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乡愁”记忆追寻人类精神生态流变

王红旗： 2017年，是你文学创作的一个丰收年。你的中短篇小说集《蝴蝶飞过的村庄》入选何向阳主编的“中国文学新力量海外华人女作家文库”，散文集《蓝色乡愁》入选江岚主编的“新世纪海外华文女作家文丛”，再加上近几年你的新作品在国内重要文学刊物上的陆续发表，获得越来越多的评论家的关注，并且你的散文集《远方有诗意》获得国内外多种奖项，都显示出你对海外华人女性生存经验与文本构成的独特思考。总体来看，你创作最突出的特点，是把在异国的人生境遇与灵魂深处的“乡愁”，升华为一种人类精神生态流变的寻找与回望。如果说人的生命有一个根基的话，那这个根基就是“乡愁”，就是对生命“原乡”的原初记忆 。

从这个意义上讲，你作品里的“回望”故乡，是另一种“寻找”的方式。这当然和你在奥地利生活近二十年有着紧密联系。从你的散文集《远方有诗意》可以看出你的寻找是对“人类诗意生活栖息地”理想的执着追寻。从小说集《蝴蝶飞过的村莊》等又可以发现，你对全球语境下现代文明进程中人性裂变的透视，人类在理想与现实、精神与物质之间的沉浮博弈。其中那刻骨铭心的“乡愁”低吟与呐喊，表达出一个觉醒者对人类的性别、家国苦难的大悲悯情怀。请谈谈，你是如何走向文学写作之路的？你又是怎样从散文过渡到小说创作的呢？

方丽娜：实际上，我的写作开始得很晚。在国内工作期间，我偶然取得一个来德国攻读工商管理硕士的机会。2003年我正式定居维也纳，闲暇之余投些散文给《德国新报》（当时叫《欧洲经济时尚导报》）的文学园地。2005年，我的散文《云中漫步》获得该报的年度征文一等奖；第二年的散文《我行万里嫂担忧》再次获奖，这让我受到了极大鼓舞，从此便连续不断地写起了散文。自从生活在异国他乡，欧洲土地上的自然、人文、艺术，乃至宗教，都时时唤起我的好奇与联想，周围的一切都在触碰与引发着我的思考。

至于从散文过渡到小说创作，是在出了第一本散文集《远方有诗意》之后，我觉得自己的写作不能只停留于抒情、唯美、甚至自恋的层面上，还应该有更高的追求，而有些素材，更适合于小说创作。但我缺乏技能。这个时候，我想到了学习。当你的能力还驾驭不了你的目标，那就沉下心来历练，当你的才华还撑不起你的雄心，那就沉下心来读书。

2010年的春夏之交，我受中国作家协会的邀请，有幸走进祖国的文学殿堂——鲁迅文学院，成为鲁迅文学院创建以来吸收的第一个海外学子，与来自全国各地的五十多名作家共同度过了四个月的时光。这段特定的文学氛围，对我的影响和提升是不可估量的。也许进不进鲁院都不妨碍我写作，但从鲁院出来，它决定了我的写作能走多远。我的鲁院学友当中，不乏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如宁肯、盛可以、计文君、李进祥、黄金明、付秀莹、周瑄璞等。从鲁院归来之后，我在大量阅读、思考和沉淀的基础上开始小说创作。几年来我以跨国婚恋和文化冲撞为题材，创作了一系列中短篇小说，发表文字六十余万。就文学而言，爱情乃至婚恋，是永恒的主题，我和读者一样，对这一主题乐此不疲。

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何向阳老师针对我的写作说：“方丽娜在旖旎迷人的风景、引人入胜的故事里传达出富有意味的人生主旨，在看似悲伤的结局中见出人间的温暖和坚定的希望。她的作品传达出令人欣喜的强劲力量，不仅使之在短时间完成了从非虚构文学到虚构文学的华丽转身，而且也一直是这位一手散文一手小说的作家追求的艺术之境。”何老师的评语，让我深受鼓舞。

赤子之心：在母语创作中回望“故土”的灵魂

王红旗：你在散文集《远方有诗意》里写道：“人生是什么？也许人生就是怀着乡愁的冲动到处寻找家园的过程。”在你的小说和散文里，“乡愁”是一种对记忆里故乡与亲人不可释怀的思念，如冰心在《往事》里谈到的“在她频频回顾的飞翔里总带着乡愁”。 在你的小说和散文里流露出了那种真挚的、朴素的、很强烈的情感，只要一提到家乡、家乡的人，尤其在跨国婚恋的故事里，几乎都能感受到“乡愁”，对家乡的爱恋与关怀。那么作为在欧洲维也纳生活了多年的女作家，经过岁月流年的沉积之后，你认为“乡愁”意味着什么？请谈谈你梦绕魂牵的“乡愁情结”，与你儿时的成长经验有什么联系？它对你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方丽娜：我们经常追问，人生是什么？人生也许就是怀着乡愁的冲动，到处寻找家园的过程。踏出国门，远离亲人，走得越远，回望故土的频率反而日渐增多。仔细想来，故乡对我有两层含义，一是有形的，二是心理乃至精神的故乡。也许是童年过早失去父母的缘故，我适应环境和独立生活的能力非常强，惯常的那种乡愁，在我身上多半表现为一种内在的精神依恋。在我的文学创作中，总是不知不觉地出现古城、老墙、护城河、芦苇丛，以及清香四溢的泡桐花……这些明显打着童年成长烙印的东西，已沉淀为抹不去的记忆，不由自主地渗透在我的作品中。故乡的一草一木，已然融入了我的精神气质和精神底色，家乡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我的神经与情感，与我血脉相连。评论家张莉说，当一位小说家渴望将他的个人才能溶进久远的文化传统中时，他其实已经找到了他的家园和真正的路。

