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世钊与毛泽东63年交往传奇

他与毛泽东情谊甚笃,有着长达63年的神交,是与毛泽东诗交最长的“第一诗友”。

这位曾被毛泽东称为“贤者与能者可以兼的人”,与毛泽东有着许多共同的观点、思想和经历,但是他也从不掩饰自己与毛泽东的不同观点与思想。

他是与毛泽东通信最多的旧友。透过毛泽东寄给他的几十封书信以及周世钊的部分遗稿,我们能更加真实地感知到毛泽东的伟人气魄。体会到那种同学、朋友、同志之间63年的拳拳情谊。

周世钊,字敦元,别号敦元、东园,湖南省宁乡县人,1897年3月12日(农历二月初十)生。1913年春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后并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1918年秋毕业。与毛泽东同窗五载,情谊甚笃。

周在校品学兼优,好老庄哲学,诗词上颇具造诣,为师生所称道。受徐特立老师的言传身教,矢志从事教育。1918年夏加入毛泽东、蔡和森等发起并领导的新民学会,积极支持和协助毛泽东从事革命活动。

1950年9月,应毛泽东邀赴北京,与毛作数次长谈。

扑朔迷离的“友人”之争真相

“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这首诗最早发表在1963年1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诗词》中,当时正值毛泽东七秩大寿。

身处日理万机国务活动中的毛泽东,仍然乡情殷殷,友谊深挚。这种情感发而为诗,感人至深。此诗从神话与现实、历史往事与未来展望、客观描绘与主体情思、故乡变化与社会变化等等的结合中,抒发了对故乡、对友人的无限怀念之情,歌颂了故乡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美好家园的热情和干劲,表达了对社会主义灿烂前景的希望和信心。

毛泽东的这首《七律•答友人》中的“友人”是谁,人们一度众说纷纭。接受采访时,长期研究毛泽东诗词的周世钊女儿周彦瑜和女婿吴美潮认定“友人”就是父亲周世钊。他们解释说:毛泽东的这首七律初稿写于1961年,时任毛泽东秘书的林克曾对毛泽东的一些诗词进行抄写。在林克留存的抄件上标题就是《答周世钊》。

据他们了解:1963年,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毛主席诗词》时,此诗在清样稿上标题原为《答周世钊》。随后,毛泽东在这个标题的周世钊名字后加上了“同学”二字,最后他又将“周世钊同学”5字去掉,把标题改定为《答友人》。1964年1月27日,毛泽东应《毛主席诗词》英译者的请求就自己诗词中的一些词句作口头解释。其中关于《七律•答友人》的“友人”是谁的问题,毛泽东回答说:“‘友人’指周世钊。”周世钊的亲人讲,在2006年11月,他们去中央档案馆目睹了此件珍贵文献。

原来,在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到韶山时,写过《七律•到韶山》,两天后毛泽东在长沙会见了周世钊。

周世钊的亲人分析说,周世钊可能当时在长沙与毛见面时就读到《七律•到韶山》的原件或抄件,因为周世钊1964年写过一篇文章,文章说看到早几年传抄出来的这首诗的末句是“人物风流胜昔年”。

韶山山清水秀,以孕育一代伟人毛泽东而闻名中外。周世钊深深了解毛泽东是如何走出大山、走向中国、走向世界的,曾说:“从天时地利人和方面说,韶山的确得天独厚。但是毛泽东的成长离不开社会的影响,离不开个人的发奋努力。”

毛泽东是人不是神。1955年,周世钊到韶山参观时说:“毛主席从这么偏僻闭塞的地方走出去不容易。如果他没有远大的志向、不懈的追求,那么他也许会永居这个山村而为大山埋没。”

1958年7月,周世钊当选湖南省副省长,受任新职,公务更加繁忙,但他一有机会就去韶山。因为这里是探寻一代伟人人生足迹的起点。周世钊曾说:“韶山要好好地宣传毛主席青少年时代的事迹,这对下一代很有教育意义。”他还说:“如果要了解毛主席、学习毛主席,不到韶山来不行。”周世钊对韶山可谓一往情深。1967年,韶山铁路通车,周世钊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参加了庆典并填词纪念。

