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梁漱溟的交往

1938年1月，在延安，屋外严寒逼人，屋内温暖如春，毛泽东与梁漱溟作彻夜长谈……

1937年，“七七”事变，抗战全面爆发。梁漱溟在山东搞了历时七年的乡村建设工作自然就搞不下去了。抗御外敌，保我中华，同样也是梁漱溟主持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师生们责无旁贷的任务。不久“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时局更紧张了。其时。梁漱溟在山东济宁接到老朋友张群先生转来的蒋介石邀梁去南京的电报。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答应了张学良、杨虎城和周恩来等人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由于日本人在芦沟桥扩大了战火，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抗日宣言，全国老百姓所盼望的国共合作，停止内战，全民抗日，已成为事实。作为实际上执掌大权的国民党政府，十分需要社会各界的支持，于是就邀集了一些社会各界有代表性的人物到南京，在所谓“最高国务会议”之内。成立了一个咨询性质的机构叫“参议会”，其中亦有中共的代表，但大多数成员仍为国民党人。梁漱溟是作为无党派的社会贤达被邀请去参加“参议会”的。这个“参议会”，就是后来在武汉成立又迁至重庆的“国民参政会”的前身。

梁漱溟立即关闭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风尘仆仆赶到了。自此，他作为“国民参政会”的一员，为抗战出力。但事与愿违，国民党军队“八·一三”失利，日寇长驱直入，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国民党政府搬到武汉，梁漱溟作为特邀的“参议员”(后为“参政员”)也随即到了武汉。沿途所见，一幅流离失所、争相逃难的景象!特别是一些国民党大员，无心抗日，有的丢弃大片国土，不战而逃：有的也只顾自己逃难，甚至有把资产、妻儿送往国外的。梁漱溟对此大失所望，自己对抗战的前途也很是悲观。但得知自日本侵华后中共提出一系列抗日主张，特别是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深得人心，而终于变成现实。梁漱溟想，现在国民党方面令人失望了。共产党方面又怎么样呢?再说，关于共产主义学说，梁漱溟早年就读过一些经典著作，诸如李大钊先生等中共的先驱者还是他的好朋友。但他后来根据自己对中国社会、历史的研究，认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并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因此不信奉共产主义学说。如今中共的领袖如毛泽东、周恩来等又搞了近二十年，还在坚持奋斗，中心在陕北。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于是梁漱溟产生了去延安见毛泽东的念头。由于国共两党已经合作，从武汉去延安也较方便。梁漱溟作为国民参政员，首先把自己的这个愿望和想法向蒋介石提出，他同意了。中共方面也表示欢迎。几天后，梁漱溟便奔赴延安。

梁漱溟到达延安，接待他的是中共总书记张闻天。经张的介绍，梁才知道毛泽东是中共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张对梁来延安表示欢迎，并设宴洗尘。张说。毛的习惯是白天休息，夜间办公，谈话也安排在夜间。

头一天夜间的谈话从下午六时至次日凌晨。时令正是冬天，延安气候严寒。六点钟天已擦黑，屋里掌了灯。谈话的地点不在窑洞，而在延安城内的一间瓦房里，但很暖和。毛泽东告诉梁，在屋外地下烧火，地面和墙都发热。在毛泽东首先提到1918年在北京杨怀中先生家中已多次见过梁先生之后，谈话转入正题。梁先生开门见山地提出了抗日战争的前途问题。梁说，他对目前的抗战情况甚感失望，战场上中国军队节节败退，国民党方面上上下下缺乏信心，个人心中亦十分悲观，如此下去，中国的前途如何?中华民族会亡吗?梁表示这次来延安，就是向中共领袖讨教来的。

毛泽东听完梁漱溟的叙述，露出笑容回答道：“梁先生，你所听到看到的若干情况，大体都是事实。但我的看法，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中华民族是不会亡的，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没有!”

毛泽东一开头语气就这样肯定，神态这样坚决，很出乎梁漱溟的意外。接着，毛泽东十分详尽地、有声有色地分析了国内、国外，敌、我、友三方力量的对比，强弱的转化，战争的性质，人民的力量，战争发展的几个阶段，等等，最后又回到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光明结局上。毛泽东讲得那样头头是道，入情入理，致使梁漱溟打心眼里佩服。

毛泽东话音刚落，梁漱溟即说：“毛先生，可以这样说，几年来对于抗战必胜，以至如何抗日。怎么发展，还没有人对我作过这样使我信服的谈话，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您今天的谈话，使我豁然开朗，精神振奋!”

