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如歌，闻一多弟子伍大希的血火人生写满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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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位老人用血泪和鲜花写就的一部传奇
这是一位中国知识分子悲欢离合命运的缩影与写照……
美丽的长沙，岳麓山下，湖南师范大学一幢普通的教工宿舍里，住着一位有着传奇人生、年过八旬的离休老教授，他就是闻一多的弟子伍大希。
金秋时节，记者慕名来到伍教授的寓所，采访了他。回眸自己走过的风风雨雨，老教授心潮难平，感慨万千……
两个“最后一次讲演”
1944年初，湖南新化22岁的青年伍大希，满怀救国救民的一腔热血，从桂林的广西大学来到他心目中的“国统区的延安”——昆明，扑进了闻一多先生任教的西南联大，并得到闻一多的赏识，两人成了一对亲密无间的师生。
当时，在昆明以至在整个西南，闻一多已经是大名鼎鼎的民主斗士。闻一多是第一流的演说家。演讲是他从事民主运动的有力武器。昆明本来是个相对平静的大后方，但学生和市民们只要听到闻一多的演讲，就会沸腾起来，民主运动便渐成燎原之势。所以当时有人说，昆明的民主运动是闻一多演讲出来的。国民党对此恨之入骨，悬赏40万要买闻一多的人头。每次集会，每次讲演，伍大希总是紧随闻一多左右，为老师的演讲进行现场组织，为老师的讲演作记录。他协助闻一多发动组织了“争取和平万人签名”活动，把许多地方士绅、社会贤达乃至国民党的中下层官吏争取到了和平队伍中来；他在闻一多的带领下与进步同学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宣传发动，播撒民主革命的种子；他在闻一多的指导下参与筹办《民主报》，扩大宣传阵地。1946年5月，经闻一多和吴晗介绍，伍大希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
1946年7月11日晚上，国民党特务用美国的无声手枪把著名的民主战士李公朴先生打死在昆明市的青云路口。为保障闻一多的安全，学校早就为他一家买好了7月13日昆明至重庆的飞机票。闻一多当即退了机票，留下来掉念死难的战友。他奔走呼号，组织李公朴惨案后援会，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
7月15日上午10时，李公朴先生被害报告大会在云南大学至公堂举行。伍大希等人意识到，这个大会进步分子固然都会参加，但敌人也决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于是，他们力劝闻一多不要出席。闻一多却说：“我的战友已献出了生命，我不去怎么对得起死者？你们让我去吧，我保证不讲话好不好？”
会议开始后，李公朴先生的夫人、惨案的目击者张曼筠女士报告李先生被害的经过。闻一多坐在左边第一排，他的身旁坐着四个手持木棒、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既是保护他，又是“监视”他，不许他登台演讲。没想到李夫人在台上没讲多久，就昏倒了，全场出现了一阵混乱。更没想到，一不提防，闻一多一跃而起，跨上讲台，开始演讲。
这是一次没有准备讲稿的即席演讲，伍大希等人迅速打开笔记本，飞快地作记录。闻一多义愤填膺，慷慨陈词，全场掌声一阵接一阵。“……特务们！你们完了！快完了！我们的光明就要来到了！光明就在前面！目前正是黎明之前最黑暗的时候。我们有信心冲破黑暗，争得光明！我们的光明就是反动派的末日！”演讲进入了最高潮时，有一个带着手榴弹的特务溜进会场，幸被一位学生及时发现，把手榴弹夺了过来。特务掉头跑掉了，闻一多的演讲得以继续下去：“正义是杀不完的！反动派，你看到一个人倒下去，可也看得见千百个继起的！”……
然而，1946年7月15日注定是“中华民国”一个“最黑暗的日子”。就在这一天，蒋介石秘密下达了全面进攻解放区的命令。就在这一天，闻一多在上午发表了义正词严的演讲后，下午又赶到《民主周刊》主持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暗杀李公朴的罪行。大约5点钟散会，闻一多手里拿着一张《中央日报晚刊》，和来接他的18岁的大公子闻立鹤一起走向与周刊社相距只133步的西仓坡宿舍。当走到离家20步的地方时，遭到事先埋伏在这里的特务的狙击，父子俩先后倒在血泊中。闻一多身中8枪，当场牺牲。闻立鹤连中5枪，被抢救过来后变成了终身残疾。
闻一多牺牲的第二天，他生前主持的《民主周刊》推出了最后一期，由伍大希等人记录并整理的闻一多的《最后一次的讲演》赫然刊于其中，成了历史的绝唱。
闻一多牺牲后，伍大希遵照先生的嘱咐，留在昆明工作，以教书作掩护，继续从事学生运动。