1960年10月1日,周世钊到韶山,曾写下《江城子•国庆日到韶山》:“良辰佳庆到韶山,赤旗边,彩灯悬,万朵红霞荡漾碧波前。似水人流流不尽,腾语笑,久留连。夜来场上响丝弦,鼓填填,舞翩翩。革命斗争唱出好诗篇。唱到牺牲多壮志,人感奋,月婵娟。”

周世钊的女儿周彦瑜和女婿吴美潮分析说:从内容上看,周世钊这首词,明显受到毛泽东的《七律•到韶山》的影响,标题“国庆日到韶山”显然也受到毛诗标题“到韶山”之影响。而周的“唱到牺牲多壮志”句,当转化自毛泽东的“为有牺牲多壮志”句。

那些年,周世钊的大多数诗词作品都寄给毛泽东审阅。1968年7月16日,周世钊在给吉林师范大学中文系毛主席诗词学习班的信中写道:“自解放后,主席常在给我的信中嘱我寄诗。早些时候寄的不多,从1958年后,我差不多把所写的诗随时抄寄给毛主席,每每承他加以鼓励。”

周彦瑜和吴美潮认为,父亲的《江城子•国庆日到韶山》一词也应当送到了毛泽东的手里,“正因为毛主席读了父亲的诗词,受到了父亲《江城子》的影响,创作了《七律•答友人》,其中的‘红霞万朵百重衣’句就有父亲‘万朵红霞荡漾碧波前’句的浓重痕迹”。在周世钊的亲人看来,周世釗的《江城子•国庆日到韶山》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作品,它受毛泽东《七律•到韶山》的影响,又引发了毛泽东的《七律•答友人》。他们说:“毛泽东和父亲是老同学兼诗友,在彼此的诗词作品中相互借鉴、相互启发,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1961年12月26日,毛泽东68岁生日这一天,他给周世钊写了一封意味深长的信函:“惠书收到,迟复为歉。很赞成你的意见。你努力奋斗吧。我甚好,无病,堪以告慰。‘秋风万里芙蓉国,暮雨朝云薜荔村。西南云气来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同志,你处在这样的环境中,岂不妙哉?”

周世钊的亲人认为,这封信中毛泽东有两处笔误:即将“暮雨千家薜荔村”误为“暮雨朝云薜荔村”,“西南云气开衡岳”误为“西南云气来衡岳”。

然而,关于“友人”说纷争至今,有人说“友人”不止周世钊一人。不过,据周彦瑜和吴美潮说,他们早在20世纪60年代的一天作为亲属口头问过父亲:“近期外面传言,毛泽东《七律•答友人》是答您的,不知是不是?”老人回答说:“肯定是答我的,但不能往外传。”

周彦瑜和吴美潮回忆说:“当时,老人还给我们看了一些毛泽东给他的信件。可是我们水平低,有几个草字不认得,他还给我们纠正了。究竟是哪些信,信中有无答周世钊的诗,我们都记不清了。直到老人去世后,我们整理遗稿时,发现他至少5次写过类似‘友人可能不止一人’的文字。”

据了解,其中就有:1964年2月16日,周世钊在其《毛主席诗词十首略释》中写到:“大概由于某一个或者某一些在长沙的友人在写寄毛主席的诗词和书信中……”1968年7月16日,周世钊在其《复吉林师大中文系信》中写:“《七律•答友人》一诗发表后,我这里接到一些询问是否答我的来信,郭老(郭沫若)甚至对人讲肯定是答我的,但我的看法不同。我在长沙和它处为人讲解这首诗的时候,我是这样讲的:《答友人》所答的肯定是湖南的友人,甚至肯定是答长沙的友人,但所答的友人可能不止一人。”

为什么周世钊曾对家人讲“肯定是答我的”,而对外讲“友人可能不止一人”?周世钊的亲人分析:这可以理解为父亲为人谦虚,他的解释是慎重的,可能他收到过毛泽东的手稿而后被人索借未还,也可能毛泽东寄的信件(手稿)因邮路原因丢失,毕竟当年发生过这两种类似事情。为此父亲只有这样解释,他所说的“友人可能不止一人”也可理解为“可能只是一人”。

