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神：在散文大地上舞蹈
时间：2021-02-21 07:54:37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阅读李景林的散文新著《天边晨岚无语》，我思考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作为不同的文学样式，诗究竟能够在何种程度、哪些方面融入并有益于散文？换句话说，一个诗人从事散文创作，他会拥有怎样的潜在优势？而这种潜在优势在具体的文本建构中，又可以转化为怎样的艺术个性和审美特征？
众所周知，代表了共和国“十七年”散文创作高端成就的杨朔，是主张“把散文当诗一样写”（《东风第一枝？小跋》）的。这样的说法在学理和逻辑的层面，自然破绽多多：它那一“把”一“当”，不仅使原本比肩而立、不分轩轾的诗歌与散文，骤然间生出等级的差异和品质的高下，而且从根本上取消了散文所应有的艺术自性。而散文一旦丧失了艺术自性，又焉能在文学世界安身立命？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一说法仅仅看成作家创作经验或探索心得的一种表达，那么，它确实又不无合理的成分，这就是：既肯定了诗歌与散文的艺术相通，又强调了诗性在散文中的积极意义和能动作用。关于这点，诗文兼擅且学养丰厚的余光中先生，曾有若干严谨而不失生动的经验之谈。他明言：“散文与诗，是我的双目，任缺其一，世界就不成立体。”（《记忆像铁轨一样长？自序》）他认为：“在中国传统里，写诗、写散文，都是文人的当行本色；许多文人未必诗文双绝，至少也是双管并搦，不致偏行。”（《连环妙计？自序》）他指出：“描写文和抒情文，尤其是抒情文，功用已经与诗相同，所不同的只是形式和技巧，可以称之为‘诗质的散文’。”“诗和散文的难以区分，正在散文的种类太杂，有些散文与诗泾渭分明，有些散文却比诗更像诗。”（《缪斯的左右手》）显然，诸如此类的表述，很可以帮助作家在诗与散文的交叉地带，找到属于自己的立足点和突破口。
我不知道景林是否研究过诗与散文的区别以及诗在散文中的“越界发挥”，不过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作为迄今依然激情沛然的诗人，景林的散文世界里分明较多地活跃着诗的元素，诗的优长。甚至可以这样说，景林的散文就是余光中所说的“诗质的”和比较“像诗”的散文；是诗神在散文大地上的歌唱和舞蹈。诗性高扬——是景林散文创作最突出的艺术个性与审美标识。
景林散文的诗性高扬，首先表现在语言的使用和意境的营造上。
散文的语言千差万别，异态纷呈，只是倘就基本的审美向度与风度而言，仍可划分为两大类：返璞归真的和镂金错彩的；或者说是本色的和诗性的。在如此整体格局之中，景林散文的语言明显属于后者，即作家是把一种常见于诗歌的积极的表达方式和修辞策略，自觉移植到了散文写作中，以此强化其叙述层面可以直观的文学色彩与艺术气质。不妨一读《从缝隙里窥视生命》。这组作品写的是“我”忙里偷闲的生命自审，其激越而睿智的灵魂告白，与穿插跳跃于字里行间的诗家手段——飞动的想象、巧妙的喻比、神奇的通感等等，既互为条件，又相得益彰，构成了一种摇曳跌宕的叙事风度，从而把现代人面对种种迫压所每见的焦虑而不失清醒的生存状态，表现得酣畅淋漓，跃然纸间。《在俄罗斯的边上》是作家以俄远东城市海参崴为观赏对象而写下的游记篇章，它最大的艺术亮点自然是一系列场景与风光的生动再现。你看，那草尖上挑起一抹夕阳的广袤而忧郁的荒原；那海风里都浸透着酒气的栈桥与港湾；那随处都有历史驻足，碑雕相望的大街小巷；还有那些大美大雅，活力四射而又风情万种的漂亮姑娘……无不是形神兼备，气场十足，神游其中，你自会感到诗情画意的力量。以《酒眼》为总标题的四篇作品，更是集中体现了诗性语言的魅力。它那经过提炼和调度的文字方阵，特别是其中那一再交替呈现的或排比，或复沓、或对称、或错落的句式，以及由此而生成的弛张有致的叙事节奏，无形中化为一种激情支撑下的旋律感，一种暗合着精神微醺状态的生命狂欢，于是，“酒眼”里的人生透显出迷惘里的清醒和逍遥中的悲苦。此外，还有《我把自己卡在一个痛处》、《给梦想一个开花的机会》、《让心灵每天去旅行》等，即使仅看标题，便可感受诗的风度与意味，让人联想到诗神的高蹈。显然，所有这些，都大大丰富了景林散文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
在很多时候，诗性语言内敛、含蓄而富有弹性，是酿造艺术意境的理想材料，这一点在景林的散文中同样获得了证实与体现。你看，一篇《变矮的大山》，因为取景设境具有象征性，而行文走笔讲究包孕性，所以，母亲领我奋力攀山的经历，和大山在我心目中由“高”变“矮”的感觉，立刻幻化为博大深远的人生境界，正如景林的内心独白：“一座山峰的影子，总在我的脚步之外，伴我走过许多比我想象更长的路。”《美丽新娘》从“我”参加的一场婚礼写起，这在有些作家笔下，习惯纠缠于故事的追述或场面的描摹，但是，景林却将新娘的现场诗朗诵当作“文眼”，推向了前台，一时间，海子那“面朝大海，心暖花开”的浪漫诗句，不仅让新娘和婚礼别开生面，更重要的是使通篇作品形成了一种形而上的意义指向：人应当超越世俗，寻求更具诗意的理想生存。