1948年6月17日，昆明三万大中学生举行反美示威大游行，抗议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支持蒋介石内战，要求美军撤出中国。当游行队伍行进到美领事馆门前时，国民党早已布置了几千名美式武装的宪兵警察堵住了游行队伍的去路，不许通过，否则便用机枪扫射。冲过去，势必要发生流血惨案；向后撤，游行就流产了。进退两难之际，游行大会主席团决定，由负责思想发动工作的伍大希向敌人发表攻心演说。敌人正要抓为首的人物，面对敌人演讲，把自己公开暴露在敌人面前是很危险的。但伍大希丝毫没有考虑这些，他毫不犹豫地站到高处，手持喇叭，像他的老师闻一多那样，声情并茂而又慷慨激昂地演说着：“……8年的民族灾难，抗战的惨胜，面对当前美蒋日相互勾结所造成的战争危机，我们难道还希望悲剧重演吗？我们都是中国人，中国人不能打中国人呀！你们应该放下对准我们的枪，跟我们一道，一致对外……”紧张对峙的气氛在慢慢消散，敌人的枪口在缓缓下垂，有的宪兵眼眶红了……伍大希相机而行，掉转喇叭，向三万学生呼喊：“同学们！现在敌人的心已经攻下来了，我们冲吧……”呼声一出，游行队伍似排山倒海，直冲美国领事馆。“打倒美日反动派！”“美国佬滚回去！”中英文口号随即响彻云霄。
演讲成功了！游行成功了！学生们一片欢腾。
然而，10天后，伍大希被国民党秘密逮捕，他的攻心演讲也就成了他的民主革命时期的“最后一次讲演”。27天以后，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七·一五”大血案，昆明2000多名爱国师生遭到国民党的疯狂逮捕。
两顶“政治犯”的“帽子”
两个“最后一次讲演”，恩师闻一多为国捐躯，弟子伍大希被捕入狱，成了国民党的“政治要犯”。
“七·一五”大血案发生后，云南省警备总司令何绍周立即给蒋介石拍电报邀功请赏，请求批准将包括伍大希在内的几名“要犯”就地执行枪决。蒋介石对昆明连年不断的学生运动恨之入骨，早就指示云南反动派，凡是闹学潮的，格杀勿论。电报是当天下午两点钟传到南京总统府桌上的，蒋介石午休去了，值班的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蒋的侍从室主任邓文仪，他有权代表蒋介石批文件。接到这个电报后，他马上联想到10天前在北平发生的枪杀东北流亡学生的“七五”事件，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受到了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批评。于是，邓文仪即在电报上批复：“慎重处理，勿杀一人。”要是电报晚到一小时，蒋介石一觉醒来，电报批文必是“处决”无疑。
逃过了死劫，伍大希在经过了两个多月的严刑拷打、残酷审讯之后，被当作77名“要犯”中的“要犯”交给新成立的“特种刑事法庭”处理，关进了“特刑监”。
1949年元旦，蒋介石宣布引退，由李宗仁任代总统。李宗仁宣布了六项求和措施，其中一项就是释放全国的“政治犯”。昆明“特刑监”里的“政治犯”被陆续释放，最后只剩下伍大希等8个人在牢房里过春节。除夕夜，他们8个人集中在一个监房里，大家感到这或许是他们在人世间的最后一个除夕了，团团坐在一起，默不作声。伍大希看出了大家的心思，写了一副对联贴在监房门口：“天下囚徒关久必放，人间事理苦尽甘来。”大家一看，欢呼起来，对未来的信心又被激发了出来。但他们觉得还不够味，于是又补了一条横批：“还有八个。”
1949年春节过后，“特刑监”的8个“政治要犯”又放了6个，最后只剩下了伍大希和昆明学联主席段必贵两人。一个春光明媚的早晨，伍大希正坐在监房门口的石凳上看书，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飘然来到他面前：“伍老师！”这姑娘姓徐，是监狱一名科长的大小姐。徐小姐曾多次聆听过他的演讲，也多次参加过反对美蒋的示威游行，是个进步学生，是慕名前来求教伍大希的。他们天天见面，谈文学，谈历史，谈人生，结果谈成了一对恋人。
1949年4月1日起，国共和谈在北平举行。要求国民党释放“政治犯”的呼声更高了，国民党的报纸也天天在宣传他们释放“政治犯”的消息。有天早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呼吁：“你们国民党释放政治犯是放烟幕，是假的，昆明还有两个没有放！”这一点名，国民党被逼得没办法了。于是，在1949年4月20日下午4∶30，昆明最后两名“政治犯”伍大希和段必贵昂首挺胸地走出了国民党的监狱。出狱不到8个小时，20日晚12时，蒋介石拒绝在和谈协议上签字，和谈破裂。21日凌晨，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奉命渡江，直捣南京。
出狱以后，伍大希直奔徐小姐家，不久，两人在昆明秘密办理了订婚手续。1949年5月5日，他们化名乔装离开昆明，回到了湖南。
历史有时总喜欢开一些离奇而又残酷的玩笑。谁也没有想到，10年前，伍大希是国民党的“政治犯”，10年后，共产党竟也把“反革命”的“帽子”戴到了伍大希的头上，而且这一戴就是22年。
1957年，时任《湖南教育》杂志第一任副总编的伍大希，成了“湖南最大的右派”之一，再根据某些人推理出来的“历史问题”，于是他又被升级作“反革命”处理。1958年4月28日，他被投进了省公安厅看守所——长沙北郊的麓洞。