另据史料证实:1964年2月4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处长、《人民日报》文艺部原主任、《诗刊》原编委袁水拍就一些争议或者不太清楚的问题请示了毛泽东。毛泽东对自己的诗词作了14点解释,其中第八点为:“长岛”指长沙,“友人”是一个长沙的老同学。周世钊的亲人说,毛泽东强调是“一个”且是“长沙”的“老同学”,基本上等同于毛泽东此前说的“友人就是周世钊”。

1967年7月2日,郭沫若在给新北大丛中笑战斗队傲霜雪战斗组的信中应问作答时,就“《答友人》中的‘友人’是实指还是虚指?所指大概是什么样的人?”时答为:“这个人姓周,名字我忘记了,是民主人士,好像是湖南省副省长。”吴美潮分析说:“郭沫若与周世钊第一次相识于1971年王季范先生的追悼会时,1967年时根本互相不认识。当时周世钊名声不大,然而郭沫若却单记得姓周,因为只有周是‘友人’。”

1992年,吴美潮曾就“友人”问题去毛泽东诗词英译者叶君健府上请教。“当时,叶老因病住院,叶公子热情接待了我,他找来好几种外文毛泽东诗,其中‘友人’都是单数翻译。”事后,即1993年1月7日,叶君健复函给吴美潮,写到“我得到转来的您的电话,询问毛主席《答友人》一诗英译中所用是单数,还是复数,我查了一下英译,《答友人》译为‘答一位朋友’,Reply to a friend。外文出版社的其他译本也是根据英文译的。英文参加翻译的有钱钟书、乔冠华、赵朴初、袁水拍和我,都是经过充分论证后确定的。”

让周世钊的后人欣慰的是,新版的《毛泽东诗词选》明确指出“友人是周世钊”。

历史谜团与思想波澜的背后

1950年10月7日,毛泽东参加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在北京饭店举行的国庆纪念招待会后,来到应邀而来的周世钊所住的房间,王季范也由隔壁来见。毛泽东问:“你们过去参加过什么民主党派吗?”王季范表示没有,周世钊则说:“我对民主党派不感兴趣,不愿加入。”毛泽东听后,强调:“现在全国解放不久,共产党对知识界和农村发展党员采取慎重的态度,吸收党员比较少。你们最好先参加一个民主党派,民主同盟是知识分子的组织,你参加民盟好了。”

1951年2月,周世钊按毛泽东的意见,在长沙申请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获批准。后来,他还担任了民盟湖南省主任委员和民盟中央委员。这年3月,周世钊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近一年,期间毛泽东多次会见,让周世钊的思想认识得到进一步提高。

1959年,周世钊被选为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周世钊到北京开会期间,毛泽东不论工作怎么繁忙,总要设法抽时间约他见面叙谈一次。他们之间的交谈辩论,常常延续到深夜。

1962年,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了时任湖南省副省长的周世钊,并就民主党派问题进行了交流。期间,毛泽东谈到中国共产党对各民主党派的方针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时,周世钊问:“您这个长期共存要长到什么时候呀?”毛泽东解释说:“所谓长期共存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和各个民主党派不是在同一个时候产生的,但要在同一时候消亡。你学过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政党、阶级的论述吗?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在将来全世界都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了世界大同以后,国家就会自然而然消亡了。到了那个时候,共产党消亡了,各个民主党派自然也就消亡了——长就长到这个时候。所以我们说中国共产党和各个民主党派的生命是: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做民主党派的工作是光荣的,民主党派的工作是大有可为的。”

周世钊认真听后,又接着质疑:“我们这些党外人士安排为副省长是配像的,是做样子给人家看的。我是有职无权,名义上我是个副省长,分给我管教育工作,实际上我的权就是做民主党派的工作,除此以外别无他权。名义上分给我管教育工作,实际上教育工作的情况我无权过问,什么情况我都不知道,什么文件也看不到。”毛泽东一听,十分吃惊:“有这样的事啊!我设法告诉张平化同志,要他们以后就教育方面的问题和你多商量,有关文件也要送给你看。”

