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散文根性特征的再认识
时间：2021-02-21 07:52:1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何谓散文?答案颇多但皆不如人意。的确，回答这一问题很难很难。
当我们被什么叫苹果这一问题弄得焦头烂额一筹莫展的时候，可否换一个角度思考：具有何种特征的水果叫苹果?它与别的水果有何异同：弄清楚这两个问题，我们的目的便达到了。至少，我们不至于将苹果和草莓(或别的什么水果)混为一谈。既如此，我们大可不必在何谓苹果这一问题上纠缠不休。
那就让我们走进散文直至散文的腹地，去寻找那些属于散文的根性特征。
首先，必须承认散文是一种高度个性化的文学体裁。读《尘埃落定》，你对阿来的认识或许是一鳞半爪，而读散文《大地的阶梯》，阿来其人便鲜活、丰满了。唯散文最有资格作“文如其人”的最好注脚。每一篇真正的散文都应当而且必须站立着一个大写的人——作者，他的学识涵养，他的精神品格，他的个性气质乃至情趣爱好都必将在作品中得以充分的展示。正如梁实秋所言：“一个人的人格思想，在散文里绝无隐饰的可能，提起笔来便把作者的整个的性格纤毫毕现的表示出来。”①读鲁迅的《野草》，你可以触摸到一颗上下求索，忧愤深广的心；读周作人的散文，你完全可以洞见一个民主战土蜕化为闲适文人的心路历程；读冰心的散文，你便全身心沐浴于自然、母爱、童真的光华中。
我们所言的散文的个性是散文写作主体通过内容和形式传达出的个性，即个性化的思想，个性化的情感，个性化的表达。别的文体也强调个性，但更多是侧重于艺术追求上的个性。读一篇小说你不一定甚至无法知道作家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第一人称叙事小说中的“我”，更多是为了讲故事的需要而存在，扮演的不过是讲述人或见证人的角色，即便是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我”的面目也是“犹抱琵琶”。诗歌虽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诗人的气质，但反映的面毕竟不能与散文相提并论。没有人将诗歌中的“我”视为诗人本身，“我”是变形的“我”：或是一种虚拟化存在，或仅仅是抒情主人公而已。总之，在诗与小说中，写作主体的个性受文体特征的制约不可能得到充分的表现和张扬。散文则不然，没有“我”出现的散文，写作主体的个性能借助人事景物得到折射，我们读之也能辨认作者的眉目；有“我”存在的散文，作者的形象更是呼之欲出，真实如在眼前。虽然并非要求所有散文都必须有“我”粉墨登场，但是，不论何种类型的散文，都应充分展示作者的个性风采。一个散文家，只有首先直面自己的人生，方能观照宇宙万物。有了个性化的人格，方才有个性化的思想、个性化的情感和个性化的表达。
个性化的思想于散文作者何其重要!真正个性化的思想是写作主体在生命历程艰难跋涉中的痛苦求索，是痛定之思，是“识尽愁滋味”后的“欲说还休”，是春蚕用桑叶编织的第一缕丝，是凤凰涅盘之后的第一声嘹唳。有了个性化的思想，散文才能滋养人的精神，开启人的智慧。
个性化的情感是指散文写作主体的感情流泻方式，它受控于个性化的思想，或者说有什么样的思想便有什么样的情感表达形式。同是历经磨难，饱经沧桑的老作家巴金和孙犁，他们在新时期散文中的情感吐露方式有着很大的区别。巴金是披肝沥胆，炽烈如火山之喷涌；孙犁则是娓娓道来，如幽泉出涧，乳燕归巢。即便是相同题材的散文，写作主体的情感类型也存在很大的差异。朱自清和俞平伯都写《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前者于清丽中夹几分淡淡的愁绪，后者于稳重中透出几分超然。朱自清的《背影》和贾平凹的《酒》同被视为父爱散文的佳作，前者的情感吐露方式是浓烈直率的，正吻合作家善良多情的性格；后者要婉曲、含蓄得多，直到文末才将“酒”中蕴藏的父爱抖落出来：“我见他不能喝酒却硬要喝的表情，使我手颤着接不住他递过来的酒瓶，眼泪涮涮地流下来了。”这与贾平凹平朴深沉的性格是统一的。
个性化的思想与情感必然会酿造出个性化的语言表达方式，甚至可以说，一个成熟的散文家，他的思想、情感与语言必须达到高度的统一。别的文学体裁也强调语言的个性化，不同的是，散文的语言个性化不特是一种艺术追求，而是与创作主体的个性特征与思想情趣整合成的一个有机系统。当我们说林语堂的散文幽默风趣，周作人的散文平和冲淡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已经从语言外围走进了他们的思想天地以及他们的情感深处。我们可以将别的文学文体的语言特征抽取出来作一番单独的观照和晶评，我们却无法将散文的语言从文本中剥离出来。当我们评说某散文家的散文风格时，其风格已经具备了整体性特征，其思想、情感、语言已浑然凝成一个有机整体，这个时候的语言之于风格有如盐之溶于水，已是“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简单说，散文的个性化语言即是散文作者采用的最适合于表达他的思想情趣和个性风格的话语形式。
