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红色特工面对面
时间：2021-02-19 08:03:59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他曾是中共地下党和董竹君的秘密联络员，冒险护送过的人在开国大典时站在毛泽东的身后。
他曾与“老马”任作民一起工作，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为了秘密工作，他辗转多地，妻子成了“奶妈”，最后失散。
他帮助周佛海之子周幼海找到党组织，并带领他一起成为隐蔽战线上的优秀成员。
他策动国民党五十一军起义，使上海市中心避免了一场血战。
他化名无数，像“云中樵夫”，时隐时现……
他说，守时是秘密工作的
重要原则
从早年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到前些年热播的《潜伏》《黎明之前》《锋刃》《风声》，再到近些年热映的《麻雀》《剃刀边缘》《黎明决战》等，反映的都是隐蔽战线上的英雄和斗争，剧中跌宕起伏的情节和出生入死的地下工作者们，吸引了众多观众。但在现实中，这些隐蔽战线的英雄，却极少与我们面对面。
如果不是上海国家安全局的介绍，我难以结识平日与媒体“绝缘”的国家安全部的离休老干部田云樵。
那天，按照约定的时间，我来到田云樵的家中。当时，已经八十二岁的田云樵非常欢迎我的到访。一见面，他就对我说：“您很守时。”
他说，守时是秘密工作的重要原则。在做地下工作的时候，如果对方没有按照规定的时间到达会面地点，就意味着可能出了意外，要马上准备转移。
在他家客厅的墙上，醒目地挂着一幅《岁寒三友》国画，我一看，画上署名“正鸿画”，落款写着：
田云樵同志八旬大寿
田夫同志七旬大寿
遵竹君亲嘱，画此岁寒三友图致贺
画上还写着“董竹君”三个字，盖着她的图章。看得出，董竹君跟田云樵的交情非同一般。
他是中共地下党与董竹君
之间的秘密联络员
田云樵告诉我，他当年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其中的任务之一，就是负责联络董竹君。
田云樵说，董竹君是女中豪杰，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定盟友——其实，她早在1935年就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了。她独力在上海滩打拼，1935年3月15日创办了锦江川菜馆，1936年初又创办了锦江茶室。国民党军政要员以及青帮、红帮的头子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都是锦江川菜馆的常客。然而董竹君心向共产党，掩护、帮助了许多中共地下工作者。
田云樵记得，他第一次与董竹君见面，是在1945年夏天。
当时，他在新四军敌工部工作，秘密从苏北来到上海，先是会见了董竹君手下的中共地下党员任百尊，然后约定在华格臬路（今宁海西路）上海锦江川菜馆跟董竹君见面。当时，他以顾客“宋老板”的身份走进锦江川菜馆，与董竹君在二楼的一个小房间里进行谈话。
董竹君知道“宋老板”是从“里面”（指苏北根据地）来的，显得非常高兴。当时，董竹君根据中共地下党的指示，出资创办了永业印刷所。“宋老板”跟董竹君商议，秘密在永业印刷所印刷新四军的宣传品。
为了便于工作，“宋老板”就住在永业印刷所，名义上是那里的业务经理。那时候，董竹君称他作“宋先生”，而他则称董竹君为“董先生”——尽管董竹君是女性，但是锦江川菜馆上上下下都称她“董先生”。
田云樵完成任务之后，回到苏北根据地。1946年元旦，田云樵奉命携妻来沪“安家”，这一回要长期在上海做秘密工作。
刚来上海，无处落脚，董竹君就让田云樵夫妇住到她位于迈尔西爱路（今茂名南路一六三弄六号）的家中，住了三个月之久，后来才另迁他处。从此，田云樵成为中共地下党与董竹君之间的秘密联络员。
新中国成立后，董竹君多次受到陈毅、周恩来的接见。1951年春，中共上海市委决定在上海设立一个招待中央首长、高级干部及外宾的带有保卫工作的安全的高级食宿场所，选中了董竹君的锦江川菜馆。于是锦江川菜馆、锦江茶室合并，在长乐路八十九号成立锦江饭店，董竹君从此成为上海赫赫有名的锦江饭店的女老板。
他冒险护送谢雪红
秘密前往香港
1947年2月28日，台湾爆发“二二八”事件。“二二八”事件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镇压，他们追捕“二二八”事件的领导人、台湾共产党负责人谢雪红。谢雪红和她同为中共党员的丈夫杨克煌从台湾逃到上海。中共上海地下党打算让他们秘密前往香港。
