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中的“规训”

一 城市空间中的行动困境

甫跃辉短篇小说《动物园》讲述一对来沪的外来青年陷入爱情，但由于窗外临近上海动物园，双方因动物的味道而争吵，最终分道扬镳。小说中男女主人公（顾零洲、虞丽）之所以分手，不是来自外力的阻碍，导火索与其说是动物园的气味，不如说是某种内在的、无法具象描述的气息。

“淡漠”“陌生”“空荡荡”一类的词可视为本文的文眼，在两人的关系描述中，尽管热恋缱绻，“陌生人”一词前后共出现了五次。都是从老家独自来到城市打拼的“异乡人”，急切需要归属感的心理促使两人将彼此的相似性放大，爱情/性爱在陌生的环境下突然发生。而着眼于“开/关窗的战争”，我们可以窥见顾零洲的生存困境。“开窗”意味着从出租屋这个狭小、逼仄的空间中打开，并与外界无限的空间相连通。小说中，顾零洲从小有一个当“动物学家”的梦想，这个梦想成为一个乌托邦式的存在潜伏在心底，动物园的气味给了顾零洲来自童年的慰藉。而且，顾零洲的窗外正对着大象的区域，他喜欢大象，他曾无限感慨地回味一句话：“大象的生活充满了庄严、温柔的举止和无尽的时光”（1）。很显然，“充满庄严、温柔的举止和无尽的时光”这种悠然自得的状态与当下上海的生活节奏对立冲突。

《动物园》的主题没有停留在“城市外来者”的孤独中，作者在一个更广阔的、普遍的层面上探寻着青年个体的存在以及生活的意义上的孤独。文中有一句话这样写道：“他的生活就是顺着一条不需要挣扎的轨迹往前滑动。”（2）顾零洲/甫跃辉的生活矛盾不仅仅存在于城市与乡村的外在空间，而是更为内在的。甫跃辉笔下的人物普遍陷入“我何以在此境而非其他”的困顿中彷徨、怀疑、迷失。因此，无论女友是否再问一遍“你离得开你的动物园吗”，他的回答依旧是离不开。动物园是他必须抓住的生命的稻草，是没有勇气去改变的现状。顾零洲被困在了十几平方的出租房里，一方面想脱离，另一方面正是这狭小的空间给与他在城市中寄身的居所和精神的安放处。

作为一个外乡人，既回不到老家也无法很好地融入当下的城市，丧失自我的感觉使得他更加需要抓住些什么来支撑自己，也就是说顾零洲在寻求并且沉溺在对于归属感的寻求中。然而文末，顾零洲终于走进动物园去看大象，泪盈满眶。“看到大象的那一瞬间，他终于难以自已，感到泪水一再涌满泪眶。透过泪水，他看到了夕阳下正咀嚼干稻草的大象们。此时，他莫名地觉得，它们不再是庄严和温柔的，它们赭红色的庞大身躯里，似乎隐藏着同样庞大的痛苦。”（3）动物园里的大象，毕竟不是《国家地理》纪录片中的大象，它们不过是被这座城市所圈养。只有城市里才会有动物园——动物们不再拥有自己的领地，不再是自由的族群或个体，而是变成供人们赏玩、取笑的对象，没有枷锁，却又是被束缚的。

实际上，动物园是人类文明刻意的产品，一个类似“环形监狱”的隐喻。米歇尔·福柯创造了一个词：全景敞式主义（panopticism），来源于边沁（4）的全景敞式建筑（panopticon），是一种对监狱的改革，其基本构造由四周的环形建筑和中间的瞭望塔即监视塔构成。环形建筑被分割成许多小囚室以囚禁罪犯，监视者在瞭望塔中无需移动，利用光线的折射等原理使罪犯在每时每刻都感觉到身处监视的眼光下，从而达到无间隙的全时监控和规训的效果。动物园的栅栏、铁笼、区域规范等都具有强烈的监狱、监视与被监视的意味。被圈养在一定区域的动物，其被允许的活动范围是被限制的，处于一种被隔绝与被观察的孤独状态。远离原始、自然的动物在长时间的规训之后，事实上消失了反抗，任由日子平顺地按照它被设定的轨迹滑过去。“全景敞式机构会如此轻便：不再有铁栅，不再有铁镣，不再有大锁；只需要实行鲜明的隔离和妥善的安排窗口。”（5）