钱谷融先生的“文学是人学”的命题，布封的“风格即人”说其实最切合散文的特点。当我们在把握某作家散文创作风格的同时，其实我们已经全方位地、立体地把握了某作家。
接下来，应当承认散文是最自由的文体。散文本身便要求自由。你看，以“散”为词根可以构成多少词汇：散儒，散隶，散声，散曲，散漫，涣散，散步，散打，扩散……数不胜数，这些词汇中的“散”都含有自由灵动，无拘无束，随随便便之意。苏轼说作文“如风行水上，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②。流水，风行，多么自由，多么随意。
晚明公安派散文的代表袁宏道在《叙小修诗》中说：“散文应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其间有佳处，亦有疵处。佳处自不必言，即疵处亦多本色独造语。然余则极喜其疵处。”在袁宏道看来，散文是多么自由洒脱，不代他人立言，惟抒发作者自己的胸臆，话语形式上只要能充分体现作家的个性和思想，有瑕疵亦无妨。鲁迅先生说：“散文的体裁，其实是人可以随意的，有破绽也不妨。”③可将鲁迅的“破绽”与袁宏道的“疵处”等量齐观，都是强调散文自由、天成、质朴、本色的美学特质。在他们看来，散文只要写得很真诚，自然，信手信口，即便在某些方面不够完善，也是可以原谅的，就像天真无邪的小孩所犯的某些错误那样，反倒给人以童真稚拙之美。
散文是情感的沃土里盛开的自由之花。散文的自由首先是散文生态环境的自由。战国时期，群雄并起，诸侯争霸的局面为文化思想的繁荣和发展创造了很大的空间，“百家争鸣”给散文的兴盛创造了绝好的机会。“五四”时期，王纲解纽，东西方文化自由碰撞，在“自由、民主”的良好气候条件下，散文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作家队伍之庞大，作品数量之多，风格之众，可谓史无前例。30年代以降，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锐异常，文学的“载道”功能得到了自觉与不自觉的强化，散文立马丧失了整体发展的合力而一分为三：或与政治结盟联姻并进一步沦为政治的奴婢；或与政治若即若离，左右兼顾；或退避三舍，在“饮酒”和“品茶”中玩索。散文分化后最大的势力当属“载道”散文，并逐渐成为
事实上的主流散文。建国后的前十七年散文基本上是“载道”散文的惯性运作，大一统思想，“颂歌”主题的复制，政治加诗意的话语形式将散文的个性意识，主体精神，自由品格消解殆尽。这期间散文的“繁荣”不过是一种泡沫，属晴天之朝露，是戴着镣铐的舞蹈。十年浩劫不提也罢。新时期是文化思想上的又一个“百家争鸣”时代，宽松、自由、开放的思想文化环境为散文的复苏与发展提供了充分而必要的条件，写作主体心态的自由又为散文的艺术创造带来了无限生机。无论是内容的指涉，文体的探索，还是理论的建设，新时期散文在自由中获得了超时空的审美存在。
散文的自由最终表现为操作上的自由。取材上，散文的空间最为自由广阔，“掀天之浪”，“一物之微”，只要成为写作主体的情感积淀，即可酝酿成文，只要符合普通的人情物理，即可涉笔成趣。散文不受任何清规戒律的约束，其行文结构完全听凭作者的情感倾诉方式，可谓情之所至，笔之所至。巴金说：“文学最高境界是无技巧。”他老人家并非故弄玄虚，不过是对中国古代所谓“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哲学精神作了另一种形式的诠释。
在语言驱遣上，散文也显得极为自由。小说语言讲究“传神”，诗歌语言追求凝练和变异，戏剧文学特注重语言的“动作性”，散文的语言则仅仅作为写作主体精神系统中的一个元素而存在，它同散文的结构形式一样受控于作家的个性风采和情感特质。张抗抗的语言极富思辨色彩，读之让人长智；余光中的语言流淌着浓浓的诗意，味之如饮醴醪；张中行的语言如淡墨写意，平朴中藏禅趣，味之如饮清茶，回味悠长；巴金的语言至真至诚，推心置腹，让人缱绻低徊。散文的语言已自然而自由地融人了散文家的精神大系统中。
要之，散文是最自由的艺术。对此，李广田先生说得好极了，他说散文“很像一条河流，它顺了壑谷，避了丘陵，凡可以到处它都流到，而流来流去却是归人大海。就像一个人散步一样，散步完了，于是回到家里去”④。想想流水自由否?散步自由否?