周世钊自北京返回的第三天,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的负责同志就送到一些党内外的文件给他看。几天以后,张平化也专程看望他,鼓励他大胆工作,积极工作。有一年,周世钊到北京开会,毛泽东约他到家中见面。期间,就重庆谈判、解放戰争等两人有过多次交谈。周世钊对毛泽东说:“您那次从延安到重庆和蒋介石谈判,也是很危险的啊!”毛泽东笑了笑,说:“很危险也很不危险。我到重庆去和他谈判,是到了敌人的大本营,蒋介石很可能对我下毒手,这是危险的。我去重庆之前,也作好了坏的思想准备。我想我是为全中国人民的和平而去重庆和蒋介石谈判的,蒋介石居然把我杀死在重庆,我也死得光荣。说很不危险,是因为我是代表中国共产党、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利益、代表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和平愿望而去重庆和蒋介石谈判的。如果蒋介石真正敢于在谈判桌上对我毛某下毒手,那么他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面前就输了理,反对和平、破坏和平这顶帽子他就自己戴上了,他那套假和平真备战的面目就完完全全暴露在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的面前了,他就不好向人民交代。再说他请我去重庆和他和谈,还有位什么美国大使先生在那里作保障嘛,如果蒋介石把我在谈判桌上杀了,他也不好向他的主子交代。我想我谅他不敢对我下毒手。”

毛泽东打了一辈子仗,一生遇险无数,却从没有负伤。交谈中,周世钊问道:“主席,您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为什么没有负过一点伤啊?!”毛泽东哈哈大笑:“我们和敌人作战打仗时,我经常和战士们一起行军,我也时常到前线去了解情况。但是我就是没有负过伤,不说是大伤,连小伤也没有负过。这可能是因为敌人的子弹没有长眼睛,它找不到我毛泽东嘛!”

近60年前发生在鸭绿江彼岸的那场战争,曾经令世界为之深深震动,也对当时刚满周岁的新中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光阴荏苒,过去的对手不再是敌人。作为那场战争中中方的最高统帅,毛泽东曾就此与周世钊多次畅谈。

抗美援朝究竟有无取胜把握,在当时是颇受人们关注的问题,因为解放战争刚刚结束,经济遭受了重创,国家一穷二白,面对美国的经济和军事优势,不少人对战争的前景心存疑虑。1950年10月27日,周世钊和王季范在中南海就此事请教过毛泽东,毛泽东针对他们的疑虑作了分析:“不错,我们急需和平建设,如果要我写出和平建设的理由,可以写出百条千条,但这百条千条的理由不能敌住6个大字,就是‘不能置之不理’。现在美帝的矛头直指我国的东北,假如它真的把朝鲜搞垮了,纵然不过鸭绿江,我们的东北也时常在它的威胁中过日子,要进行和平建设也会有困难。所以,我们对朝鲜问题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还凶,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中国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国的头上,从台湾一把刀插在我国的腰上,从越南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脚上。天下有变,它就从三个方面向我们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许它的如意算盘得逞。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可是党内有很多人不同意。”

听了毛泽东一席话,周世钊频频点头,但仍是信心不足,重复提出了刚才的疑问:“是不是有胜利的把握呢?”

众所周知,美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除装备了大量的飞机、大炮、坦克、军舰外,它的武器库中还有一张令人生畏的王牌——原子弹。面对美国的核讹诈,不少人对战争的前景忧心忡忡。可毛泽东偏偏不信这个邪,他从容地分析道:“你们都知道,我是不打无把握的仗的。这次派志愿军出国,是有人不同意的,他们认为没有必胜的把握。我和中央一些同志经过周详的考虑研究制定了持久战的战略,胜利是有把握的。我们估计,美帝的军队有一长三短。它的钢铁多、飞机大炮多,是它唯一的优势。但它在世界上的军事基地多,到处树敌,到处设防,兵源不足,是一短;远隔重洋,是它的第二短;为侵略而战,师出无名,士气十分低落是它的致命伤。虽有一长,不能敌这三短。我们要进行持久战,一步一步消灭它的有生力量。使它每天都有伤亡,它一天不撤退,我们就打它一天,一年不撤退,就打它一年,十年不撤退,就打它们十年,这样一来,它们就伤亡多,受不了,到那时,它就只好心甘情愿地进行和平解决。只要它愿意和平解决,我们就可以结束战争,我们原来是要和平的。”