1947年5月，田云樵受命执行护送谢雪红夫妇去香港的任务。当时，从上海到香港，陸路关卡重重，比较可靠的途径是搭乘轮船。然而，让处于追捕之中的“红色人物”上船，需冒很大的政治风险。
田云樵求助于交际广泛的董竹君。董竹君想到锦江的律师刘良跟航运界熟悉，就拜托他找到一位从上海驶往香港的轮船的船长。打通关节后，在开船前，田云樵护送谢雪红和杨克煌通过码头军警的岗哨上了船。
谢雪红到香港后，于1947年11月在香港发起组建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任主席。1948年，谢雪红北上，进入解放区。1949年10月1日，当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站在毛泽东身后的，便是谢雪红。
他说自己是“云中樵夫”，
时隐时现
田云樵，1909年7月29日出生于山东潍县西关田家大院。这是一座清朝的老院落。
田家大院出了三位颇有成就的人物：一是“田老二”——田云樵的二哥田仲济，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学者、教授，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山东省文联副主席：二是在田家大院出生的李燧英（原名隋家干，他的姐姐隋培素后来成为田云樵的妻子），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副司令员；至于“田老三”——田云樵，则鲜为人知，因为他一直在秘密岗位上工作。
田云樵告诉我，其实“田云樵”是他做地下工作时的化名。想不到这化名一直用到今天。他原名田荩宽，做地下工作时，要不断改名，他用过田忠符、田修华、田逸村等名字。有一段时期他连姓都改了，化名“宋硕吾”，所以人们称他为“宋先生”“宋老板”。我问当年化名“云樵”的含义，他笑着说：“‘云中樵夫’，时隐时现。”
他从“老马”任作民身上，
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田云樵是典型的山东大汉，带有明显的山东口音。他于1931年11月入党，不久，即在山东济南做政治交通员。他在山东益都师范学校求学时用的是本名田荩宽，入党后改名田忠符。他的任务是掩护、保卫中共山东省委书记。最初的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叫“老柳”，真实姓名叫武平。后“老柳”在青岛被捕、叛变，上级就派来新的中共山东省委书记“老马”。
有一回，他陪“老马”去澡堂洗澡，“老马”特地嘱咐要一个单间。单间的费用很贵，田云樵当时不知道“老马”为什么在经费不宽裕的情况下坚持要单间。
他陪同“老马”进入单间，才发现“老马”遍体鳞伤。后来他才知道，“老马”原来是任弼时的堂弟任作民，不久前担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时被捕，受到敌人的严刑拷打。敌人用皮鞭抽、烙铁烫，他坚不吐实，才终于获释。
田云樵从任作民身上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秘密工作辗转多地，
组织关系失而复得
1932年12月，田云樵的住处遭到警察搜查，他的一件行李中有他和一些同志的合影。任作民的警惕性很高，一面批评他做秘密工作竟不知道不能拍照，一面令他当夜和妻子一起乘火车转移到上海。
田云樵告诉我，他是在1929年结婚的，当时他二十岁，新娘是潍县田家大院隋家的十八岁长女隋培素，也是一名中共党员。
这是田云樵第一次来上海。按照任作民的嘱咐，田云樵和隋培素来到上海福建路吉祥里，住在那里的吉安大旅馆。任作民说，上海的地下党组织会派人到这家旅店跟他联系，还交代了接头的暗号。
田云樵在吉安大旅馆苦等了半个月，所带的经费都用光了，隋培素也因水土不服而病倒。正在万分焦急之际，上海地下党的联系人终于出现。田云樵夫妇随即转移到另一处安身。
田云樵和隋培素都有浓重的山东口音，而且对上海很陌生，并不宜在上海开展工作，而此时北平那里需要人，于是在上海住了两个月后，田云樵夫妇便奉党组织之命，到北平工作。
中共上海地下党给田云樵写了接头用的信，田云樵把信缝在毯子里。途经天津时，他们遭到国民党士兵的搜查。士兵用刺刀挑开毯子，田云樵处之泰然。还好，士兵没有发现那封信。
