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版《鲁迅全集》文本疑误并注释辨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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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就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鲁迅全集》中“青龙掩月刀”、“同仇敌慨”、麦绥莱勒的生年等原文个别文本和Goethe纪念号、“上海各界欢迎段公芝老大会”注释等所存在的疑点、讹误,以及非鲁迅原文中“安特来夫”的译名有失规范等问题提出意见、建议,以期有补于《鲁迅全集》今后的修订。
关键词:《鲁迅全集》 原文 注释 译名 疑误 辨正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鲁迅全集》(以下简称《全集》)原文个别文本和注释等存在疑点、讹误,现略加整理如下,希望得到教正,以期有补于《全集》今后的修订。
一、原文文本疑误
(一)关于“青龙掩月刀”。鲁迅在《忽然想到·九》(《全集》第三卷,《华盖集》,P67)中写道:
夫学生的游行和请愿,由来久矣。他们都是“郁郁乎文哉”,不但绝无炸弹和手枪,并且连九节钢鞭,三尖两刃刀也没有,更何况丈八蛇矛和青龙掩月刀乎?
此中“掩月刀”疑其有误。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北京第一版《华盖集》该文也是“青龙掩月刀”(P50)。《辞源(合订本)》解释“偃月刀”云:“刀名。《三国演义》称关羽使用八十二斤青龙偃月刀(见第五回),因也称关刀。”(广东、广西、湖南、河南辞源修订组和商务印书馆编,1988年7月第1版,P130)考虑到鲁迅先生小学修养深厚,“掩”“偃”可能通假,翻查《辞源(合订本)》和《汉语大字典缩印本》(四川辞书出版社、湖北辞书出版社出版、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1992年12月第1版),均无“掩”“偃”通假的注释。所谓“偃月”,《辞源(合订本)》(P129)的解释是:“半弦月。……凡物形状似半月的,多称为偃月。”《辞海缩印本(音序)》有两个意义:“①半月形。如:偃月刀;偃月营;偃月阵。②旧时迷信,观察人的相貌来推测祸福贵贱,有‘日角偃月’之说,以为是极贵之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P1966)可见,“掩月刀”应为“偃月刀”,宜在“青龙掩月刀”后设个注释,加以说明。
(二)关于“同仇敌慨”。鲁迅于《五论“文人相轻”——明术》(《全集》第六卷,《且介亭杂文二集》,P394)中写道:
因为读者大众的对于某一作者,是未必和“批评”或“批判”者同仇敌慨的,一篇文章,纵使题目用头号字印成,他们也不大起劲,现在制出一个简括的诨名,就可以比较的不容易忘记了。
此处“同仇敌慨”疑似有错。查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北京第一版《鲁迅全集》第六卷该文也是“同仇敌慨”(P382)。《辞源(合订本)》《汉语大字典缩印本》均无“慨”通“忾”之说。《汉语大字典缩印本》释“忾”三个读音:xì,kǎi,qì。其中kǎi音为三个义项,分别为:①气满胸臆。②愤怒。③通“慨”。激昂、愤激。(1992年12月第1版,P978)细查《汉语大字典缩印本》附录部分《通假字表》(P2168)只见“忾”通“慨”,在表义为“激昂、愤激”时,“忾”通假为“慨”。众所周知,除了少数甲乙二字可以互为通假,如“无”与“毋”,“由”与“犹”等,通假字与本字一般是不能逆推互通的(《古代汉语》上,许嘉璐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6月第1版,P67)依此推断,则鲁迅原文里“同仇敌慨”中“慨”当为“忾”。
(三)关于麦绥莱勒的生年。鲁迅在《〈一个人的受难〉序》(《全集》第四卷,《南腔北调集》,P572)中这样写道:
麦绥莱勒(Frans Masereel)是反对欧战的一人;据他自己说,以一八九九年七月三十一日生于弗兰兑伦的勃兰勘培(Blankenberghe in Flandern),幼小时候是很幸福的,因为玩的多,学的少。