与此同时，在一家出版社任编辑的妻子被内定为“中右分子”，没有了编稿审稿权，还不断有人给她施压，要她与伍大希“划清界线”。四个子女也在人前抬不起头来。
1958年10月18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伍大希进行了宣判，判处他三年有期徒刑。19日上午，徐夫人来到“麓洞”看望伍大希并为他即将到岳阳建新农场去劳改送行，泣不成声地说：“现在组织上动员我和你离婚，希望你同意。因为这样做，对我、对孩子都有好处。孩子无辜啊……”伍大希心里又酸又痛，无奈地点头。
三天后，伍大希走进建新农场，穿上了“劳改”囚服。两个月后，伍大希与徐夫人离婚。从此，一个家一分为二，四个儿女地分三处，寄人篱下。
刑满释放，伍大希无业可就，无家可归，便戴着右派帽子继续留在劳改农场就业改造，过着“半囚犯”的生活。后来，他又把小儿子带到劳改农场，父子俩相依为命，一晃又是10年。1968年冬，全国劳改单位清理刑满就业人员，他便被“遗送”回到新化老家，继续劳动改造，直到1979年平反昭雪。
从1957年到1979年，在22年的“反革命”生涯中，伍大希总是相信党会给他一个公正的结论。果然，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像一声春雷，在神州大地炸响了。1979年6月，伍大希被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恢复工作。1980年，伍大希被分配到刚刚成立的湖南教育学院工作，他把分散在各地的子女收拢到长沙，并与武汉纺织学院一位贤慧善良的女教师喜结连理，从此又有了一个家。
两颗“心中的太阳”
平反了，工作了，团聚了，伍大希把一个破碎的家刚刚安顿下来，却又要面临着离休。这时，他反倒感到有些惆怅、有些失落了。
怎么履行自己平反时向组织作出的用20年时间干40年工作的承诺呢？枕着湘江的波浪，听着岳麓枫林的涛声，伍大希彻夜难眠。他想起了自己青年时代与闻一多先生朝夕相处的峥嵘岁月，想起了闻一多先生和自己当年那激动人心的演讲，顿时热血沸腾。对！不能写，就讲！当代青年太需要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信念、理想、人生教育了！我要像当年投身革命那样，再一次到青年学生中去，用自己早年追随过的老师闻一多、张奚若、朱自清、吴晗诸先生的光辉事迹，用自己写满传奇的血火人生告诉青年一代：我们的党有时也会犯错误，但会越来越成熟！我们的国家多灾多难，但会越来越光明！我们生活也许会不尽如人意，但会越来越美好！
伍大希心里有底了。他重新拿起了演讲这支如椽大笔，在自己的夕阳人生中写出了一片艳阳天。
他开始在湖南省内的高校演讲，反响越来越强烈，掌声、鲜花如潮涌来，他深受鼓舞。1983年起，他走出湖南，在全国各地巡回演讲，从东北的哈尔滨到西南的成都，从东南的南京、杭州到西北的西安、延安，在全国20多个省市区200多所高等院校和更多的中专、中学以及机关、厂矿作每场长达三四个小时的演讲。所到之处，座无虚席，盛况空前，连演讲场所的过道里、走廊上也常常挤满了听众。有的青年甚至跟着他跑，一连听他五六场演讲。1986年冬，他冒着严寒来到冰城哈尔滨，连续在19所大中学校演讲，掀起了一阵不大不小的“伍旋风”。1989年建国40周年，长沙人民广播电台录制了他的长篇演讲《四十年家与国》，连续多次播放，不知感染了多少听众。1992年5月，他来到朱自清的家乡扬州，在扬州师院的一场演讲，把不少师生打动得热泪盈眶。2002年7月1日，他在湖南省政府礼堂作演讲，听过演讲之后，许多不易激动的机关干部也激动起来，称赞伍大希教授的演讲打动人心、震撼人心、鼓舞人心。
25年的风和雨，十万里的云和月，为了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为了赢得祖国的未来，伍大希拖着年迈体弱的身躯，奔波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用一腔赤诚不知感动了多少青少年，也让他结识了成千上万的青年朋友，并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每天，雪片似的信件从祖国的四面八方飞到他的手中，让他收获着一份份欣喜和欣慰，又给他增添着一份份新的责任和辛劳。
在伍大希教授的书房里，挂着湖南省劳动人事学校送给他的一块三米多长的红布条幅，上面写着“理想使者、青年之友”八个大字，还有800多名师生听完他的演讲后自发的签名与留言。“这便是我的财富！”伍大希教授深情的目光总显得有些湿润……他总是说，他的心中有两颗“太阳”，一颗是朝阳，一颗是夕阳，这是他生命中两段最灿烂的人生，拥有了这两颗“心中的太阳”，他这一生虽然历经劫难，也无怨无悔了。如今，伍大希教授已是85岁高龄，但他依然不时出现在长沙不少大中学校、机关、厂矿的演讲台上，在夕阳中拥抱朝阳，那颗永远年轻的心依然伴随着时代的脉搏在有力地跳动，创造着生命的新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