朝鲜前线的战斗是空前残酷而惨烈的。无数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为了保家卫国,血染三千里江山,这其中也包括毛泽东心爱的长子毛岸英。当这个不幸消息传到周世钊的耳朵里时,他感到非常震惊和悲痛。作为和毛泽东相交几十年的老朋友,他知道主席一家先后已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好几位亲人。现在革命刚刚胜利,正需要下一代去建设的时候,毛岸英却永远留在了朝鲜。白发人送黑发人,和毛泽东情同手足的周世钊,心里深深地体会到老同学那种难以言表的悲凉和伤感,在20世纪60年代他和毛泽东的一次闲聊中,他向毛泽东表达了这种想法:“岸英死得太早了,如果您不派岸英到朝鲜战场上,我看他是不会牺牲的。”

毛泽东没有回避老同学的提问,说:“不能这样说!岸英的牺牲,责任完全在美帝国主义身上。岸英是为保卫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的利益,为保卫我们祖国的安全而出国作战的,他是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为保卫世界和平事业而牺牲的。彭老总是没有什么责任的,不能去责怪他。当时我得到岸英在朝鲜战场上不幸牺牲的消息后,我的内心是很难过的,因为我很喜欢岸英这个孩子。岸英牺牲以后,当时有人提议要把他的尸体运回国来安葬,我没有同意。我说岸英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为保家卫国而死的,就把他安葬在朝鲜的国土上,让他显示中朝人民的友谊,让中朝人民的友谊万古长青。当然,你说如果我不派他到朝鲜战场上,他就不会牺牲,这是可能的,也是不错的。但是,我是党中央的主席,在那种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我是极力主张发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的,后来得到党中央的赞成,作了出兵朝鲜的决定,并很快就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抗美援朝的伟大运动。我作为党的主席,作为一个领导人,自己的儿子不派他去朝鲜,又派谁的儿子去呢?光派别人的儿子去前线打仗,这还算什么领导人呢?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岸英是个青年人,他从苏联留学回国后,到农村进行过劳动锻炼,但却没有正式上过战场。青年人就是要到艰苦的环境中去锻炼,要在战斗中成长。基于这些原因,我才派他到朝鲜去的。”“文革”初期,有一次毛泽东与周世钊会见时,周世钊对毛泽东说:“现在是搞‘文化大革命’,是在搞群众运动。在这场群众运动中,各种各样的议论很多。例如对主席的思想,现在也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对于这些说法和提法到底对不对,我现在也搞不清楚!”

毛泽东弹了弹手中的烟灰,说:“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席卷亿万人民群众参加的大革命。在这样一场大的群众运动中,出现了对一个问题的各种说法和提法是不足为奇的,但最后也是会统一的。关于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它是一种思想体系,是一种正确的思想体系。既然它是一种思想体系,又为什么把它叫做毛泽东思想呢?为什么要用我的名字来代替这种思想体系的名称,而不用别人的名字来代替这种思想体系的名称呢?”

猛吸一口烟,毛泽东自问自答:“这是因为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确定我为党中央的领导。1935年以后,中国的革命就再也没有走什么大的弯路了。在1935年以后的革命实践中,就慢慢地产生并形成了这种指导革命的正确思想体系,而这种思想体系又必须有个名称。因为那时我是党中央的领导,所以这种思想体系的名称就必然要用我的名字来代称,而不能用别人的名称来代称。”毛泽东看周世钊听得很认真,接着说:“但是,党中央确定把这种思想体系叫做毛泽东思想,就绝不是说毛泽东思想就完全是我毛某一个人的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包括一些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内的思想,只不过是以我的名字来代称罢了。当然,其中我的东西可能要多一点,要不然我怎么能当党中央的主席啊!”

