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翻译家，其次才是文学家：鲁迅不应被忽视的一面
时间：2021-02-27 07:54:23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在鲁迅的众多身份中，我们要特别强调翻译家这一角色。因为正是一个翻译大家，才成就了鲁迅文学大家的身份和荣誉。无论鲁迅作品的深刻性，还是表现格式的特别，都与他大量的翻译密切相关。
关键词：鲁迅 翻译家 翻译与文学
鲁迅头上的光环有很多，例如文学家、教授、古文家、出版家，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他的另一重要身份，那就是翻译家。
在鲁迅的众多身份中，为什么要强调翻译家这一角色呢？简单说就是，鲁迅正因为是一个翻译大家，所以才成就了他的文学大家的身份和荣誉。说清楚点就是，无论鲁迅作品的深刻性，还是表现格式的特别，都与他大量的翻译密切相关。
鲁迅在翻译这方面，到底都做了什么呢？
从数量上来说，有学者统计，鲁迅一生翻译了15个国家、77名作家的225部（篇）作品。这是一个什么规模呢？可以看一下李新宇教授和鲁迅的儿子周海婴编的《鲁迅大全集》，译著一共8大卷，字数将近四百万字，远远超过那些小说、散文、杂文的总和。而且从鲁迅1903年在日本留学时翻译《域外小说集》算起，一直到他去世时的1936年，三十余年间，他几乎就没有间断过翻译。
可见，无论从工作总量来说，还是几十年如一日的工作精神来说，鲁迅倾注在翻译事业中的精力，是令人敬佩的。这一点，包括林贤治《人间鲁迅》在内的诸多传记，都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多少是有点遗憾的。
从视野上来说，鲁迅的触角可以说是伸得够广，俄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波兰、荷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都有所涉猎。仅举一例：《鲁迅日记》中从1929年8月20日到1932年8月30日，共有154处提及一个叫徐诗荃的人，这个人也叫徐琥，曾到德国留过学，他与鲁迅过往甚密，主要是将德国的图书、画册、报刊寄给鲁迅。可见，鲁迅对德国文学的关注是多么密切。
从影响上来说，鲁迅的译著效果有不错的，例如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果戈理的《死魂灵》等，在当年就被证明，而且还一直延续到现在。有的在一段时间里颇有影响，例如《小约翰》，从1928年到1959年，在香港和内地一共再版过7次，但是现在基本无人问津了。也有的在当年没有任何反响，但之后却被刮目相看，例如孙郁教授讲过一个事例，2014年莫斯科大学的一位教授携著作前来中国交流，书中涉及苏联犹太作家巴别尔，代表作是《敖德萨故事》和《骑兵军》，孙郁教授当场告诉他：鲁迅在1931年就翻译介绍过巴别尔，藏书中就有德文版的《敖德萨故事》。那个教授吓了一跳，因为巴别尔近些年才在欧美热起来。可见，鲁迅当年的眼光不一般。
还要说一点，鲁迅在翻译事业中，并没有获得多少经济效益。《域外小说集》就不说了，上下册一共印了1500册，在东京上册卖了21本，下册卖了20本。为啥上下册不一样呢？这是因为朋友许寿裳看书卖得不好，以为寄售处额外加价了，所以亲去试验了一回。因此，也就出现第一册比第二册多卖一本的情况。在上海寄卖的结果，据鲁迅自己说，也就是卖二十多本，剩下那些库存，后来因为仓库失火，都化为了灰烬。也不知道投资商垫付的150大洋，后来哥俩归还了没有。
顺便说，别看《域外小说集》当年让鲁迅亏了个本朝天，但是2007年拍卖时，一册《域外小说集》以30万元的价格成交。鲁迅要是听到这消息，不知道会是啥心情。
就是后来鲁迅回国，经过一番打拼，还凭借着自己著名作家的光环，译著也不过由北京时期的一千多册提升到上海高峰时期的四千多册。这个发行数量，虽然在当年的翻译市场上也还算不错，但是相比于《呐喊》这个小册子仅1930年7月的第14版就印了4.85万本，到1939年时保守估计也得10万册左右，那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
既然在翻译上，鲁迅并没有获得什么实际的经济效益，那他为何还孜孜不倦地、坚持不懈地做下去呢？
