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突围中的多种叙事:1950年代的台湾小说

时间：2021-02-27 07:56:02　来源：达达文档网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1950年代的台湾小说，不仅在“反共抗俄”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边缘产生了现代主义、女性叙事、台湾乡土等小说形态，也在某种“主流”形态内部产生了疏离官方意识形态的小说形态，形成了多种“边缘”形态。小说自身发展的动态格局与僵化的政治体制及其意识形态之间的抗衡使台湾小说在政治高压的1950年代仍获得了较多的个人空间，并在1960年代迎来了台湾小说乃至中国当代小说的丰硕成果。

关键词：1950年代台湾小说；中国当代小说；政治叙事；乡土叙事；女性叙事

中图分类号：1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1)01-0122-0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08JA75102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0BZW099)

作者简介：黄万华，男，浙江上虞人，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

1950年代的台湾文学中，小说的创作仍是最丰硕的。以1951年为例，“从各文艺刊物到各大小报纸的副刊，每天平均有二万字左右呈现到广大读者的面前，全年该有七百万字的分量”。从报刊数量看，后来各年小说的数量都不会少于1951年。加上不经由各报刊发表，直接出版的长篇小说等，1950年代台湾小说创作约在9000万字以上。在数量如此庞大的小说中，真正构成战后台湾小说史的是些什么样的作品呢?面对国民党政治意识形态的高压，台湾小说能否实现文学的突围?

对于政治压抑的1950年代，人们以往都认为只能有“反共小说”、“战斗文艺”，即便是晚近有见识的学者也认为，1950年代的台湾小说是“反共加现代”的右翼自由主义思潮文学版。“其实，1950年代的台湾小说不乏佳作，如林海音的《城南旧事》、钟理和的《原乡人》和《笠山农场》、聂华苓的《失去的金铃子》、孟瑶的《心园》、司马中原的《荒原》(朱西宁等的短篇小说也已开始有好作品)等，更有许多作品非常值得关注，如姜贵的《旋风》、郭衣洞的《异域》、潘人木的《马兰自传》、司马桑敦的《野马传》、徐佩英的《余音》等。在日后的文学史叙事中，恰恰是这些作品才构成了1950年代台湾小说史的基石，从而加深我们对1950年代整个中国文学的认识。如果以这些小说的产生为线索(作品的存在不是为了印证所谓文学思潮的存在，相反，文学思潮、文学史的“梳理”、“归纳”应该产生于作品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边缘”突围中的多种叙事构成了1950年代台湾小说富有创作生机的形态。

所谓“边缘”不仅指1950年代台湾“反共抗俄”主流意识形态之外边缘产生的现代主义、女性叙事、台湾乡土等小说形态，也指某种“主流”形态内部产生的疏离官方意识形态的小说形态，因为文学本身就是“边缘”的，可以产生抗衡“中心”的力量。例如当时的中原乡土叙事，总体上难以摆脱国民党“反共复国”的政治诉求，但一些作家“回望”中原故乡时记忆呈现的童年世界还是会消解国民党意识形态的因素；即便是所谓“反共”小说，当作家对历史有所反思，尤其这种反思是出于个人独立思考时，其“反共”就会成为对国民党专制政治的批判。例如被称为“最佳反共作品”的长篇小说《野马传》(1958)通过女艺人牟小霞飘零东北的遭遇讲述从抗战到战后中国“红潮弥漫”的历史，作者司马桑敦抱着“为什么我们失败?……历史巨流中每个人的反省，对于一个历史的答案却未必毫无所补”的态度，“对这段历史”有了一种“‘原罪’的意识”，努力去表现“一个平凡中国人民在这段历史灾难中的悲剧”，所以小说叙事实际上包含了国民党当局无法容忍的政治批判思想。这部小说只能靠自费在台湾出版，后又遭国民党内政部查禁。

1950年代台湾小说的活力在于当时各种类型的小说并没有被国民党当局的文艺政策、管制所僵化，而是处于变动、发展中，创作实践还有较多的个人空间。小说有其自身的发展机制、轨迹，某种小说类型在变动中往往会衍生出新的形态，而新的形态又非“主流”意识形态所能掌控，甚至挑战于僵化的政治体制及其意识形态。例如“乡愁”文学开始在官方意识形态制约下，有着“反共复国”的政治色彩。然而大陆迁台女作家在1950年代就产生了“家台湾”的情感和意识，这种情感、意识促使中原乡土叙事转向对台湾现实的关注，甚至和本省籍作家创作的崛起构成某种互动。1950年代台湾女性小说的成果明显，台湾省籍作家的小说创作也崭露头角。在交互影响下，“乡愁”文学中的“回望中原”也逐渐褪却了“反攻大陆”的政治色彩。战后台湾小说的第一个丰收期是1960年代前、中期，此时期台湾小说人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的就有8部。这一丰收局面的形成正来自1950年代小说的“动态”格局。当局文艺政策的僵化和小说创作实践的生动之间的对立是1950年代台湾文坛的一个特征，就连一些“党政军作家群”的成员也经常与当局的文艺政策发生冲突。例如，孙陵来台后积极参与“战斗文艺”的倡导，他写的《保卫大台湾歌》被称为战后台湾文坛“反共文艺第一声”。然而，他1955年完成的反映东北爱国青年抗日斗争的长篇小说却因为小说有“反对孔子”、“刻画政府官吏贪污低能”等内容而被当局查禁，孙陵对此极度不满，数度上书教育部，后又将查禁内幕公诸读者。所以，即便是“战斗文学”、“反共小说”，其中也会发生“裂变”而产生有价值的作品。

那么，是什么因素使台湾小说始终处于变动之中，从而使之获得足以突围出政治高压的力量?这应该是作家对于文学的看重。“小说千古事，反共只在一时”，这种认识出乎意料成为当时台湾小说界认同的核心价值。1951年，“中国文艺协会”在台北举办“文艺创作研习部小说组”，“讲座阵营极一时之选”，当时被视为“泰山”的重要人物如罗家伦、胡秋原、梁实秋、潘重规、李曼瑰、陶希圣等前来授课，但都一改“以前这一类活动总是谈文学的主义流派、作品的思想意识，先生讲，学生记”的路子，而实行“创作第一，不谈主义，不发讲义，直接阅读作品吸收技巧、领略风格、体会意境”的做法，甚至要求讲座的“每一堂课”都“从小说创作的层面发挥”，“如果讲座没能完全做到”，则希望学员“从小说创作的角度领受”。负责讲座安排的台湾师范大学教授赵友培甚至对学员直言“我们‘现在’写反共小说写不好”，要求学员长期磨炼艺术。这种看重小说创作自身价值的观念和做法，被学员们称为“自从我懂得寻找以来，第一次找到我要找的东西”。如果考虑到“小说组”实际上培养了战后台湾第一批青年作家，那么“小说组”的活动表明，从1950年代初开始，台湾小说界就不断在创作层面上积累力量，而任何艺术层面的探索、努力都会使文学处于动态发展中，产生抗衡僵化政治的力量。即便小说作者的政治立场与当局一致，但他具体的写作实践却会不断逸出原有的政治立场。正是1950年代台湾小说的这种动态格局，使得乡土叙事、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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