文中生年有误,应为一八八九年。文后注释是正确的。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8月北京第一版《南腔北调集》该文也是“一八九九年”(P119)。那么,这里到底是鲁迅正文出了错,还是他所依据的“据他自己说的”有误?注释中似可说明,至少也应指出正文之误。
二、注释等辨正
(一)关于白帝城。《彷徨·弟兄》注释“[4]‘先帝爷,在白帝城’”中解释“白帝城(在今四川省奉节县东)”。(《全集》第二卷,P146)有误。重庆于1997年3月成为中央直辖市,原属四川省的奉节县自然改隶于重庆市。《辞海(合订本)》(P468)释“奉节”一词:“在重庆市东北部、长江沿岸南,邻湖北省。”“名胜古迹有瞿塘峡、夔门、白帝城遗址。”
(二)关于孙夫人。《南腔北调集·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注释“[4]孙夫人”:“即宋庆龄(1893-1981),广东文昌人,政治家。”(《全集》第四卷,P512)此中有误。文昌原属广东海南行政区,海南行政区于1988年由广东析出置省,成为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自然随之改隶于海南。《辞海(合订本)》(P1597)释“宋庆龄”为“广东文昌(今属海南)人”是正确的。
(三)关于简化字、异体字。《古籍序跋集·〈唐宋传奇集〉稗边小缀第八分》注释“[19]《梅妃传》”:“传奇篇名。写梅妃(江采蘋)深受唐玄宗宠爱,受杨贵妃忌妬,终被疏远的故事。”(《全集》第十卷,P156)同篇文章注释“[25]黄廷鉴”,说其“著有《第六紘溪文钞》等”。(《全集》第十卷,P157)此处“蘋”和“妬”都是非规范字。查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北京第一版《鲁迅全集》第十卷该文也是用的“蘋”、“妬”和“紘”(P138、P139)。“蘋”字依据《简化字总表》(1986年新版)应改为“苹”。“妬”字依据《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应改为“妒”。“紘”按《简化字总表》(1986年新版),“糹”属“简化偏旁”,应简化为“纟”,相应地“紘”应简化为“纮”。《译文序跋集·域外小说集序》注释“[2]上海寄售处”为“指蒋抑巵家在上海开设的广昌隆绸庄”。(《全集》第十卷,P179)其中“巵”为异体字,依据《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应改为“卮”。
(四)关于Goethe纪念号。《鲁迅全集·书信》中“340117致萧三”注释“[10]Goethe纪念号”:“即《歌德》专号,苏联《文学遗产》杂志于1932年为纪念歌德诞生一百周年所出的第四、五期合刊。”(《全集》第十三卷,P12)这与随后所注歌德生卒年相矛盾。查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北京第一版《鲁迅全集》第十二卷该文也是注释为“苏联《文学遗产》杂志于1932年为纪念歌德诞生一百周年所出的第四、五期合刊”(P324)。实际上,歌德生于1749年,死于1832年。如果是苏联方面原本就弄错了,就应在注文中加以说明。“诞生一百周年”显系“逝世一百周年”之误。
(五)关于可铭。《鲁迅全集·书信》中“340529致母亲”(《全集》第十三卷,P129)注释“[2]可铭”:“朱鸿猷(1880-1931),字可民,渐江绍兴人,朱安之兄。”释文有两处错误。“渐江”应为“浙江”,“朱安之兄”应为“朱安之弟”。 查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北京第一版《鲁迅全集》第十二卷该文注释(P437)没错,显系后来修订时弄错了。查2005年版《全集》第十七卷《日记(人物书刊注释)》(P51和P52)可知,朱安生于1878年,长于朱可民,确实为朱安之弟。