动物园——监狱/圆形监狱——全景敞式主义，这三者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早在边沁设计监狱模型之前，17世纪法国建筑师勒沃（Le Vaux）设计了凡尔赛动物园，其中心是一个八角亭，第一层只有一个房间，是国王的沙龙，八角亭的一面是入口，其他七面各开着大窗户正对被关押的动物。福柯注意到了这点，认为全景敞式建筑就是皇家动物园，人取代了动物，权力机制取代了国王（6）。边沁的设计基于功利主义，即“任何个体所具有的倾向与给利益有关者带来实惠、好处、快乐、利益或幸福，或者倾向于防止利益有关者遭受损害、痛苦、祸患或不幸”（7），因此可以具有普适性，可以被广泛应用于医院、学校、工厂等“凡是与一群人打交道而又要给每个人规定一项特殊的任务或一种特殊的行为方式”（8）的场所。

动物在笼子或在一定的敞开的圈禁范围内如何看游人，笼外游人如何看动物，两者之间的神态、行动形成一种互相审视的张力。监视意味着控制的权力，意味着被监视者获得自由的权力的消失。这种监视的权力不仅仅由人指向动物，同时也由动物指向人。在《饲鼠》中顾零洲的筒子楼里有中指大小的老鼠作祟，一开始他梦魇般急切抓到老鼠，抓到后将老鼠“饲养”在鼠笼里，想要将其当作宠物一样。是“饲养”而不是“关”，意味着顾零洲提供给老鼠生存所需的食物，同时获得监视、囚禁、控制老鼠的权力。

在这篇小说中作者具体地说明了困乏主人公城市生活的问题，作为一个“自由职业人”居住在繁华都市的破旧筒子楼（体力劳动者聚集住所），困扰生活的三大麻烦有：第一、洗澡；第二、无洗衣机；第三、蟑螂。三者都可以归入卫生——基本生活保障的范畴。如果说对弱者（老鼠）的虐待是对自我处境的一种变态发泄，然而当他要丢掉老鼠时认识到了自己的忧伤，“更重要的是，他这时候才意识到，他才是被控制的”（9）。就像《动物园》最后，顾零洲发现自己被锁在动物园里一样，认识到自己才是被圈禁、审视的那个，他对于生活的态度也与笼中大象无二致，大象沿着笼子无聊踱步，顾零洲的生活也顺着既定的轨道向前滑动。现代性的观看、监视存在于社会的各个角落，在权力干预的机制下，人像动物一样受到“规训”，日益趋向勤劳、恭谦、顺从的弱势群体的角色。

“规训”引向了福柯对于“权力”的核心关切：“现代权力技术最先是在对付疯人、病人、犯人和‘性倒错者’等不正常的人的过程发展起来的，后来向全社会扩散，从而，全部现代人都落入了这张权力之网”（10）。甫跃辉作品中的人物陷落到这张无形之网，身在其中，宛如困兽：

他很想站起来去看看身侧的门有没有像梦中那样打开，竟然不敢。（《静夜思》（11））

女友告诉他有新男友后，他困兽似的在住处转来转去，无论朝哪个方向走不上五步，必然碰壁。（《巨象》（12））

二 人物的动物性与“超级性行为”

青年在城市空间内的受挫，包括物质的基本生存环境及精神的爱欲的受挫，吊诡地表现出更激进的“性关系”。甫跃辉“城市系列”小说中男主人公与女性的关系成为小说冲突矛盾的集合。沿着上文对于《动物园》的论述，英国生物学家德斯蒙德·莫利斯（13）在“裸猿三部曲”之《人类动物园》（14）中把都市人和圈养动物相比较，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是从原始部落到超级部落的历程，都市孵化了人的思想也给人们带来困境。在该书第三章《性行为与超级性行为》中莫利斯列举了性行为的10种功能，并认为任何具体的求爱与性交都可能同时具备10种功能中的几种功能，包括：性行为的生理功能、探索功能、自偿功能、解闷功能、镇静功能以及地位展示功能等（15）。