“过奖了，过奖了，梁先生!”毛泽东连声说。

梁漱溟心里不由地想起了蒋介石。蒋介石的讲话、文告，梁漱溟听过、看过多次，个别交谈也若干次了，从来没有像这一次毛泽东那样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和说服力。梁漱溟怎能想到，毛泽东这天所谈的“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观点，即是不久毛就写成的《论持久战》一书的主要论点。正由于毛泽东《论持久战》这一力作的很快问世，就在更大的范围内一扫抗战前途悲观论、亡国论的观点。

时间已到后半夜，长谈告一段落。毛泽东很客气地说：“梁先生，您旅途劳累了。您我今天不必熬通宵了，明天晚上再续谈吧。”

“好的，好的，”梁漱溟起身说，“我先送给您一本书。请您先翻翻，明天的谈话就从我这本书开始，好不好?”

“随便，随便，朋友之间，无话不谈吗!”毛泽东说着接过一本厚厚的书，那是梁漱溟新出版的数十万字的著作，书名叫《乡村建设理论》。

第二天的谈话，也是从下午六点开始，但一直谈到次日天明，整整一个通宵，欲罢而不能。这次谈话的内容是中国问题，即一旦抗战胜利，如何建设一个新的中国问题，梁漱溟和毛泽东分歧较大。谈话一开始，毛泽东就拿出梁漱溟昨日送的那本书，说：“大作拜读了，但看得不细，主要之点都看了。我还从大作中摘出一些结论性的话。概括地说，你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不少认识是对的，但你的主张总的说是走改良主义的路，不是革命的路。而我认为，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社会需要彻底的革命。革命怎样才能彻底，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是对中国社会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分析、估计，从这一基本分析、估计而得出的力量对比出发，而确定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毛泽东十分详尽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特点，特别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激化问题，并十分突出地强调其作用。

而梁漱溟很不苟同的正是这一点。梁当即争辩，说：“中国的社会与外国社会不同。在历史上，外国的中古社会，贵族与农民阶级对立鲜明，贵族兼地主，农民即农奴，贫富对立，贵贱悬殊，但中国的中古社会不是这样，贫富贵贱，上下流转相通，有句老话叫：‘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

种，男儿当自强。’中国的社会贫富贵贱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因此阶级分化和对立也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一、二千年，至今如此。根据这种分析，我提出了‘伦理本位’、‘职业分途’八个字。所谓‘伦理本位’是针对西方人‘个人本位’而言的。西方人讲自由、平等、权利，动不动就是有我的自由权，个人的权利放在第一位，借此分庭对抗。但中国不是这样，注重的是义务，而不是权利。父慈子孝，还有兄友弟慕。夫妻相敬，亲朋相善，等等，都是‘伦理本位’的内容，是指导中国家庭和社会的重要原则，即注重义务，每个人都要认识自己的义务是什么，本着自己的义务去尽自己的责任，孝家庭，也孝社会。所谓‘职业分途’，也就是社会分工，你干哪一行，从事哪件工作。就有责任把它做好。人人尽责。做好本行。则社会就稳定、发展……”

毛泽东十分耐心地听完梁漱溟的长篇大论，然后心平气和地说：“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性，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有自己的伦理道德，梁先生强调这些也并没有错。但中国社会却同样有着与西方社会共同的一面，即阶级的对立、矛盾和斗争，这是决定社会前进最本质的东西。我以为梁先生是太看重了中国社会特殊性的一面，而忽略了决定着现代社会性质的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其理由我再申述之……”

梁漱溟却不以为然，他十分断然地说：“毛先生，恰恰相反，我认为正是您的理论太看重了现代社会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而忽略了中国社会最基本、最重要的特殊性的一面。我们的分歧，正在这里。”

两人都不断地、反复地申述自己的观点，相争不下，直至天明，谁也没有说服谁。在48年后的1986年秋天，毛泽东已经逝世十年，已经93岁高龄的梁漱溟先生在回顾这次争论时，还心绪激动地说：“现在回想起那场争论，使我终生难忘的是毛泽东作为政治家的风貌和气度。他披着一件皮袍子，有时踱步，有时坐下，有时在床上一躺，十分轻松自如，从容不迫。他不动气，不强辩，说话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语。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他送我出门时，天已大亮。我还记得他最后说，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们今天的争论可不必先作结论，姑且存留听下回分解吧。”