到了北平，按照联络地点以及接头信，田云樵与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一位姓李的同志接上了头。后来他才知道，这位李同志就是李培南，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交给田云樵的任务是建立秘密联络点。他改名田修华，在北海那里开了一家“艺海书店”。从此那里成为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接头、开会、交换情报、掩护同志的场所。
正当田云樵把北平的“艺海书店”办得风生水起的时候，突然接到地下党派人急急送来的纸条：“党内有十四名同志被捕，请火速转移。”
田云樵立即关闭了“艺海书店”，和妻子迅速回到故乡山东潍县。这段时间，田云樵中共组织失去了联系，只得在潍县中学当代课教师。1936年4月，田云樵到上海协助李一凡筹办《文化报》，终于在上海和党组织联系上。
为了方便开展革命工作，
妻子成了家里的“奶妈”
1937年，田云樵进入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此后，他在八路军一一五师工作，转战苏鲁豫皖。后来他到新四军工作，担任过江苏淮安县大队、县总队、县武工大队的队长。
1945年，田云樵在新四军苏北根据地敌工部（后来改称城市工作部）工作，部长是张登（即沙文汉的化名，新中国成立后沙文汉任浙江省省长）。奉沙文汉派遣，田云樵1946年初来到上海，跟董竹君建立了联系。在上海，他化名宋硕吾。
在上海，满口山东话的人容易引起特务怀疑。为了让田云樵在上海长期立足，沙文汉给田云樵配备了一个助手，她便是来自上海的女学生、中共党员张朝素（化名方寺）。张朝素来自上海一个富裕家庭，她生在上海，熟悉上海。
党组织要田云樵在上海建立一个地下联络站。田云樵打算重操旧业——在上海开设一家书店，作为地下联络点。
田云樵在董竹君家住了三个月，逐渐适应了上海的生活。
“宋老板”看中上海市中心淮海路的一幢三层房屋，在那里开了一家书店。一楼是书店，二楼是住家，三楼则是地下党开会以及电台工作的地方。这时候，为了便于接待顾客，张朝素的身份是“宋太太”，而生了孩子的隋培素则成了“奶妈”。
淮海路人多眼杂，书店很快引起了特务的注意。隋培素有一次外出，回来时书店里出现了搜查的特务，而“宋老板”与“宋太太”不见踪影。隋培素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系，不得不回山东老家，从此一直在山东潍县生活。2007年，隋培素去世，享年九十六岁。
那次，“宋老板”与“宋太太”躲过了警察的搜查，却无法回到淮海路书店，只得在旅馆借住。
巧的是，田云樵的二哥田仲济此时从重庆来上海工作。
抗战期间，田仲济曾在重庆任东方书社编辑主任、总编辑，并与臧克家等合编“东方文艺丛书”。此时，他来到上海，担任现代出版社总编辑兼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文艺教授。
田仲济住在上海虹口多伦路二
帮助周幼海找到党组织，带领其成为隐蔽战线上的出色人物
田云樵后来调往中共中央上海局从事特工工作。
这天，田云樵从张朝素的胞兄张朝杰那里得到重要情报，张朝杰的中学同学周幼海希望通过张朝杰寻找到中共党组织。
周幼海是周佛海之子。众所周知，周佛海曾经是中共“一大”代表，后来叛党成为国民党要员，接着成了汉奸，出任日伪上海市市长。尽管周佛海堕落为汉奸，但是他的儿子周幼海却与父亲立场分明。
田云樵得知，周幼海在重庆的时候，曾经到中共办事处求见董必武，他知道父亲周佛海和董必武同为中共“一大”代表，有过交往。董必武的秘书接待了他。周幼海提出希望到延安去。秘书称赞了他的革命热情，但是由于他没有带任何组织介绍信，不便马上安排他去延安，只得告诉他“现在去还不方便”。
就这样，周幼海千方百计寻找中共组织。1946年6月初，他来到上海。这时，他得知母亲杨淑慧已被军统特务押回上海，此时特务正在逼她交出财产。他不敢回家，躲在上海复兴公园附近的一幢公寓里。这时他得知老同学张朝杰的妹妹是共产党，喜出望外，要求见面。张朝杰马上把情况转告了田云樵。于是，张朝杰带周幼海来到江西中路的永康大楼，在那儿的一个写字间里跟田云樵见了面。周幼海表示了要求投奔革命根据地的愿望。田云樵为此请示上级，上级同意了周幼海的请求。
1946年6月底，周幼海由田云樵安排来到了淮阴，找到了中共华中分局联络部。社会部副部长扬帆热情地接待了周幼海。周幼海从此改名周之友。
1946年8月2日，是周幼海人生的转折点。这天，经扬帆、何荦介绍，周幼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身份是“特别党员”，候补期两年（1948年3月由田云樵向他宣布转正）。