进而,毛泽东指出:“如今,毛泽东思想在我们全中国人民的头脑中已经享有崇高的威望,它对我们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已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在国际上的影响也很好,因此就用不着去改它,也没有必要去改它。”并特别强调:“关于那种什么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要大树特树我的领导地位的提法的问题,那些大讲大树特树的人们的真心实意是:名曰树我,实则是要树他们自己。关于所谓权威的问题,从来就没有什么绝对的权威。任何权威都不是树起来的,权威是在革命的实践和斗争中形成的。那些想要利用我这块牌子来达到大树特树他们自己的目的的人,终究有一天是要失败的。”

“文革”期间,周世钊曾向毛泽东汇报了湖南长沙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情况,向他汇报了长沙“六六惨案”有关实情。毛泽东叹了口气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在意识形态领域内进行的大革命,是一场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革命。用不着争争吵吵,更用不着武斗,那样只能给阶级敌人有机可乘,对广大革命群众是不利的。”

随后,周世钊谈了自己前不久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所见的情况:“我看见在这两个大学里,主席的语录很多,在清华大学有好几个地方都有主席的塑像,有的还塑得很好,很像主席的相貌。”毛泽东听后,显得有些无奈:“我很讨厌那些东西。到处搞些语录干什么呀!我早就跟他们讲过,不要到处搞语录,不要到处搞红色海洋,不要搞那么多的红本本,那是极大的浪费。他们就是不听我的。现在他们又到处搞什么毛主席塑像,说这是对主席的什么忠忠忠。我看他们那样搞并不是对我的什么忠,他们是要我站岗。”听到这里,周世钊不免笑起来……

敢与毛主席直面交锋的“终生诤友”

古人云:“文死谏,武死战。”在共和国最严峻的时刻,小人当道、忠臣直士三缄其口的时候,作为好友的周世钊敢于犯颜直谏,面对面和毛泽东交锋,指出其错误,同样难能可贵。

周世钊与毛泽东有着“三同”(同乡、同学与同事)与“三友”(会友、文友与诗友)的关系,有着许多共同的观点、思想和经历,然而他也从不掩饰自己与毛泽东的不同观点与思想。周世钊的女儿说,正因为父亲与毛泽东有广泛的、长远的交往,彼此间有深刻的、全面的了解,也因为他对毛泽东的事业和成就佩服之至,他才敢于坦然提出一些不同意见。

1949年10月28日,周世钊在和毛泽东阔别22年后致函这位刚刚上任政府主席的老同学。信中有一段说:长沙自解放后政治刷新,社会也日趋安定。不过大多数人的生活在这大变动中感到一些困苦。一些干部工作努力有精神,使人敬佩之极,但有的还或不能掌握政策,和中央的决策常生偏差,有的不免带些关门主义的色彩。此后对下级干部的训练恐怕也会要让领导费心。

周世钊为人襟怀坦荡,正直无私,实事求是,反映下情民意,言人之不敢言。担任副省长主持湖南科教工作期间,他亲自为一些受冤屈的知识分子奔波平反。对于“左”倾错误,他多次在人大、政协会议上发言,并上书毛泽东主席,坦陈己见。

1958年,“大跃进”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展开。此后,周世钊在北京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问他:“惇元兄,今年开会前你到了什么地方参观視察?看了些什么?有什么感想?”周世钊如实回答道:“到了我的老家湖南宁乡去了解了一下农村人民公社,看到了农村的轰轰烈烈、热火朝天的场面。不过,我看有两个问题也值得认真研究。一个粮食亩产的数字上我看有些虚假现象。有的说一亩地产几千斤,有的甚至说一亩一次能产一万多斤,我看有点不实在。”毛泽东说:“现在不仅湖南农村形势好,全国的农村形势都好。你还很不错,看出了问题,能讲真话。现在农村浮夸风确实很严重。很多地方,吹牛成风。你是全国人大代表,你下去,那些干部会尽量好好招待你,他们有他们的目的,他们是想请你到北京为他们讲好话!可你不但没有给他们讲好话,而且还到我这里告了他们的状。我看你确实是一个好人呀!你敢于说真话,你敢于向错误思想行为作斗争,可敬可佩!惇元兄,我看你真不错呀!还是保持了我们同学时期的实事求是精神,这很不容易呀!我希望你永远能保持这种品质和作风!”