在甫跃辉“城市系列”小说中，性爱的过程及目的，除了单纯的爱恋以外更包含丰富而强烈的其他功能。例如《晚宴》中“我”与前女友再次相约，双方都刻意将过程变得肮脏；《巨象》中李生对于小彦（来自农村的大学生）的性更像是对前女友对自己对这座城市的复仇。《晚宴》中“我”在旅馆等待前女友时躺在床上，“脑袋里不断浮现出胖女孩儿洗干净了的白萝卜似的短腿和腿上荡来荡去的黑裙子”，在与前女友做爱的过程中还一度幻想着萝卜似的腿和黑裙子，而事实上看到这胖女孩的时候“我”明明是一脸嫌恶，这是连自己都绝对意想不到的欲念。

甫跃辉的性爱书写，更多的是“无爱之性”，人物在城市中无法获得自我地位的认可以及纯粹的爱情，使得“我”（男性）不得不在更小更弱的对象上完成自我补偿。如同李生对小彦的伤害，“他要做点儿出格的事儿，要一些人付出代价。”（16）与女友分手被视为与上海建立联系的失败，在同小彦的性爱中，李生发泄着欲望，但反而使自己陷入更孤独的境地。李敬泽在《动物园·序》中这样评价：“他属于这个近乎绝对、无历史的此刻此地，因此他也同时感到自己是一个无可解脱的异客。”（17）城市小说中的人物，处在逼仄的现实空间里，也处在一个无可依托、无限迷茫、绝对虚无的空间里。如同研究者的描述，“空洞的城市生活中酝酿出来的所谓朝圣理想同样空洞，两者互为镜像，一体两面，是同一套文化心理结构的产物。”（18）甫跃辉在细致入微的细节描写中，将日常生活的点滴都铺开了，甚至于碾碎了。“受困”的青年陷入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驯服他们的不是形而上的梦想之类，而是赤裸裸的日常生活。

三 “刻舟求剑”的乡村

《西湖》杂志“80后观察”栏目主持者徐勇认为，相对于那些动态而紧张的都市生活景观，甫跃辉的乡土世界大都呈现出静态而时间缓慢流动的静美的一面（19）。不过，“城市/乡村”在甫跃辉的作品中不能二元对立，二者在“动态/静态”的不同下，集中于挫败的体验。《少年游》中十二岁的“我”饥渴地想成为盖世英雄，与镇上小伙伴都害怕的大有干了一架，兴致冲冲离家出走，抱着必须反抗、成为大人的信念，却在三里外的大树下被生活的细枝末节与饥饿的肚皮打败；十六岁的“我”对陌生的世界充满好奇，常常与小伙伴（小木头、悠悠）一起做鸡飞狗跳的事，却望着心仪的姑娘舟舟披着惨烈的红嫁衣坐上开往邻镇的拖拉机而感到束手无策；十八岁的“我”放弃“出走”的念头，面对旷大又窄小的世界感到分明的不安全，对悠悠无疾而终的感情受到挫败，“我”无能为力只能装作傻子。《初岁》中兰建成从一开始不敢看杀猪到操持杀猪刀得意而归，由杀猪的过程完成一次“成长”的蜕变，也是从“有情”逐渐退化为“无情”的过程。再次看到小侄女为小猪哭喊时，他感到小时候失去心爱之物的疼痛，但是这种疼痛转瞬即逝。甫跃辉叙说的是村庄里的人们以及他们的命运无可抗拒的轮回。借用陈世骧之语，命运常是空白的时间和空间的意象，是巨大无边流动的节奏，没有人格意志，不可抗逆，超乎个人地在那里运转（20）。

“我”在不断的挫败和无能为力中经历成长的岁月，“我”与所有人一样度过纠结彷徨的日夜，然后经历日后同样的日日夜夜，使得过往都褪去颜色。甫跃辉小说中对于“存在”的怀疑出现过数次：