(六)关于“上海各界欢迎段公芝老大会”。《南腔北调集·论“赴难”和“逃难”》注释“[3]‘上海各界欢迎段公芝老大会’:段祺瑞(字芝泉)在‘九一八’后被聘为国难会议委员,1933年1月24日去上海时,上海市商会等十八个团体于2月17日为他举行欢迎会。”(《全集》第四卷,P489)这段注释读来让人好生纳闷:“去”上海是1月24日,欢迎会是2月17日举行,是“去”的时间花得太长,还是欢迎会举办得太晚?返读本文注释[1](P489)云:“本篇最初发表于1933年2月11日上海《涛声》第二卷第五期,署名罗怃。原题为《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这里并没有提到《涛声》延期出版,按说应为正常刊出。那么,“2月17日”举行欢迎会之说肯定有误。再读原文(P486):“那时的执政,是昨天上海市十八团体为他开了‘上海各界欢迎段公芝老大会’的段祺瑞先生,他虽然是武人,却还没看过《莫索里尼传》。”对照文末落款时间“一月二十八夜”可知,昨天为一月二十七日。显然“2月17日”当为“1月27日”之误。如此则疑惑释然。另,编者似宜对上文中的“《莫索里尼传》”加注。一则使读者知道此“莫索里尼”究竟为何人,二则了解该传记作者、出版时间、传记主要特点等情况。按鲁迅当时的写法,此“莫索里尼”也作“墨索里尼”。此处当指“墨索里尼”,系意大利独裁者,法西斯党党魁,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祸首之一。
(七)关于域外小说集。《全集》第十七卷“日记(人物书刊注释)”(P403)对“域外小说集”注释如下:
日记又作《域外小说》、《域外小说集》。鲁迅、周作人译。收俄、波、英、芬、美、法等国小说十六篇,上下两册,分别于1909年2月、6月印成。1920年上海群益书社合排为一册,增加二十一篇。……
此条注释失误有两处:一是上下两册成书时间应当为1909年3月、7月。如按阴历才是二月、六月。二是上海群益书社出版《域外小说集》的时间不在1920年,虽然鲁迅代周作人为该书作的《域外小说集序》落款为“一九二○年三月二十日”,可实际出版的时间已到1921年。上述两点,《全集》第十卷的《译文序跋集》中“《域外小说集》序言”注释[1]非常清楚:“《域外小说集》……共两册,己酉二月十一日(1909年3月2日)、六月十一日(1909年7月27日)先后……印制,……1921年增订改版合为一册,所将译作增至三十七篇,重新编排次序,由上海群益书社出版。”
(八)关于“安特来夫”的译名。《鲁迅全集》中多次出现“安特来夫”的名字。笔者粗略统计了一下,鲁迅原文中至少出现了13次,但其汉译名称有4种写法:安特来夫,安特莱夫,安特列夫,安得列夫。鲁迅原文乃时代使然,不能苛求;现在保持各自原样,理所应当。作为注释、译文、著译年表,同一个俄国作家至少出现了14处,居然也有4种写法:安德烈夫,安德烈耶夫,安德列耶夫,安特莱夫。具体如次:
使用“安德列耶夫”的1处:见《全集》第三卷,P215,《华盖集续编·有趣的消息》注释[4]。
使用“安特莱夫”的1处:见《全集》第八卷,P455,《集外集拾遗补编·〈域外小说集〉第一册》注释[1]。
使用“安德烈耶夫”的3处:
1.见《全集》第六卷,P266,《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注释[9]。2.见《全集》第七卷,P314,《集外集拾遗·〈十二个〉后记》注释[3]。3.见《全集》第七卷,P478,《集外集拾遗·〈未名丛刊〉与〈乌合丛刊〉广告》注释[1]。
使用“安德烈夫”的9处:
1.《全集》第四卷,P296,《二心集·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注释[3]。2.《全集》第十卷,P173,《译文序跋集·〈域外小说集〉杂识(二则)》注释[2]。3.《全集》第十卷,P202,《译文序跋集·〈黯澹的烟雾里〉译者附记》注释[4]。4.《全集》第十卷,P168,《译文序跋集·〈域外小说集〉序言》注释[1]。5.《全集》第十一卷,P375,《书信·190419致周作人》注释[16]。6.《全集》第十一卷,P458,《书信·250217致李霁野》注释[2]。7.《全集》第十一卷,P459,《书信·250217致李霁野》注释[7]。8.《全集》第十四卷,P196,《书信·320116(日)致增田涉》译文。9.《全集》第十八卷,P8,《附集·鲁迅著译年表》中“一九○九年四月”部分。
同一个俄国作家在《全集》非鲁迅原文中出现了4种不同写法,不便于读者阅读,有失规范。这表明,《鲁迅全集》通校、通改仍然有待加强。《辞海缩印本(音序)》(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P21)采用的译名是“安德烈耶夫”。从《全集》实际采用情况看,似乎以“安德烈夫”为最常用。到底用哪个译名,还可斟酌,但是,在国家没有出台外国人名译名方面的权威规定前,《全集》内部还是应当使用一个比较通用的译名,不可自相抵牾。
(杨益斌 益阳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党政办公室 413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