在田云樵的帮助下，周幼海不仅找到了党组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和田云樵一起成为在隐蔽战线上工作的优秀成员。
入党之后，周幼海被扬帆派回上海，在田云樵的领导下工作。为了不暴露身份，他只和田云樵保持单线联系。
中共中央上海局成立了策反工作委员会，在辣斐德路（今复兴西路）租了一套公寓作为联络点，由张朝杰、叶佩仪夫妇住在那里。周幼海在田云樵的领导下从事策反工作。张朝杰于1948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介绍人便是田云樵。
周幼海的公开身份是在中央商场二楼的交易所里做投机生意的商人，在中央大楼租有写字间。他化名“周开理”，在永大银行开了户头。表面上，这位“大公子”忙于生意，整天跟“孔方兄”打交道。其实，他正是在“孔方兄”的掩护下，从事革命工作。
形势日益紧迫。不知内情的朋友不断地提醒周幼海：“陈公博的子女到国外去了，汪精卫的子女到国外去了。”言外之意，劝他赶紧离开这是非之地。他呢，也就顺着这些话，说自己正打算去“英国留学”。
周幼海曾参加“国民政治协会”活动，与李洁、胡伯敏、汤济溪等策反了浙东税警大队长，还冒着生命危险策反了国民党上海警察局的重要头目。
周幼海还竭尽所能为地下党提供活动经费。据不完全统计，周幼海交给地下党黄金十二根（大条）、港币三百七十五万元、美金五千元，还有翡翠六块、红蓝宝石两枚。在1949年4月，他又交给地下党两千美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周幼海的母亲杨淑慧“分家”，分给周幼海一万美元，他又通过赵铮全部转交给扬帆。据统计，他为我党提供了总额约十万美元的财物，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周幼海对革命的一片赤胆忠心。
周幼海还曾以周佛海家属的身份，陪伴杨淑慧，“名正言顺”地前往南京老虎桥监狱探望周佛海。当时，在战场上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垒的国民党将军中，有好几位乃周佛海旧部。周幼海从父亲那里探听情况，为策反工作提供重要情报。他还在上海秘密地收购手枪，逐批交给地下交通员运往苏北……
他混入帮会，开展统战工作
1947年夏，中共中央上海局决定成立帮会工作委员会，田云樵任书记。上海是青、红帮的发源地。田云樵混入帮会，做统战工作。田云樵从青帮女帮主李志慎那里得知，她收养了一个孤儿，乃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烈士蔡和森之子蔡林。田云樵立即报告中共中央上海局。不久中央来电报证实，蔡和森遗孤确实叫蔡林。田云樵马上采取措施，把蔡林安排在汾阳路的白公馆保护起来。
1948年年底的一天，著名诗人臧克家突然来敲田仲济家的门，因为他当时被国民党当局通缉，不得不躲到老朋友田仲济在多伦路的家中。田仲济理所当然地收留了臧克家。
然而，田仲济并不知道弟弟田云樵是特务们更为关注的人物。由于担心特务们追踪臧克家而使自己暴露，田云樵当即决定搬离多伦路。
田云樵回忆，由于情况多变，他和张朝素在上海北四川路、圣母院路（今瑞金一路）、太原路等处都住过，不断迁居。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即将横渡长江，田云樵受命策反驻在上海的国民党伞兵三团。伞兵三团大约两千人，团长刘农
随着南京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向上海进军。田云樵被中共党组织任命为沪西人民保安队大队长，马纯古任政治委员，组织沪西地区的工人护厂，迎接解放。
策动国民党五十一军起义，
使上海市中心避免了一场血战
就在这时候，田云樵接到紧急任务，策反守备上海的国民党第五十一军。当时，淞沪警备司令汤恩伯已经带着他的五万精兵在吴淞口准备从海上逃跑，而把守护上海市区的任务交给第五十一军。
当中国人民解放军推进到苏州河南岸时，国民党第五十一军布防于苏州河北岸，两军隔河相对。如果国民党第五十一军凭借上海的高楼大厦顽固地展开巷战，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炮则在巷战中无法发挥作用，那么面临的将是一场恶战，不仅将牺牲很多战士，而且会损坏上海很多楼房。所以策反第五十一军，就可以使上海市区避免一場灾难。
五十一军军长是王秉钺中将，田云樵曾经专门了解过他，也曾试图策反，但是没有成功。眼下五十一军已经处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包围之中，田云樵认为对其策反有十足的把握。