受到毛泽东的肯定和鼓励,以后周世钊每次与毛泽东交谈都坚持4个字:实事求是。这也是毛泽东经常喜欢与周世钊谈话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因为从老同学周世钊这儿可以了解到从别处了解不到的基层的真实情况。

也是在1958年,反右派斗争刚刚结束,这次政治运动严重扩大化,造成了十分不良的后果。此时,周世钊到北京开会,找到毛泽东,直言不讳地说:“大学生中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念其年轻,应处理从宽,让其在学校中学习,改造思想较好。”毛泽东第一次听到群众中来的对反右派斗争的不同意见,他想了想,表示同意,说:“你讲得很对,中央也有此种考虑。”

1959年,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周世钊被召进中南海,会见了毛泽东。当天主要讨论知识分子问题,当时把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划入资产阶级范畴,对此周世钊颇有异议,他对毛泽东说:“谁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就不承认自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经过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政治运动后,在毛泽东无比崇高的威望之下,一般人哪敢发表不同意见?但周世钊为了坚持自己认为的真理,直谏不曲,而毛泽东却对他表现了空前的“豁达大度”,还表示“谈话未畅,欢迎再谈”。

“东园兄:上次谈话未畅,历史唯物论观点讲得不透,可以再来一谈否?如愿意来,企予望之,不胜欢迎之至!”这是1959年5月10日上午9时毛泽东“倚枕书,尚未睡觉,心血来潮,写此数语”。

信是毛泽东用铅笔写的。信中的“历史唯物论观点”是关于郭沫若的历史剧《蔡文姬》,郭沫若为曹操翻案,涉及到如何评价历史人物。原来此前毛泽东约周世钊面谈,与他进行讨论。毛泽东认为应该为曹操翻案,是符合历史唯物论观点的;周世钊则不同意毛泽东这一观点,认为曹操人品不好,不该为曹操翻案,两人各抒己见,互不相让,争论得十分激烈。事后,周世钊谦逊地说:“毛泽东对文学和历史的研究有很多精辟的见解,可惜那天我因外出未能赴约,失去了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

1966年,“文革”开始了。在10年史无前例的动乱中,周世钊也遭受多次冲击,身心受到摧残。他对许多问题不能理解,对许多做法存有疑虑。他对毛泽东亲自发动与领导的这场运动很不理解,于是这年7月致函致电毛泽东,要求面谏。毛泽东复函称:“不必来京,事情可以合理解决。”

红卫兵在周世钊家里抄走了现款和存折,拿走了一些旧书和衣物之类的东西。当红卫兵从箱底里搜出毛泽东给周世钊写的一大堆信时,有的红卫兵看到毛泽东给周世钊的每封信都是称“惇元兄”或“东园兄”时,就问周世钊:惇元和东园是哪一个?周世钊回答说:“惇元和东园都是我,是我的别号。”有个红卫兵一听,笑开了:“你真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毛主席比你大得多,你怎么要他称你是兄啊?你这不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是什么?”对于红卫兵的这种无知和可笑的追问,周世钊只好采取无可奉告的态度。1967年,抄家风风靡全国,周世钊到北京面见毛泽东。毛泽东风趣地询问:“听说红卫兵‘照顾’了你的家?”周世钊回答说:“一身之外无长物,抄家者一无所获,不过搞乱了我好些旧书,弄得残缺不全,可惜!可惜!痛心!痛心!”他对肆意抄家深恶痛绝。此后,抄家风有所收敛,直至杜绝。

1972年,“文革”势头不减,许多问题暴露出来了,演化成“积重难返”的局面。这年10月2日深夜,周世钊毅然在会见毛泽东时谏陈3小时,最后面交了写于8月间的一封长信。

