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举子行卷文体考论
时间：2021-02-27 07:51:58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唐代进士科最初仅试策文，高宗显庆后至玄宗开元时，进士科杂文试诗、赋体与箴、铭、论、表、颂、赞诸体兼用，在文、实两方面掌握的较为平衡。此后或偏文而单用诗、赋体，或偏实而单用箴、铭、论、表、颂、赞诸体，因而招致不少微词。唐代进士科杂文试的文体规定和应试难度，必然使举子注重从小苦练与应试有关的文体，并用得意之作先期行卷，为进士及第创造条件。唐代举子用于行卷的文体，大致与进士科杂文试的文体相似或相近。因为这样易于得到显人名公和主试官的认同，最终进士及第。尽管尚难绝对排除唐代举子用小说行卷现象的存在，但在当时被视为“驳杂无实”的小说体，有悖进士科杂文试的主流文体，一般举子并不用小说体行卷。更不可能由此而致唐人小说的兴盛。
关键词：唐代进士科；科举制度；考试文体；行卷文体；小说体
中图分类号：K242；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0)01-0056-09
收稿日期：2009—10-26
基金项目：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重点学科项目(J50405)
作者简介：俞钢，男，上海市人，文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唐代进士科杂文试的文体规定和应试难度，决定了举子用与其相似或相近的文体向显人名公和主试官先期行卷的功利行为。然而，历来对此问题的认识较为模糊，一些学者从探究唐代科举制度与小说兴盛关系的角度，推想举子也用小说行卷，进而造成唐人小说的兴盛。笔者通过考察有关文献，发现这种影响极为广泛的论点尚缺乏史料佐证，难以让人信服。本文试图考析唐代进士科考试的文体和举子行卷使用的文体，以及两者之间的关联，着重阐明唐代举子行卷主要用诗、赋、箴、铭、论、表、颂、赞诸体，而一般不用小说体，也即唐代举子行卷的风习不可能导致唐人小说的兴盛。唯此浅陋见识，祈请方家赐教。
一、唐代进士科考试的文体
唐代进士科因隋而置，始设于高祖武德四年(621)，并于次年开科取士。《唐摭言·统序科第》曰：
始自武德辛巳岁四月一日，敕诸州学士及早有明经及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理体，为乡里所称者，委本县考试，州长重覆，取其合格，每年十月随物入贡。斯我唐贡士之始也。
同书《杂记》曰：
至(武德)五年十月。诸州共贡明经一百四十三人，秀才六人，俊士三十九人，进士三十人。十一月引见，敕付尚书省考试。
唐代进士科考试的形式，历来认为主要试杂文诗、赋体，强调其文学取士的功用。实际上，进士科的考试形式，大致经历了唐初“止试策”，到太宗贞观八年(634)加试“读经史一部”，再到高宗永隆二年(681)以后定型为帖经、杂文和时务策三场试格局的变化。与此相适应，唐代进士科考试的文体起初仅为策文，其后发展为在帖经和策文的基础上增加了杂文。赵翼《陔余丛考·进士》曰：
永隆二年，以刘思立言进士唯诵旧策，皆无实材，乃诏进士试杂文二篇，通文律者然后试策，此进士试诗、赋之始。
显而易见，杂文是包含诗、赋体的。检王应麟《辞学指南》的记载，其实早在高宗显庆四年(659)，进士科考试就出现了用表和箴体的现象，那年考的文体和题目即为《关内父老迎驾表》和《贡士箴》。尽管是偶尔为之，但说明后来刘恩立的奏请不过是使杂文试制度化。又徐松《登科记考》永隆二年条按语云：
按杂文两首，谓箴、铭、论、表之类。开元间，始以赋居其一，或以诗居其一，亦有全用诗、赋者，非定制也。杂文之专用诗、赋，当在天宝之季。
观徐氏之言，唐代进士科杂文试的文体，初为箴、铭、论、表诸体，开元时诗、赋体居其一，天宝年间才发展为专用诗、赋体。然而，检《登科记考》的记载，武则天光宅二年(正月改元垂拱元年，685)进士科“杂文试题为《九河铭》、《高松赋》”，其依据是颜真卿撰写的《颜君(元孙)神道碑》。此碑文提到颜元孙于那年登进士第，“省试《九河铭》、《高松赋》”，考功员外郎刘奇标榜云：“铭、赋二首，既丽且新。”。可见，开元以前，进士科杂文试已出现铭、赋体各居其一的情况。徐氏所言或许不那么精确，但他明白告诉我们，开元以前杂文试应包含诗、赋、箴、铭、论、表诸文体。
玄宗开元时，进士科杂文试沿着偏重诗、赋体的道路迈进，至天宝时发展为专用诗、赋体。杂文试诗的记载，始见于开元十二年(724)，当年祖詠应试所作即为《终南山望馀雪》诗。那时，无论是主试官的崇尚，还是举子们的意趣，都在逐渐偏向文律辞藻，如开元二十二年和二十三年，孙逖“以文学之冠为考功员外郎”掌贡举，奖拔颜真卿、贾至、萧颖士、李华、柳芳等进士及第，皆一时文华之才，其所造成的社会风尚实难逆转。天宝元年(742)，韦陟掌贡举，“好接后辈，尤鉴于文，虽辞人后生，靡不谙练。曩者主司取与，皆以一场之善，登其科目，不尽其才。陟先责旧文，仍令举人自通所工诗笔，先试一日，知其所长，然后依常式考核，片善无遗”。韦陟“尤鉴于文”，甚至命举子先呈诗文，表明举子诗文的好坏直接影响主试官的评分。天宝二年至八载，达奚珣、李岩相次知贡举，“进士文名高而帖落者，时谓试时放过，谓之‘赎帖’”。也就是说，有文名的举子，如果首场帖经不合格，可以试诗、赋代帖经，合格者继续考试。这种变通的做法，反映了主试官重诗、赋体的旨趣，所谓“主司褒贬，实在诗赋”。当然，笔者注意到，开元时进士科杂文试也兼用其他文体，如开元十一年的试目有《黄龙颂》、开元十四年的试目有《考功箴》、开元十五年的试目有《积翠宫甘露颂》、开元二十六年的试目有《拟孔融荐祢衡表》，揩南’所谓“旧例，试杂文者一诗一赋，或兼试颂、论”。而到天宝年间，进士科杂文试则基本专用诗、赋体。从开元时进士科杂文试目来看，颂体应是允许使用的杂文之一。
赵翼《陔余丛考·进士》曰：
建中二年，中书舍人赵赞权知贡举，又以箴、论、表、赞代诗、赋。大和八年，仍复诗、赋。
辨析赵氏之言，笔者以为，有四点值得注意：其一，德宗建中二年(781)前，进士科杂文试除《辞学指南》载代宗广德三年(765)试《辕门箴》外，一般用诗、赋体，自此以箴、论、表、赞等体代诗、赋体。检《登科记考》的记载，建中三年的试目有《学官箴》和《敲器铭》，指南’建中四年的试目有《易(简)知险阻论》，兴元元年(784)的试目有《朱干铭》，说明赵赞的奏请是获得德宗批准而实行的。其二，据《登科记考》建中二年十月条注云：“大约贞元之初，即复旧制。”表明杂文试不用诗、赋体的时间极为短暂。“贞元之初”，徐氏考证为贞元四年或五年(788或789)，当年刘太真掌贡举，试目即为《曲江亭望慈恩寺杏园花发诗》。其三，文宗大和七年(833)，要求杂文试停诗、赋体的呼声再起，据《唐会要·进士》云：“七年八月礼部奏：进士举人，先试帖经，并略问大义。取经义精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