在与毛泽东的两夜长谈之后，梁漱溟还到延安各处参观。当时延安的物质条件是很差的，但人们热气腾腾，其精神面貌与国民党地区有鲜明的差别。这就像中共领袖毛泽东给梁漱溟的印象一样，是十分深刻的。

十余年后，梁漱溟与毛泽东的争论有了结果。1950年春天，梁漱溟奉毛泽东、周恩来之召，由重庆来到北京。梁漱溟认真思索了他一赴延安时在第二个夜晚与毛泽东发生的那场争论，面对在战火中诞生了新中国的这一事实，他在作了一番考察之后，于1951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两年来我有了那些转变》一文，对自己作了一个总结。在这前后，他又写了《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等文章，送给毛泽东主席看。梁漱溟在文中毫无保留地说：“若干年来我坚决不相信的事情，竟然出现在我眼前。这不是旁的事，就是一个全国统一稳定的政权竟从阶级斗争中而建立，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我曾经估计它一定要陷于乱斗混战而没有结果的，居然有了结果，而且结果显赫，分明不虚。”梁漱溟的检讨和反省，虽然没有说清楚自己思想转变的来龙去脉，但却在事实的面前，承认了对于中国的前途问题，毛泽东的路子对，而自己是错的。

1946年初，梁漱溟二赴延安，向毛泽东等十名中共领袖陈述自己对国内实现和平后的政见……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在经历了八年战乱之后，人心思和、思治。毛泽东只身去重庆，国共和谈成功，签订了停战协定。紧接着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梁漱溟作为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建人之一，以民盟出席政协会议的代表资格。为实现国内和平奔走，为实现和平后中国的政治前途和经济建设筹划。一时间，由于国共两大党的合作，其他各党各派的努力，政协也达成了五项决议，关于国家的政治、军事、立法、经济等几乎都谈到了。不少人颇为乐观，特别是一部分人十分热衷于能在今后的中国，如欧美国家一样，实行两党制或几党派，一个在台上，一个在台下，你攻我，我揭你，你不行就我上台。仿佛中国的前途就寄托于欧美式的两党制的政治制度了。

梁漱溟在年轻时也曾热衷于西方的宪政制度，包括英国的君主立宪制、美国的总统议会制，特别是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以法治国的做法，一直是赞同的，但后来基于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研究，尤其是几十年来中国的现状，使他对欧美式的政治，特别是两党制(一上一下)发生疑问。认为未必符合中国的国情。梁漱溟有自己的主张和想法。但在当时的重庆却无人可说，说了也未必有人听。于是他想到了中共，想到了毛泽东，能不能到延安去向中共领袖们陈述一下自己的想法，即使没有什么结果吧，也可立此存照。况且离上次去延安，八年过去了。多么不寻常的八年，中国终于打败了日本，如同八年前毛泽东所说。现在再去延安看看，兴许会很有意思的。

主意已定，提出要求，二赴延安很快成行。先搭飞机到北京，然后再由北京赴延安。同机的有美国驻延安的代表，还有画家尹瘦石等。梁漱溟到延安一见到毛泽东，寒喧后即提出，他希望能有一个机会，请毛泽东找十位中共领导人(包括毛在内)，听他陈述自己对当前中国的一点意见，如能满足，感激至之。

毛泽东当即同意了。梁漱溟这次赴延安，虽然也是一个人，不代表任何人，但他现时的身份与上次不同。1938年初赴延安。是社会贤达，无党无派，现时却是民盟出席政协会议的代表，又是民盟总部的常务委员、秘书长。

第二天，梁漱溟被请到一间不大的会议室里，毛泽东首先迎上来与他握手，除早已认识的张闻天外，又分别见过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梁漱溟情绪颇为激动，兴冲冲地讲开了。他说：

“谢谢各位中共的朋友们给我这样一个好机会。我很高兴。现在重庆情势很好。国共领袖蒋介石先生和毛泽东先生亲自谈判签订的停战协定已经生效，政协会议顺利召开，有了五项政协协议，各党各派的代表劲头很高，社会各界反响亦好。但中国今后将走什么路呢?我不知道中共的朋友们怎么想，但在重庆，似乎方方面面都在说中国也要实行欧美式的宪政，即两个大党一上一下，轮流执政，平时势不两立，台下的专挑毛病，攻击台上的，翻过来也是这样。当然还有司法独立、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等等。说者头头是道，听者也蛮有味道，不见有人提出疑问，更无人持反对态度。包括我所在的民盟诸同仁，多数人是