在周世钊面交的近4000字的信中,他论述了8个问题,其中谈到:“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很多水平高、能力好、有斗争历史、工作经验而又忠于职守、卓著成绩的党内和党外的老干部被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知识分子政策被严重破坏,各类大小知识分子都加以“臭”字的谥号,统统称为臭知识分子。并认为,大学应恢复招生,要重视提高教学质量。“毛主席素来特别重视青年培养教育问题,但经林贼的阴谋破坏,共青团、少先队等组织完全瘫痪……窃以为共青团、少先队的工作应该恢复,并提高质量。……很多好书都被烧了禁了,青年工人、农民和学生除政治理论外没有多的书可读。窃以为‘五四’以来一些比较好的书可以经过审查开放一部分……我们看到一些基层干部除以私人关系开后门的作风颇为严重之外,又每每以派性和私隙作祟,借机会报复、打击别人,也由于官僚主义作风严重,对于应该处理的群众提出的要求,搁置不予处理,以种种借口把提出要求的人推出门了事……窃以为中央和省市可考虑设置相应机构,负责对所提问题深入调查,作出结论,经过有关上级的审核批示解决问题……”

会见结束时,毛泽东建议周世钊经南京、上海回长沙,并一再叮咛要十分注意安全:“你没有人护卫,更应多加小心为是。”谁也没有料到,这是他们的最后一面。

时隔一年半以后的1974年四五月间,周世钊在北京医院住院治疗。毛泽东曾决定约见周世钊。后来,周世钊给其亲属的信中写道:“因为得到通知,暂时没有时间接见,决定早点回家(指回长沙)。”这次约见没有实现,据说是毛泽东身体欠佳,有的说是毛泽东工作过于忙碌,还有的说是有些人对周世钊的那封长信有不同看法,其实情不得而知,但是没有完成约见,使周世钊感到很大的遗憾,毕竟他有很多话要向友人倾诉。

1975年10月,周世钊再次住进北京医院,起初被安排在二层。毛泽东曾派他的保健医生前去诊治,保健医生回到中南海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告知周世钊住在二层,病情较重,于是毛泽东嘱其安排到三层西领导人病室(即北京医院316室)。

1976年初,周世钊病稍愈返湘。不几天,又因病住入湖南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此时,他病疴缠身,仍在思考国家大事,念念不忘好友毛泽东,对多人说过:要给毛泽东写一长信。可是,由于身体原因,他无能为力,最后的日子里只是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短信。

这年4月,周世钊病危期间,湖南省委和省委统战部多次到医院探望,湖南省委办公厅还向中共中央办公厅和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在周世钊病危时做出决定,于4月20日凌晨从北京医院选派了两名医生乘飞机专程到湖南为周世钊治病。但是就在当日早晨6时,从北京来的医生还没来得及给周世钊看病,周世钊就在长沙与世长辞了。

4月26日下午,周世钊追悼会在长沙举行,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国务院总理华国锋等送了花圈。当日,新华社公开发表了周世钊病逝的电讯通稿。次日,《人民日报》和中央电台等各大媒体刊播了有关消息。

9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逝世。一时间,全国上下一直沉浸在万分悲痛的气氛之中。为了纪念两位友人的友谊,周世钊的亲属当日向中共中央发了唁电:“惊悉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不胜哀痛。我们深切怀念毛主席对先父周世钊先生的63年关怀。”

周世钊去世后,子女清理其遗物时发现有1972年8月10日由周世钊一人署名的致毛泽东主席的那封長信底稿。周世钊的亲人如是感慨: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父亲能提出如此意见,把矛头指向“文化大革命”,其气魄和胆识确实令人敬佩。诚然,这种认识与胆识来自对祖国、对人民、对领袖、对友人的赤诚之心,来自人格修养的求真精神,来自畏友、诤友、挚友的气魄。在头脑发热、违背客观规律高举“三面红旗”而使全国陷于“困难时期”时,是推波助澜,还是有所觉察?在全中华陷入灾难性的“十年动乱”时代,他的所作所为表现出了一个知识分子的人格,他说出了广大人民敢怒而不敢言的心声。

1976年,周世钊和毛泽东先后离开自己所挚爱的世界。或许,他们在那另一个世界里又在促膝长谈,又在酬唱奉和,谈笑风生,追忆往事,共叙友情,在天国里续写“友谊、永恒”的诗篇……

(选自《红墙见证》/余玮 吴志菲 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