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创造世界文学之一环的亚洲文学(1935—)
时间：2021-02-27 07:56:15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与现实生活挂起钩”
大江健三郎是中国读者最熟悉的日本小说家之一,这和他在1994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有着很大的关系。此前,他的作品的中文译本很少,但是随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他的每一部作品刚刚在日本发行,随后就被翻译成了中文,而且,大江健三郎也多次来到中国进行访问和交流,并且和莫言等中国作家建立了非常友好的互相倾听和欣赏的关系。而我最倾心于大江健三郎的,是他关于“建立世界文学之一环的亚洲文学”这个说法,纵观他一生的努力,实际上,都在为建立世界文学之一环的亚洲文学而努力,并以他所获得的巨大成果,得到了全世界的肯定和褒奖。
大江健三郎1935年出生于日本四国岛的爱媛县喜多郡的山村里,在具有原始风貌的森林边,大江健三郎度过了他和自然亲和的童年,并且阅读过马克•吐温的《哈克贝里•芬历险记》和瑞典女作家拉格洛芙的《尼尔斯骑鹅旅行记》,这两部作品给他的童年带来了幻想的翅膀,也是促使他后来走上文学道路的发蒙之作。上中学的时候,他就编辑了学生文学刊物《掌上》。1954年,18岁的大江健三郎进入东京大学文学系,攻读法国文学,受到了法国存在主义小说家加缪、萨特等人的巨大影响,而日本现代派作家安部公房的作品也给了他很大影响。不过,这个时候,大江健三郎已经确定了自己要追求的文学方向:“那时候,我喜欢安部公房,阅读了安部和卡夫卡的作品,觉得有人写作如同寓言一样的小说,这真有趣。不过,我还是告诫自己,不要去写寓言小说,而是要尽量与现实生活挂起钩来。就这样,我决定写出与同在日本并同一个时代的安部公房所不同的、自己的独创性来。”(见《大江健三郎口述自传》中文版46页,新世界出版社版)
1957年,大江健三郎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奇妙的工作》,讲述的是在战后的时代里,作为少年的主人公要去打狗杀狗的故事。一个少年应聘,发现他要干的工作竟然是杀掉150条狗,要求他在两三天的时间内干完。这么一个带有存在主义思想痕迹的小说里,弥漫着一种日本战败之后的失落和阴暗情绪。随后,他还发表了短篇小说《死者的奢华》和《饲育》。《死者的奢华》讲述青年男主人公和一个怀孕的女大学生一起,为医学院的解剖室搬运尸体的故事,对生命、女人、性和死亡的沉思,对时代内部病症的敏锐体察,对青春期成长的复杂体验,是这篇小说的着力点:“浸泡在浓褐色液体里的死者们,胳膊肘纠缠着,脑袋顶撞着,满满地挤了一水池。有的浮在表面,也有的半沉在水中。他们被淡褐色的柔软的皮肤包裹着,保持着坚硬的不驯服的独立感,虽然各自都向内部收缩着,但却又互相执拗地摩擦着身体。他们的身体几乎都有着难以确认般模糊的浮肿,这使他们禁闭着眼睑的脸旁显得更丰腴。挥发性的臭气激烈地升腾,使禁闭的房间里的空气更加浓重。所有的声响都和黏稠的空气搅拌在一起,充满了沉甸甸的重量感。”这是小说的开头,可以体会到大江健三郎那种压抑沉闷和病态的心绪。
而短篇小说《饲育》的背景则是“二战”期间,在日本偏僻的山村中,一群少年俘获了一名美国空军的一架坠毁战斗机的黑人驾驶员,他们对这个俘虏进行“饲育”和虐待,最终杀死了这个黑人俘虏。“二战”对日本民众和孩子们的影响深入到了四国的森林和人们的内心深处,一股莫名的哀伤贯穿全篇。《饲育》获得了1958年的日本最重要文学奖芥川文学奖,使年仅23岁的大江健三郎名声大噪,并且逐渐成为战后日本文学的重要代表人物。这一年,他还发表了短篇小说《人羊》、《搬运》、《鸽子》,长篇小说《掐死坏苗,勒死坏种》(又译《感化院的少年》)。《掐死坏苗,勒死坏种》描述了15个被关在感化院里的少年如何寻求成长的故事。小说的叙述者是第一人称“我”,可以看到,日本刚刚从战败的灰烬里站立起来却又摇摇欲坠的时代状况在少年的心灵世界里的投影。大江健三郎的故乡四国森林的生活和童年的经验,以及日本战败之后的社会景象构成了这部小说的底色。