多年来一直盼望在中国能实现上述政治理想和主张的。我本人从年轻时开始，也曾一度欣赏和赞同西方的宪政制度。但面对中国的现实，在大家谈得正热闹的时候，我却发生疑问了。

这疑问源于中国的现状，其特点与西方国家很不相向。主要是经济建设落后，生产水平低下，工业自然与西方国家相差甚远，农业也是数千年前的老样子，没有大的变革和发展。与生产落后联系在一起的是老百姓贫穷，文化落后。而这一经济、文化落后的局面，正是中国在现代世界上站不住脚的症结所在。因此中国当前最迫切的事是进行经济建设，发展现代工业，把旧农业也现代化了，使中国在经济上接近欧美先进国家，才能谈得上其他。但是，要进行认真的经济建设，则中国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而专心致志搞建设的政府，确立一个统一的建设方针，一口气搞它几十年以至上百年的经济建设。而不是两党轮流执政，互相攻击。你上我下，各搞各的。那样，中国的政局则势必不稳，不可避免要顾此失彼，统一的建设方针无从谈起，想一口气搞建设也就不可能办到。

本世纪初以来，中国就是不间断地军阀割据，你争我夺，只有破坏，没有建设。南京国民政府名义上统一了中国，实际上也在忙于打仗，内战没有打完，便来了日本人，在战火中又过去了八年，同样什么建设也没有搞。

我本人是清末民初的同盟会会员和国民党党员，虽然后来脱离了，进大学教书，又搞乡村建设运动，但曾经对国民党执政后能认真而长时期地进行经济建设寄予希望。但末后我失望了，他们没有能这样做，相当不少的人做了官就只顾肥私，国家、民族的利益被丢在一边，腐败的现象一天比一天严重。政府部门和官员对经济建设没有长期的规划、方针，有的也订了发展计划，实际上大都是一纸空文。不实行亦无人追究，占第一位的始终是为不断打仗而不断扩大的军队、武器和军需。对国民党执政近二十年的状况，大失所望的不仅仅是我，所有真正为国家、民族前途设想的人都不满意，连国民党人士中的若干朋友也不讳言。

现在，总算大家同舟共济，中华民族同御外侮，取得了胜利，日本投降了(这不单是靠中国一国之力)，内战终于没有打起来，全国上下，各党各派，都呼吁和平。反对内战。而今才有了停战协定，有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大家又兴高采烈地高唱着在中国实行欧美式的宪政，大谈在轮流执政，你上我下的政局中实现民主，进行建设。但却在这种时候，我心中不以为然，产生了怀疑。我以为，在中国照搬欧美政治体制的一套，一不合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二不合中国的国情和现状的需要，其后果将不利于中国迅即进行长时间的经济建设，致使中国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的状况，而无法以独立、富强之民族自立于世界之林。但如果诸位反问我，你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呢?你的意见、设想如何实现呢?我都答不上来。我有自己的理想，如上所述，但面对现实却又不知如何去实现。因此理想又如同梦想。我今天讲的这些话，在重庆变得无人听，无人感兴趣，我也不想说，不便说。再往深一层说，我所说的面对现实，就是指我无力改变中国的现状。我赤手空拳，有力量的人不合意即不听我别无他法。我今天专门到延安来，在这样的场合，讲这篇话，把自己的希望、理想(或者称梦想)说出来，向各位求教，如果不便深谈亦无妨。我只是把自己心里想说的话向各位通报一下，算是留个题目，彼此去做吧……”

毛泽东等十位中共领导人都很耐心地听着梁漱溟的长篇发言。毛泽东没有插话。其他人也没有说什么。只有任弼时插了几句话。当梁漱溟说到对中国的现状无可奈何，对国民党很失望，而自己也不知道中国何年何月才能进行认真的经济建设时，任弼时笑着插话说，梁先生的意思是不是要蒋介石先生死了，国民党垮了台，中国才能进行认真的经济建设，而现在蒋介石并没有死，国民党也没有垮台，因此答不上来?梁漱溟相视而笑，却没有正面答复。梁漱溟深知自己力量微薄，没有往深处想。他只有失望，而希望则如同梦想，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如何去实现。

