历史时，《中华民国史》与它们不同。譬如，北洋政府时期，袁世凯和北洋系是叙述的主线，当时反政府力量——中国国民党是作为副线叙述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蒋介石和国民党是主线，当时反政府力量——中国共产党同样是作为副线叙述的。这就是说，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反面角色变成了主角，正面角色变成了配角。从中华民国史这一题材来说，这个视角应该是正确的。除了突出重点之外，《中华民国史》还比较全面地照顾到了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力量。《中华民国史》是以政治史为中心线索的，但也照顾到了经济史和文化史的领域。
《中华民国史》的编撰前后经历三十年。人们的历史观念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个变化在《中华民国史》的编写中可以清晰地发现其中的轨迹。若干分卷作者和全书总编李新之间，在指导思想上就有着明显的不一致。有的分卷主编在“前言”中就挑明了这一矛盾。[4]
最根本和最重要的变化就是一元史观转向多元史观。例如在关于辛亥革命的认识和评价问题上，所谓一元史观就是突出革命党的贡献，尤其突出孙中山的贡献。这个一元史观就滥觞于孙中山的历史观念。孙中山在《建国方略·孙文学说（心理建设）》第八章“有志竟成”中，叙述了辛亥革命的前史，突出个人作用，尤其认为“由立志之日起至同盟〈会〉成立之时，几为予一人之革命也”[5]。《中华民国史》将起点设置于1895年（后为1894年），也是突出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的作用，因为1895年孙中山创立兴中会。这样，辛亥革命似乎就仅仅是孙中山、革命党发动和领导的，其他派系——立宪派、北洋系，要么投机革命，要么反对革命。其实，革命党除了孙黄主流派之外，还有光复会、武汉革命党人；除了革命党之外，还有立宪派、北洋系，辛亥革命是他们之间互动的结果。梁启超在辛亥革命十年双十节演说时指出：“当光绪宣统之间，全国有智识有血性的人，可算没有一个不是革命党。但主义虽然全同，手段却有小小差异。一派注重种族革命，说是只要把满洲人撵跑了，不愁政治不清明。一派注重政治革命，说是把民治机关建设起来，不愁满洲人不跑。两派人各自进行，表面上虽像是分歧，目的总是归着到一点。一面是同盟会的人，暗杀咧，起事咧，用秘密手段做了许多壮烈行为。一面是各省咨议局中立宪派的人，请愿咧，弹劾咧，用公开手段做了许多群众运动。这样子闹了好几年，牺牲了许多人的生命财产，直到十年前的今日，机会凑巧，便不约而同的起一种大联合运动。武昌一声炮响，各省咨议局先后十日间，各自开一场会议，发一篇宣言，那二百多年霸占铺产的掌柜，便乖乖的把全盘交出，我们永远托命的中华民国，便头角峥嵘的诞生出来了。这是谁的功劳呢？可以说谁也没有功劳，可以说谁也有功劳。老实说一句，这是全国人的自觉心到时一齐迸现的结果。”[6]这里只是提及革命党和立宪派的互动，其实还有北洋系的作用。这也就是多元史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