其实，对于散文语言来说，诗性也好，本色也罢，都是作家生命体验的外化，它们本身并不存在绝对的优劣高下。只是在后现代意趣空前泛滥的今天，散文语言的本色追求，正越来越严重地被误读为文字表达的口水化和粗鄙化，言之无文，蓬头垢面，几成许多散文作家与作品的通病。面对此情此境，像景林这样讲究一点散文语言的诗性，自然值得文坛予以肯定和倡导。 _
景林散文的诗性追求，还常常渗透到艺术构思和表现手法的层面。从本质上讲，诗是用形象化和意象化的语言系统，来传递诗人的思想与情感，以求达到象简意丰，言近旨远，以少总多的效果。正因为如此，诗人在创作过程中所采用的构思和手法，尽管千变万化，但最终离不开以形象设置和意象提炼为核心的基本路径：或者化“实”为“虚”，把生活视景抽象化或者象征化，借此让文学表达更具概括性和写意性；或者由“内”而“外”，把精神感受对象化乃至意象化，从而使文学表达更具直观性和辐射性。而这一切都被景林很自然也很娴熟地用之于散文创作，其结果是直接促成了笔下艺术世界新的气象与新的可能。
且以《欲望的花朵》为例。该篇写的是“我”与夜店小姐的一次邂逅。鉴于特定的道德背景，这样的内容在强调纪实的散文作品中，原本不容易表现。为此，景林拿来了诗家的抽象化手法——那一句“文中的‘我’或许是我，或许不是”的题记；那一种省略细节，重在写“心”的文字调度；那一番贯穿全篇且不乏隐喻的有关人生与爱情的交流对话，不仅无形中改变了“我”和“她”的身份及相互关系，而且净化和升华了整个表现空间，使之发散出淡淡而幽邃的生命哲学的意味。与《欲望的花朵》相比，《绝版》《一顿饭的日子》《与死亡对视》等篇，虽然情境和意涵各各不同，但在手法和构思上仍然不乏异曲同工之妙——它们都试图透过斑驳繁纷的生活场景，走近人类的终极关怀。如果说以上作品主要是借鉴了诗家的化“实”为“虚”，那么，还有一些篇章则集中体现了诗中的由“内”而“外”。如《故乡的声音》写的是一种绵延已久的思乡之情。这种属于内心的东西如果直写，难免冗长而呆板，常常费力不讨好，于是，作家将其对象化和声响化了：那深藏在童年记忆里且始终萦绕耳畔的鸡的陡然高唱，驴的仰天长啸和火车汽笛的曼妙鸣奏，正好准确而传神地折映出作家对故乡的念兹在兹，一生难忘，诚可谓化无形为有形的佳构。同样，《远在我的身体之外》虽然让笔墨游走于“身体之外”，但说到底仍然是内心世界的外在化和意象化，它所选择的作为生命载体的那一滴水、一棵树、一朵花，均有着极大的包孕性和可开发性，结果使通篇作品灵动、摇曳而富有张力，贻人以“言有尽，意无穷的美感。此外，《永远的大河》《大地背影》等作品，也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上述特征和品质。
景林的散文充盈着丰沛的诗意和浓郁的诗情，但是却不曾因此就滑向伪饰与浮华，以致忽视作品的社会投影和人性内涵，或者牺牲创作的现实精神与人间情怀。恰恰相反，在诗性、人性和人的社会性这一维度的把握上，景林的散文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形态与匠心，这就是：用诗人的勇敢、真诚和激情，以及诗的构思、手法和语言，直面人间的痛苦与人性的残缺，袒露生命的本相与生活的阴影，从而在巨大的审美反差中彰显悲剧的力量。譬如，《城市街头》四章，调动四个让人或沉思、或扼腕、或悲悯、或震惊的镜头，组成一种合力，将光怪陆离的现代都市生活撕开一道口子，就中揭示繁华和富裕之外的艰难挣扎与扭曲苟活，由此牵动读者的盛世忧思。《啼血天歌》五章，频频回首父亲的死亡。那一幕幕悲惨的往事，不仅昭示着命运的残酷与历史的苍凉，而且浸透了作家和他那一代人特有的深切的忏悔与自省，其动容的歌哭里，自有无法忽视的精神重量。一组《妩媚的芬芳》，让灵感和心智来叩问生命的终端——死亡，其中有对坟茔的感悟，也有对葬礼的回味；有对垂暮之态的静观，也有对自杀之谜的剖解；有通过描摹自然物种所展示的以身殉爱的壮烈，也有凭借直面人心世相所洞穿的司空见惯的虚伪……它们最终使生命词典里“死”的含义，获得了别具只眼而又启人心智的阐发。还有那篇“写给自己的日记”——《我拿什么告别》，竟然以锋利的雕刀给自己的灵魂做手术，其文字缝隙间喷发出的那种犀利、果敢和无情，是当下散文所鲜见、所久违的，因而足以引发人们的内心自省与震颤。应当承认，所有这些，自然而然地提升了景林散文的精神海拔，进而产生了一种超越世俗的精英指向。
《天边晨岚无语》即将由远方出版社付梓，景林从省城寄来校样，嘱我为之写序。虽然自知才疏学浅，难堪此任，但又实在不愿辜负作家的那一份信任和那一种真诚，更何况我对景林的散文还有一种由来已久的喜爱与称赏！于是，忙里偷闲，写下以上文字，权当对景林新书问世的由衷祝贺；同时也作为朋友间面对滚滚红尘依然坚持精神守望的真诚共勉！
壬辰端午匆匆
（责任编辑：孙玉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