好几次我不知不觉靠在柜台后的藤椅上睡过去了，一觉醒来，天已破晓，歌舞厅的灯光不知什么时候熄了，一点声音也没有，我心头产生一个奇怪的想法：刚刚的那些声响都是假的，不过是我做的一个梦。一条空落落的大街从我心里穿过。（《老街》（21））

谁也不会知道，也不会有人想知道，他的生活曾经出现过什么裂缝。没准哪一天，就连他自己都会怀疑，他的平坦的生活是否有过这样一道裂缝。（《丢失者》（22））

甫跃辉在叙述成长故事的同时，嵌入了对时间的怅然以及对“存在”的怀疑，从而使得乡土的地理领域消失了意义，小说的意蕴从此升华到了关乎整个世界的问题。他唯一的长篇小说取名《刻舟记》，来自“刻舟求剑”的成语，讲述面对逝去的时光与美好事物想要极力挽回却无能为力的怅然。青年评论家康凌以“日常生活的失败史”定义并赞赏甫跃辉笔下乡村日常生活里的无奈与凄凉：“在他平正、克制的语调里，貌似平滑的生活被缓缓剥开，细节本身开始呈露出它的残忍，一次眼神的游移，一句不经意的小谎，统统变成戕害生活的力量，人们就在这样的啃噬中，日复一日，不可挽回地衰朽下去。”（23）小说记述“我”、哥哥刘佳木、妹妹刘佳雪，包括朋友王虎的“成长”的故事，以及“我”的思想的渐渐蜕变，都给人带来深刻的叩问。那些曾经相信的、追求的和珍视的，都随着时间消失于记忆之流中，被时间风化掩盖，“我”甚至开始鄙弃，怀疑过去是否真的存在，怀疑记忆是否存在偏差，以至于逐渐失去了诘问的冲动与能力，屈从日复一日、单调重复的生活。就像另一个关于成长的故事《少年游》：“我曾许多次谈到命运，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们迷恋上谈论那些不着边际的问题。我们就那么望着滔滔不绝的河水，从满河霞彩一直说到暮色沉沉。但不久就发现，我们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我们只是在漫无边际的谈论中不断沉迷，瘾君子似的，用虚幻的谈论暂时安慰飘摇不定的自己。后来我们不由得都为这种行径感到可耻。”（24）

甫跃辉的“乡村系列小说”更具有人情味与温暖的气息（25），对于客居城市的青年来说，乡愁情结中温暖的部分在成长叙事中依稀可见，同时这温暖的力量又受到日常生活屡次的失败经验的挑战与颠覆。所谓的“日常生活”，关乎实际存在的村口那棵树，被黑暗气息笼罩的煤渣路，家庭成员——父母、哥哥和妹妹，以及妹妹的鹦鹉等等。人们在各自的生活里经历不一样的成就、过错和坎坷，然而最终却趋向于发出一样的慨叹，仿佛有无形的手在摆布，使得人们沿着既定的轨迹完成生命的旅程。在琐碎与繁杂，看起来一目了然、毫无异质的一日又一日中总有一桩桩令人措手不及的事件发生，使得人的命运发生转变，但谁又能说这不是早有预兆的呢？在强大的日常生活面前，人们深深地感到自我的渺小与微不足道。在另一篇短篇小说《守候》中甫跃辉不断强调“罩子”的存在，在小主人公的意想中不断增强对“罩子”的依赖和对外部世界的恐惧心理。在《往事的河流》（26）中项静认为“罩子”是甫跃辉写作中有意味的意象。笔者认为“罩子”一方面是主人公极度依赖的对象，另一方面也从四面八方将主人公拘禁起来不得自由伸展的空间。这种拘禁/规训，不仅仅是实物的空间性的，同样可以是时间性的，作为一种形而上的意识贯穿日常生活。