1959年,大江健三郎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法国文学专业,他的毕业论文是《论萨特小说里的形象》,并发表随笔《我们的性世界》和长篇小说《青年的污名》、《我们的时代》。《青年的污名》是一部小长篇,讲述日本边缘人的灰暗生活。小说的地理背景是日本偏僻的海岛阿若岛,讲述在某一年,青鱼的精液将海面染成了乳白色,结果,当地的阿伊努人被灭绝了,一群渔民青年人在性的欢愉和享乐主义的状态下,找不到人生的意义,遭到了自然和其他社群的惩罚,背负着岛屿无法捕捉青鱼的污名。小说有着神话和传说的力量,以原始的材料和传说入手,讲述了海岛上传统和现实的冲突,青年和统治者的冲突,隐约传达出神话原型理论的影响。《我们的时代》也是一部小长篇,小说里弥漫着一股躁动和欲望的气息,它通过一个23岁的青年靖男的性遭遇和性冒险,以性的角度来观察青年的独特存在和精神状态。靖男试图以道德堕落来摆脱伦理的束缚,但最终也没有获得解放,肉体的颓废带来的是精神上更大的创伤和虚无,心灵不仅没有获得安慰,还加速了靖男自身的毁灭过程。
1960年,25岁的大江健三郎和著名电影导演伊丹万作的女儿伊丹缘结婚。此时,他积极地参加反对日本和美国缔结安全条约的抗议活动,在这年的5月,他作为日本作家代表团的成员访问了中国。9月,他在《新潮》杂志上发表了长篇小说《迟到的青年》。这部小说分为两部,在大江健三郎早期作品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以第一人称的叙述,讲述了“我”自1945年夏天日本战败后所经历的痛苦岁月,描述了“我”在森林和山区长大后,离开故乡来到了大都市东京,寻找出路的故事。外地人和边缘人、青年人的压抑和性苦闷,都市的广大和冷漠,在这部小说中都有所表现。此刻的大江健三郎,就像是萨特在日本的文学传人那样,以介入的姿态,勤奋地书写他对时代的感受。所谓的“存在主义文学”风格,我想,主要有两个基点,一个是对人的存在状态的本质观念和存在本身的探讨,另外一面,就是提倡介入文学,要作家明确地对当代社会采取批判的姿态。因此,大江健三郎这个时期的作品,在这两个方面都有掘进。在社会的介入性方面,大江健三郎明确反对日本右翼势力,反对日美安全保护协定。1961年,他根据当时日本社会党委员长被右翼青年刺杀的事件,写出了中篇小说《十七岁》和续篇、短篇小说《政治少年之死》,表达了他对日本右翼势力的强烈批判态度,他也因为发表了这样的小说遭到了右翼势力的威胁。这一年,他去巴黎旅行,期间,曾经专门拜访了对他影响很大的法国思想家、作家萨特,言谈甚欢。
性的人和世界
在探讨日本人存在状态方面,大江健三郎以《性的人》、《我们的时代》、《迟到的青年》、《个人的体验》为主,从性的角度积极探索人的精神状态,取得了别样的收获。
1963年,他发表了中篇小说《性的人》,带有着一种野蛮和青春荒凉的气息,从性的角度,描述29岁的青年摄影师J和他周围的人和社会关系,呈现了日本战后迅速发展的社会状况给人们带来的精神痛楚和欢愉。性是大江健三郎一生都着力开拓和深挖的一个领域,他甚至认为,20世纪的小说,已经将能写的大部分领域都触及到了,只有性的领域,是可以继续去探索的。日本在战后经济迅速腾飞,同时社会也充满了变化,这个时期的大江健三郎敏锐、病态和锋利,他以人的精神状态的异常,来折射日本在“日美安保协定”保护下青年人的反叛和对日本未来的迷茫感。同一年,他出版了长篇小说《叫喊声》,这部小说依旧描绘了日本社会的边缘人的生活,以第一人称、主人公“我”来讲述,塑造了三个鲜明的青年形象:男妓阿虎以卖淫的方式来寻求对自己的惩罚,以手淫自娱的吴鹰男最终堕落到强奸杀人的地步;主人公“我”作为见证人,讲述了他们在东京急剧变化的商业社会中,在堕落与升腾之间的游走,带有强烈的存在主义小说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