梁漱溟先生在四十年后回顾二赴延安时，才十分深沉地对笔者说：

“的确，那时的我，连做梦也未曾想到，在我返回重庆不多久，蒋介石就撕毁了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全面打响了内战；更没有想到，在短短的三年之后，蒋介石国民党真的垮了台，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在中国开始了长时间的认真的经济建设，实现了我当初梦寐以求而不知道如何得以实现的梦想。梁漱溟先生正是在他的思想、希望与现实的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由旧中国跨入新中国的。

1950年初，梁漱溟由四川进北京，成为中南海的座上客，毛泽东曾多次找他长谈……

1950年1月，梁漱溟应毛泽东、周恩来之邀，离开重庆，经由武汉到达北京。其时毛泽东、周恩来皆在莫斯科。3月10日。是毛泽东和周总理由莫斯科返抵北京的日子，许多人到火车站迎接。可能因为梁漱溟是新近才到北京的缘故吧，统战部把梁漱溟排在迎候队伍中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头一个。毛主席立刻发现了他。大声说：“梁先生，您也到了北京，我们又见面了!您身体可好?家眷都来了吗?改日来我家作客。长谈，再来一个通宵也成!”毛泽东主席如视老朋友般的和蔼可亲的态度，使梁漱溟除了紧紧握手，竟答不上话来。

11日晚公宴，梁漱溟应邀出席。席间，毛泽东主席走到梁的座席，见梁吃餐也素，又不饮酒，便笑着说：“梁先生坚持食素，清心寡欲，定长寿也!”并当场约粱漱溟于次日(12日1晚去中南海颐年堂自己家作客，梁漱溟欣然允诺。

12日下午5点钟左右，毛泽东主席派汽车来到梁漱溟当时居家的西城辟才胡同南宽街接梁，十多分钟后便进了中南海。梁漱溟进了颐年堂的院门，毛泽东已在院里迎梁了。同在的还有林伯渠，他是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梁漱溟1938年初赴延安途经西安时即认识，后来又在重庆旧政协会上交往过多次。

在会客室彼此一番寒喧之后，毛泽东即询问梁漱溟对国事有何意见!梁随口说：“如今中共得了天下，上下一片欢腾。但得天下易而治天下难，这也可算是中国的吉训吧。尤其是本世纪以来的中国，要长治久安，不容易呵。”

毛泽东摆摆手，笑着说：“治天下固然难，得天下也不容易呵!”

毛泽东抽了一口烟，又接着说：“众人拾柴火焰高。共产党靠大家，大家为国家齐心协力，治天下也就不难了。梁先生这次到了北京。可以参加我们政府的工作了吧?”

毛泽东最后提出的问题，却难住了梁漱溟。说不同意吧，颇有清高之嫌：说同意吧，又违背梁漱

溟当时的真实思想。梁漱溟认为，新中国成立了，但全国的大局能不能从此稳定统一下去呢?他有怀疑。梁漱溟想到自己是曾经以第三方面的身份，为国事奔走过的人。如果今后大局一旦发生变化，仍需要他这样的人站出来为国事奔走，而自己要参加了新政府，便失去了为各方说话的身份。这就是梁漱溟当时的真实思想，却又不便说出。因此梁漱溟迟疑了片刻，才答复说：“主席，像我这样的人，如果先把我摆在政府外边，不是更好吗?”

梁漱溟的答复显然出乎毛泽东的意料，他的脸上显露出不悦之色，但彼此并未形成僵局。说话间已经到了开晚饭的时候，毛泽东传话开饭，梁漱溟忙说：“我是食素的，有一、二样菜就成，但您们吃什么自便。不碍我的事。”

毛泽东接过话头大声说：“我们统统吃素食，因为今天是统一战线嘛!”

开饭时除毛、梁、林三人外，还多了一个江青。但梁漱溟只同她点点头，彼此没有说话。晚饭以后，毛泽东和梁漱溟又继续谈话。

毛泽东对梁漱溟说：“梁先生从前在山东、河南搞过乡村建设，你可以去看看那些地方解放后有何变化?旧地重游，会有得益的。然后你再去东北老解放区看看，比较比较。梁先生如同意，具体行程由李维汉、徐冰安排，他们会通知地方政府接待您的。”

梁漱溟接受了毛泽东的盛情，于1950年4月－9月间，带随员先后参观考察了河南、山东、平原三省农村及东北广大地区的城市、农村。梁漱溟所到之处，受到很高的礼遇和盛情的接待。河南的吴芝圃和山东的谭启龙都会见过梁漱溟，东北的高岗、林枫等领导人也会见了他，并征求梁对城市、农村工作的意见。

9月中旬，粱漱溟返回北京。9月23日晚，毛泽东约梁漱溟谈话。这一天梁另有约请，当毛泽东派车来接时，梁已用过晚饭了。梁一进门，毛泽东就让人上菜吃饭，并说已准备了素食，梁说已用过饭了，请主席先吃。于是，江青亲自给梁端出水果，是很大的水蜜桃，梁边吃边奇怪，这桃子何以能保存到9月?