5月25日上午10时，田云樵派出国民党军队的投诚人员、王秉钺的老朋友王中民（原国民党少将）作为谈判使者，打算通过苏州河上的造币厂桥，前往国民党第五十一军阵地，但是五十一军射来密集的枪弹，使王中民无法上桥。王中民急中生智，手持写着“和平使者”的牌子，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两位参谋的护送下，走过苏州河上的造币厂桥，走向五十一军防区。
田云樵告诉王中民，他守在江宁路第二劳工医院解放军八十一师师部的电话旁，一旦在谈判中出现问题，可以直接打电话给他。
战场的情况瞬息万变。出乎意料的是，在五十一军军部，王中民见到的不是王秉钺，却是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刘昌义。后来才知道，5月16日在浦东白龙港战斗中，五十一军军长王秉钺被俘，汤恩伯让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刘昌义兼任五十一军军长。
王中民向刘昌义说明来意，说是共产党派他来，商议起义之事的。刘昌义问，谁相信你能够代表共产党？王中民说，你可以跟共产党代表直接通话。
王中民让刘昌义接通了苏州河对岸第二劳工医院的电话，田云樵正等在那里。田云樵在电话中对刘昌义说：“王中民是我们派来的。现在形势逼人，突围是绝对不可能的，放下武器是唯一出路。”田云樵陈明利害，讲明政策，欢迎刘昌义过桥谈判，并绝对保证他的人身安全。
刘昌义非蒋介石嫡系，属于杂牌军，在田云樵的策反下，同意过河谈判。5月25日下午，刘昌义与王中民、军法处处长魏震亚乘坐吉普车，在两辆坦克的护送下，通过造币厂桥，驶向南岸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阵地。临走时，刘昌义对留守在军部的参谋长王震潭说：“如果汤恩伯司令来电话，就说我到前线视察去了。”
在田云樵的陪同下，刘昌义先是与解放军八十一师师长罗维道谈判，然后又与军长聂凤智谈判。谈判成功之后，田云樵送刘昌义过造币厂桥，进入国民党五十一军阵地。
刘昌义毕竟是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他向五十一军下达了起义命令，五十一军执行了他的命令。就这样，五十一军在5月26日中午起义，在刘昌义的指挥下，五十一军沿苏州河向北撤退，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投降，使上海市中心避免了一场血战。
5月27日，上海宣告解放。这一天，成为上海历史性的日子。田云樵这位隐蔽战线上的紅色特工，为上海的解放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解放上海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前线总指挥聂凤智将军曾这样说过：“追忆此次对刘（指刘昌义）部的策动工作，确为田云樵同志在枪林弹雨中，亲临两地前线奋不顾身取得的成果。”
刘昌义起义有功，新中国成立后受到优待，而被俘的五十一军原军长王秉钺则成为战犯，直至1975年获释，在美国度过晚年。
隐蔽战线的英雄将永垂不朽
上海解放后，扬帆出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兼社会处处长。社会处下辖三个室，田云樵为二室主任。当年从事地下策反、情报工作的人员，转入社会处。他们接到通知，聚集一堂。这时，他们彼此才知道他们都是在同一条战线上工作——因为在此之前，他们只有垂直的单线联系，没有横向联系。田云樵记得，当时周幼海非常惊讶地对他说：“有这么多的同志呀！”
田云樵还担任上海市人民防空指挥部处长。遗憾的是，1955年6月，田云樵受“潘汉年、扬帆冤案”株连，被捕入狱长达七年之久，直至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获得平反。之后田云樵先后担任上海市新浦机器厂副厂长、党委书记，上海市机电一局复查组组长等职，1983年12月离休。
1985年，张朝素病故。2003年10月7日，田云樵病逝，享年九十四岁。
我与红色特工田云樵面对面，听他讲述隐蔽战线惊心动魄的往事，惊叹他的传奇人生，深感和平来之不易，隐蔽战线的英雄们将永垂不朽。
〔本刊责任编辑 吴 俊〕
〔原载《名人传记》2017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