最后，得承认散文是最真实的文体。散文在反映生活的方式上明显脱胎于“信史实录”之传统散文，从刘勰的“为情而造文”到唐宋八大家，从李贽的“童心说”直至鲁迅先生反对“瞒”和“骗”的文艺，都一贯倡导文学的真实性问题。文学理论有一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名言：“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而如何反映生活理应成为划分文学品种的重要尺度。
小说初始于神话、志怪，成形于话本、拟话本，说白了小说就是“讲故事”。既如斯，小说就免不了虚构、变形、夸张，与生活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如隔着玻璃窗与人聊天。即便是那些所谓最现实主义的小说，也不可能还生活以原汁原味，在塑造人物，表现生活上不可能超越鲁迅所说的“拼凑”法，若某人将小说中的人与事对号入座，当属天字号大傻瓜。诗歌向我们传达的主要是情感信息，所谓“根情，苗言，华声，实义”⑤。只要读者认定诗人的情感是真挚的，就不会在意诗人所取物象的真实程度，谁都不会相信有“三千丈”的白发，但谁都不会指责李太白老头睁眼说瞎话。想象、夸张、通感、象征等手段在诗歌艺术中都是为了抒情的需要，感觉的真实随时可以超越物象的真实而合理存在。即使是叙事诗，其叙事也不过是手段而已，且所叙之事已是高度浓缩化了的。
散文的真实性既是散文的重要根性特征，也是散文感人的秘密所在。诚实、守信本身就是世界各民族共同追求和遵循的生活准则。真是善的前提，美是善的升华，散文倘若失去了这一根性前提，它靠什么东西感染人打动人呢?新时期散文之所以备受读者喜爱，长热不衰，重要原因就在于散文的真诚美与新时期人们的审美期待的对路。商品经济对传统道德的消解，转型期必然出现的各种社会存在以及由此给人们带来的精神上的迷惘、焦灼、失落等，都需要借助一定的形式得以宣泄、释放，散文即以它真诚的倾诉，真实的交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新时期人们特殊的情感需求。
散文的真实首先表现为物象的真实，即散文书写的人事景物的客观真实。这点上，散文与报告文学同。区别是报告文学的时代性和政论性决定它必须写典型，写不平凡的人和事，往往从大处落笔；而散文则更多是写凡人心曲，从小处着眼，所谓“一粒沙里看世界，半办花上说人情”，在内容上更具人文精神。从阅读体验看，诗歌的情感较散文来得更突兀更陡峭，而散文总是将一腔浓烈的情怀附着在特定的人事景物上，来得沉稳、缓慢而实在。有了物象真和情感真这两个前提，散文的意蕴也定然真实可信，这好比形式逻辑中的三段论推理，只有当两个前件真实，其结论才会真实。有些散文传达的思想貌似真实深刻，但物象和情感的虚假破坏了散文的真实程度，其思想见解则抽象成为某种概念和说教。前十七年散文那种为文造情，“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创作现象很能说明散文写作中物象、情感、意蕴三要素之间的关系。贾平凹的《丑石》曾作为散文的名篇人选高中语文教材，但笔者却大不以为然。作家儿时门前的丑石姑且丑得真实，丑得可信，但老贾为了达到揭示“丑到极处便是美”的命题，便搬弄出一位天文学家一番关于丑石的极富哲理的话，最后去赞美丑石那“不甘于寂寞的生存的伟大”。读《丑石》与读杨朔的《荔枝蜜》等散文的感觉有惊人的相似，那就是“假作真时真也假”。老贾显然是先有了“丑到极处便是美”的思想，然后去伪造丑石，伪造天文学家，让这些貌似真实的物象替自己说话，结果却适得其反，不仅大露其假的马脚，且本来或许是真的东西也难免假冒之嫌。散文的意蕴惟有真实，方能给人以思想的砥砺、情感的升华和智慧的启迪。
要之，真实是散文的生命，没有真实，散文的一切审美属性都将不复存在。
注释：
①梁实秋：《论散文》。
②苏轼：《答谢民师书》。
③鲁迅：《怎么写》。
④李广田：《谈散文》。
⑤白居易：《与元九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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