且不说鲁迅对现代文学的发展肩负责任之类的大话，那好像故意要拔高鲁迅，就从他自身在翻译中所受的好处说起。在具体创作上，鲁迅深受翻译的滋养。例如孙郁教授在《鲁迅的暗功夫》一文中统计过：鲁迅的散文集《朝花夕拾》是因为受《小约翰》的影响；小说集《呐喊》《彷徨》中的很多意象有果戈理、安德莱夫、迦尔逊的影子；小说《起死》是戏仿了卢那察尔斯基的《解放了的唐·吉坷德》；小说《女吊》在表现的韵致和精神的跨度上有比亚兹莱、珂勒惠支和麦绥莱勒等人的痕迹；鲁迅讥讽梁实秋时用的“丧家的乏走狗”，就是来自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杂文《门外文谈》就是受了普列汉诺夫《艺术论》的影响；《野草》中的“大欢喜”“醉心的大乐”“剑树”等语句以及空无、死灭、地狱等意象都与梵语和佛经有关。其他的例子还有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
孙郁教授还在分析《女吊》深受外国文学滋养后说：“读解鲁迅这篇文章，能够感受到他的知识结构的多维性构造。如果仅仅从传统文章学的角度看其脉络，是不得其解的。”不错，鲁迅的作品中存在大量的外国文学元素，无论思想还是艺术表现方式，都如此，但鲁迅在这其中的取法与运用，不是那种大段的征引、刻意的描写、简单的模仿，而是内秀其中，点到为止，如流星闪过。具有相关知识修养的人，每每看到，就会有似曾相识之感，然后会心一笑，所谓文学的审美愉悦也就在这瞬间实现了。同是北京鲁迅博物馆的刘思源先生认为“鲁迅的伟大在于有暗功夫”，实在是精妙的评价。
其次，翻译对鲁迅思想上的影响也很大。例如鲁迅在翻译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话剧《一个青年的梦》时曾感叹：“中国人自己诚然不善于战争，却并没有诅咒战争；自己诚然不愿出战，却并未同情于不愿出战的他人；虽然想到自己，却并没有想到他人的自己。譬如现在论及日本并吞朝鲜的事，每每有‘朝鲜本我藩属’这一类话，只要听这口气，也足够教人害怕了。”“我对于‘人人都是人类的相待，不是国家的相待，才得永久和平，但非从民众觉醒不可’这意思，极以为然，而且也相信将来总要做到。”
鲁迅能够站在人类文明的立场和角度，换位思考，尊重他国和他人，不抱有狭隘的民族主义，以单一的大中华文明中心看待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并秉持康德所说的世界公民理念，真是让人由衷地敬佩。已故文化老人周有光曾说：“我们要以世界的眼光看中国，而不能以中国眼光看世界。”说的也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常识。但是环顾当下中国作家，甚至包括很多大学教授，有几个能理解、赶超鲁迅呢？
说了这么多，鲁迅的翻译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到底怎么样呢？
孙郁教授讲过一次他本人的经历：有一年，他领着到访北京的日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参观鲁迅博物馆的鲁迅藏书，包括德文藏书，大江健三郎看过后很惊讶，跟孙郁教授讲，鲁迅的德文藏书都是德国当时知识界最关注的，有些书现在也是非常珍贵的。大江健三郎还表示，包括他在内的现在的日本作家都无法跟鲁迅比，因为鲁迅的精神隐含的内容太丰富，令人无法企及。他还讲到，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天，他媽妈打电话说：你没法跟鲁迅比。
德国汉学家、文学家、翻译家顾彬曾经在一次发言中说：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代表人物，比如18世纪的歌德、19世纪法国的福楼拜，20世纪也有不少好的作家，比如中国的鲁迅。
忽然想起，当年很多左翼人士称赞鲁迅是中国的高尔基，仿佛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但是，高尔基在俄苏文学中能占到什么位置，今天已经不用多说。所以，说鲁迅是中国的高尔基，实在是一种莫大的讽刺。
可以这样说，对于一个作家，如果没有传统文化的根基，那他的作品肯定难立得住脚，而于世界读者来说，又因缺少民族和地域特色，同样难于被接受。但是，单单具有本国的传统文化，而没有世界的眼光和情怀，那结果也不过是孤芳自赏，自以为美。现代文学发端于“五四”，从起步开始就一直深受外国文学的滋养，无论从思想、哲学层面，还是写作技巧、艺术结构层面，都如此。“五四”那一代作家，普遍认识到这个问题，所以在创作之余，都多多少少地从事过翻译工作。所以德国人顾彬才说：1949年前的中国作家都是翻译家。顾彬还有一段精彩的比喻，也值得听。他说：如果用世界文学标准来衡量，1949年前的现代文学是五粮液，1949年后的文学是二锅头。
那在“五四”以来的文学翻译大军中，鲁迅无疑是最快、最广、最好地领略了外国文学的精髓，所以自然也就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领军人物。孙郁教授对鲁迅首先是一个翻译家其次才是一个作家的评判，真是够到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