毛泽东同江青边进餐边说话，并没避着梁漱溟。主席问江青，要求去南方参加土改的事情怎么样了?

江青说总有人处处设障碍，提出种种理由劝阻她不要下去。

毛泽东大声说，那就看你自己的决心有多大了，有志者事竟成，别人是挡不住的。

晚饭后毛泽东就转过来问梁漱溟在外地参观考察的情况，梁一一作了汇报。末后毛泽东说：“梁先生，你看了新解放区。又看了老解放区，但都在北方，还没有到南方看看。趁热打铁，你的收获会更大的。”

梁漱溟面有难色地说：“我今年外出的时间长了，想挤时间写些参观东北的见闻观感，访问广东就且暂缓吧。”

“那也好。”毛泽东又转问梁漱溟居住条件如何?

梁答：“住西城辟才胡同南宽街一本家亲戚处，不是独院。”

毛泽东即说：“为使您的生活、写作更清静些，我已让人安排住到颐和园里边暂住，您就在家等讯吧。”

不久，中央统战部徐冰即派车接梁漱溟先生住进颐和园内石舫附近一座小巧而精致的四合院里，一直住了两年多，至后来搬到秋水潭边的小铜井一号定居为止。

1951年春，梁漱溟省悟毛泽东要他看南方新解放区，意即要他看土改也。正值中央有土改工作团赴西南之举，梁漱溟便自动向统战部报告参加，得到批准。梁所在的那个分团有20多人，章乃器任团长，于5月上旬抵四川，8月30日返京，历时四个月。

9月3日晚，即梁漱溟返京后的第四天，毛泽东即约梁谈话，派车从颐和园接梁到中南海，还是在颐年堂。梁进门时，正遇章乃器与毛泽东告辞。章走后，毛泽东说：“土改团总的情况，刚才章乃器来讲过了，我们不用多谈，还是先开饭吧。”

仍然是素食，只有毛、梁两个人共餐。饭后毛泽东问：“对土改，对四川，你个人印象如何?随便聊聊。”

梁漱溟略加考虑，便说：“我亲眼看到贫苦农民对土地的渴望和要求，土地改革是深得民心之举，很必要，也很及时。但毛病也不是没有。比如政策规定不许打地主，但我亲眼看到在斗争会上打得很凶，有一对地主夫妇，因为受到体罚，一块跳河自杀。这个问题应引起注意，不然地主感到自己没有活路，不是反抗，就是自杀，那都不好。”

梁说到此，毛泽东笑着插话说：“你说的情况别的地方也有发生，但我们总的政策是斗倒地主，分田分财，给他出路。大多数地主有活路，不会自杀，也不会反抗。问题是贫雇农受苦受压多少年了，怒火一点着，就难以控制，于是对地主非打即骂。我们应该认真贯彻执行政策。努力说服教育农民，关键是土改工作队的干部。只要他们能执行好土改政策，就出不了大的偏差。”

梁漱溟接着说：“说到对四川的印象，解放不过两年。四川能出现这样安定的情势，不容易。解放前我在四川若干年，那是一个很乱很复杂的地方，变化这么快，出乎我意料。四川这一局面的取得，首先得推刘、邓治下有方，他们是当地的执政者，军政大员。特别是邓小平年轻、能干，所见所闻，印象深刻。如解决袍哥问葱，这在四川历史甚久，范围很广，影响很大。邓小平掌握的政策是对大多数袍哥不予追究，这桩事办得稳妥。大多数不予追究，他们自然也就慢慢散开了，相反，如果一一追究，却正好促使他们聚拢起来与新政府对抗。前因后果，利弊得失，十分清楚。邓小平之才干，就表现在这些方面。”

毛泽东听着笑出声来，大声插话说：“梁先生看得蛮准，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