《刻舟记》令人寻味更多的是其“草蛇灰线”的叙事方法。其写作手法其实并不是按时间顺序来安排的，而是由某个人物为中心分为小节，将整个家庭、村子发生的事情串联起来记叙了“我”以及伙伴们各自成长的故事。这样的写法有点像“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写作手法。草蛇灰线，比喻事物留下隐约可寻的线索和迹象。《红楼梦》脂批本，有云“事则实事，然亦叙得有间架，有曲折， 有顺逆，有映带，有隐有见，有正有闰，以至草蛇灰线、空谷传声、一击两鸣、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云龙雾雨、两山对峙、烘云托月、背面敷粉、千皴万染诸奇”（27）。运用这样特殊的结构将时间/成长的事件串联起来，事件的描述互相影响，其中的因果关系互相关联从而引起的感情的微变呈现千丝万缕状。如此的写法更加凸显出当下的“我”作为故事的叙述者追忆过往的怅然感叹，同时也使得故事的讲述变得虚幻，小说情节淡化，突出了“刻舟求剑”所代表的对于过去的留恋。徐勇认为甫跃辉其实是把乡土写作还原为一场能指的滑动与无尽的怀旧的缠绕（28）。与西方史诗传统对之，中国的诗学不以救赎化解，而是终生无止的绵绵咏叹，沉思，与默念。面对现代的“规训”，甫跃辉的乡土叙事陷于对时间、过往的追忆与默念，同样最终流于缺乏行动的延宕。正如“刻舟求剑”这个意象，这是一场绝望而温暖的旅程。

注释：

（1） 甫跃辉：《动物园》（短篇小说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53页。

（2） 甫跃辉：《动物园》（短篇小说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60页。

（3） 甫跃辉：《动物园》（短篇小说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65页。

（4） 边沁（1748-1832），英国功利主义思想家，监狱改革的提倡者。

（5） [法]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规训与惩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4版，第227页。

（6） [法]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规训与惩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4版，第228页。

（7） 周敏凯/著，《十九世纪英国功利主义思想比较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6-77页。

（8） [法]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规训与惩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4版，第231页。

（9） 甫跃辉：《饲鼠》（短篇），载于《大家》，2013年第5期。

（10） 索良柱：《福柯：从权力囚徒到生存美学的解救》，上海：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

（11） 甫跃辉：《静夜思》（短篇），原载于《小说界》，收录于《少年游》（短篇小说集），2013年第1期。

（12） 甫跃辉：《巨象》（短篇），原载于《花城》，收录于《少年游》（短篇小说集），2011年第3期。

（13） 德斯蒙德·莫利斯，英国著名动物学家，生物人类学家。1967年，他用“裸猿三部曲”——《裸猿》、《人类动物园》、《亲密行

为》向人类宣称：人，不是从天而降的天使，而是由地而生的猿猴。

（14） [英]德斯蒙德·莫利斯/著，何道宽/译：《人类动物园》，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5） [英]德斯蒙德·莫利斯/著，何道宽/译：《人类动物园》，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4-115页。

（16） 甫跃辉：《巨象》（短篇），原载于《花城》，收录于《少年游》（短篇小说集），2011年第3期。

（17） 甫跃辉：《动物园》（短篇小说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3页。

（18） 康凌，金理：《甫跃辉小说的创作流变》，《创作与评论》，2013年，第1期。

（19） 徐勇：《影子的告别与追寻——甫跃辉小说论》，《西湖》，2014年第1期。

（20） 朱天文：《<悲情城市>十三问》，《悲情城市》，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

（21） 甫跃辉：《动物园》（短篇小说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145页。

（22） 甫跃辉：《动物园》（短篇小说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84页。

（23） 康凌：《日常生活的失败史——读甫跃辉<刻舟记>》，2013年。

（24） 甫跃辉：《少年游》（短篇），原载于《山花》，收录于《少年游》（短篇小说集），2006年，第9期。

（25） 黄平：《巨象在上海：甫跃辉论》，《南方文坛》，2011年第2期。

（26） 项静：《往事的河流——读甫跃辉<刻舟记>》，《文汇读书周报》，2013年3月刊。

（27） 转引自：孙伟科：《红学研究中一般方法与特殊方法之间的关系》，《红楼梦学刊》，2005年第3辑。

（28） 徐勇：《影子的告别与追寻——甫跃辉小说论》，《西湖》，2014年第1期。

（王泽丰，华东师范大学2010级本科生，美国新泽西州立大学文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