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私为公，得为人民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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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9月18日，时任第一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写了一份关于新中国一年来文物工作的内部总结报告的提纲，其中有《一年来人民捐献中央的文物、图书的统计》一节，有如下的数字和事例：
(一)图书三万零一百八十册
(二)古物二千一百九十一件
由于人民对于中央人民政府的爱戴与信赖，一年来将其私人所藏的文物、图书捐献出来的很多。其中，以刘肃曾捐献的虢季子白盘、朱桂莘捐献的岐阳王世家文物、熊述訇捐献的(能阝)原钟、张子厚捐献的汉石羊、张伯驹捐献的宋人尺牍、赵世暹捐献的水利文献、傅忠谟捐献的宋元明刻本及抄本、常熟瞿氏捐献的宋元刻本、翁之熹捐献的明清抄校本书籍等尤为国之重宝。化私为公，得为人民所有，实为从来未有之举。其他，华东、西南、东北各地区人民捐献的文物、图书，尚有不少，未能列举。
在10月31日写的发表于《文物参考资料》的文章《一年来的文物工作》中，郑先生又写到这些，说：“这是打破了旧的地域的、私有的观念的一个时代。一切是归人民所有。归了人民所有，便可以人人都见到，且能充分的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他举的人们捐献的例子，与上面的报告提纲说的差不多，并指出：“这是一个过去梦想不到的大时代，人人为公，没有一点私心、偏见。这样的一个大时代，才能使从事于文物工作者们彻底的肃清了过去的观念和态度，积极地、全心全意为人民大众而工作，而服务。”
郑先生提到的这些“化私为公”的事例，都是他亲自经手的，有的还是他亲自发现或动员捐献的。每一个事例都是动人的故事。人们捐献文物、图书，当然是出于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爱戴与信赖，同时也正是与他的“没有一点私心、偏见”，“积极地、全心全意为人民大众而工作，而服务”的热诚态度和很高的个人威信分不开的。
瞿氏兄弟
常熟瞿氏捐献宋元刻本一事，就是郑先生在解放初参加中央华东工作团到上海时顺便做的一件工作。据常熟曹大铁回忆，当时政府令地主纳粮缴税，郑先生的朋友张葱玉(后成为文物局干部)家在常熟，有收租田一万亩，首先完纳；瞿家在常熟也有收租田三千余亩，而无现金，正在发愁。葱玉从常熟缴完税回上海后，郑先生邀葱玉到他家里聚餐。那天中央工作团团长董必武也在，郑先生就引葱玉介绍于董老。席间，葱玉谈起瞿氏近状，并请郑先生及在座的著名版本学家赵斐云设法帮助。他们便想到了以卖书献书抵献粮的办法，并当场得到董老的首肯。瞿氏三兄弟当时住在上海，书也藏在上海，于是，郑先生就在百忙之隙去看望了瞿氏兄弟，并参观了他们家祖传的藏书，动员他们卖书献书于国家。
瞿氏祖上因在清嘉道年间收藏铁琴一张、铜剑一柄，故称铁琴铜剑楼。琴本身其实是木质的，但外包铁皮，相传是唐代遗物(后来瞿氏三兄弟也把它捐给了北京图书馆，即今中国国家图书馆)；剑则在咸同年间已经失去，亦不知是何代古物。铁琴铜剑楼藏书在清末即与聊城杨氏海源阁、杭州丁氏八千卷楼、湖州陆氏皕宋楼，被人并称为四大藏书家；但藏书家傅增湘则认为：“吾国近百年来藏书大家，以‘南瞿北杨’并称雄于海内，以其收藏宏富，古书授受源流咸有端绪。若陆氏之皕宋楼、丁氏之八千卷楼，乃新造之邦，殊未足相提并论也。”铁琴铜剑楼藏书保存五世，历年逾百，就经历之久而言，仅次于宁波范氏天一阁藏书；而精品之多，实解放初海内私家藏书中最完整的宝库。
瞿氏一家爱书如命，但又有爱书人的美德。商务印书馆张菊生先生影印《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时，瞿氏兄弟之父瞿启甲都慨然出借珍本。如《四部丛刊》已出版的书中，就有出自其家的八十一种，约占丛刊全部的六分之一，为采自私家藏书之首。启甲在抗战期间1940年忧愤去世时，曾遗命三子：“书勿分散，不能守则归之公!”郑先生与瞿氏一家早已熟识，抗战时期他在“孤岛”上海为国家收购图书时，就曾购买过一些瞿氏藏书。瞿氏兄弟久已佩仰他的学识和爱国精神，这次在他的热情感染和鼓励下，便慷慨化私为公，毅然将一批珍贵的宋元刊本及抄校本五十二种、一八一六册捐献给国家，同时将另外一批善本共三。二种作价归公。作价部分共三千万元(当时一万元等于后来的一元)，文化部沈雁冰部长回电说只拟出一千六百万元，然而郑先生知道三千万元其实并不多，而且他已与瞿氏谈妥，未便再贬价，就毅然承担责任，仍以三千万元购下。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较早、较大的一次善本图书捐献和收购，当时《人民日报》等作了报道，影响很大。
郑先生代表政府，在上海接受了他们的捐献与出让，并于1950年1月11日亲笔写了褒扬信，称赞瞿济苍、旭和、凤起三兄弟“此项爱护文化、信任政府之热忱，当为世人所共见而共仰”。还殷切地表示“并盼其余尊藏全部，将来能够在双方协议下，陆续价购归公，以免散入私人手中”。后来，瞿氏兄弟正是照此办理的。根据他的意见，铁琴铜剑楼善本全部归藏于北京图书馆。一年后，当上海要正式创办市图书馆和博物馆时，郑先生还特地给陈毅市长等人写信，推荐了“邃于版本目录之学”的济苍、凤起两兄弟。(上面提到的比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历时更久的宁波范氏天一阁藏书楼，后来也在他的动员之下，由范氏捐献给国家，由政府管理。)
张伯驹的故事
郑先生报告中提到的张伯驹捐献宋人尺牍，人们了解得不多；最传为美谈的则是翌年伯驹捐献《游春图》一事。伯驹与郑先生同年，早就认识。伯驹生于官宦世家，其父张镇芳曾任河南都督。伯驹曾与东北大军阀张作霖之子张学良、清恭亲王奕訢之孙溥侗、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之子袁克文一起，被人称为“民国四公子”。但人多未知，伯驹后来还有过革命经历。1947年6月，伯驹在北平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曾任民盟北平临时委员会委员，参加北大学生会助学运动、反迫害反饥饿运动、抗议枪杀东北学生等活动。伯驹收藏古代书画，初时出于爱好，后以保护重要文物不外流为己任，自云：“予生逢离乱，恨少读书，三十以后嗜书画成癖，见名迹巨制虽节用举债犹事收蓄，人或有訾笑焉，不悔。”抗战时期，伯驹曾被汪伪汉奸匪徒绑架，危及“撕票”时，犹传出话来：“宁死魔窟，决不许变卖家藏书画!”伯驹经手蓄藏的书画名迹，见诸其《丛碧书画录》者，便有一一八件之多，被称为天下第一藏。
那件隋代大画家展子虔的《游春图》，长二尺有余，运笔精到，意趣无限，原是从故宫散失的国宝。1946年，该画出现在北平的古玩市场，伯驹知道后，先是建议故宫博物院买下，并表示自己“愿代周转”。但故宫博物院说没有经费。眼看国宝可能流出国外，伯驹便动用自己的名望和关系，竭力阻止古董商人欲卖给洋人的企图，并决心自己买下。原主玉池山房老板马霁川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