走在欧洲的天空下，其旖旎的景致、舒适的环境，以及无处不在的人文熏陶，叫人沉迷，叫人感慨万端。这个世界很美，可它的每一棵树，每一粒果实，每一条砖石小径，都有别于我们孩提时代的成长烙印，它们像春天的花粉一样铺天盖地，不由分说地袭击着每一个陌生而脆弱的肌体。日常生活的过程，也是观察、学习、碰撞和交融的过程，在碰撞与交融中寻求自己的生存之道、幸福之道和自我发展之道，与此同时，我收获了一份沉甸甸的惊喜。这便是文学。

王红旗：也就是说，你早期的作品大多都是“非虚构的”，是采集于你记忆里故乡真实的社会现实与日常生活，那些人、那些事与那些景致在你的心里如同孕育的“种子”，随着流年在发芽、开花、结果，才能化为富有生命力的鲜活文字。我认为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长期的海外生活，你的思维富有了跨时空、超性别的崭新视野，对“乡愁”“乡恋”更有一种延伸性的思考。

读你的散文集《蓝色乡愁》，这种感觉很强烈。无论你书写奥地利、德国、希腊、印度、俄罗斯等的异国风情，还是世界各地不同的宗教信仰，你不仅把旅行作为一种阅读世界的方式，吸纳异质文化的思想精神而滋养自己，而且几乎每一篇散文中“以心感物”的中国传统审美感知，都蕴含着你生命里的故乡记忆。如散文《鱼丽之宴》结尾处，你和木心教授对人类文明深深的隐忧跃然共鸣。如与迟子建小说同题名的散文《白雪乌鸦》里写道：“原来是乌鸦，乌鸦是你们奥地利的土著吗？不是，它们是从俄罗斯西伯利亚一代飞来过冬的，每年这个季节，它们都准时飞来，下榻在各种建筑物上，安然过完冬季，直到来年四月的复活节前后，再集结成群，浩浩荡荡返回它们自己的家园，西伯利亚。”（方丽娜：《白雪乌鸦》，《蓝色乡愁》，鹭江出版社2017年版，第12页。）在自我“乡愁”的情景交融中，创造出一种“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意象景观，感人至深。

这些都是你从散文走向小说创作的内驱力。你不仅善于发现与捕捉现实生活，更具备了深刻思考与丰富想象的能力，你的文学创作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尤其是你后来的小说，更多关注华人移民在流徙中的生存困境和精神站立，人性反思与自觉救赎。并且常常情不自禁地在立足奥地利的写作中，回望“故乡”的阴晴圆缺、人情冷暖、社会变迁。在别人看来那些有着“乡愁”记忆的极其细微的差异性描写，恰恰是你打通东西方文化神秘世界的一把“钥匙”。

方丽娜：早年，我在中国大学毕业之后当过老师，做过地方政府的公务员，处于工作与生活的应对与应酬状态，所有的时间都耗费在东奔西跑、追名逐利当中，从未想到过要写作，也不可能静下心来写作。而人在异域，骨子里深埋的文学情结，不仅没有随异国他乡的风风雨雨变得淡漠，反而日渐缠绵悱恻、难割难舍，并且在欧洲的土地上，一次又一次顽强地破土发芽，野草般疯长起来。

实际上，文学就是一种回望，把故乡与自己的距离拉开，从而获得一种躬身反照的机会。距离不可避免地产生差异，也产生不受拘束的想象和对心灵的深望。异域生活的形形色色，多元文化的纠结与碰撞，不同族群之间的交织、牵绊，无形中拓宽了我想象的空间，使得笔下的土壤变得丰厚而寥廓。我感谢这种距离和差异，它成为我写作的强大内驱力。总的来说，欧洲是缓慢的、讲究的、细腻的，与文学的缓慢、讲究和细腻十分契合。我受益于欧洲这块土地。它的兴衰与枯荣，典雅与凝重，宁静与繁华，令我震撼，也令我沉醉其中。这一切，都化作文字，从指尖漫溢出来。

王红旗：然而，读《死海之吻》《蓝色乡愁：贝加尔湖》，又忽然发现书写“乡愁”不仅是你表达自我“乡恋情结”的方式，而且是你“自我放逐”的主体意识自觉，是一种幽深的家国情怀，对人类和平意识的呼唤。

《死海之吻》中，“站在这块地球的最低洼地——‘人类的肚脐’上，我情不自禁地想起那座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一股自豪之感也油然而生。因为那个令人仰慕的神圣主峰，无可争议地属于中国”（方丽娜：《死海之吻》，《蓝色乡愁》，鹭江出版社2017年版，第200页）。如神来之笔，把个人情感的家国从心灵海底升华到精神之巅的人类意识，解开人类所谓现代文明史的演进“真相”，从死海的历史传说，写到现实场景里不同肤色与宗教信仰的男女，从现代“人类执迷不悟”的连绵战争硝烟，回溯两千年前古罗马时代神谕般的启示，写到“今天的死海，便由约旦与以色列共同拥抱，两国以死海为界，共享同一轮太阳，同一片海水”（同上，第206页），历史地诠释自己的和平思想和宗教观念。

尤其是俄罗斯女人、阿拉伯女人的迥异个性、鲜明民族衣饰的细腻描写，如看到阿拉伯“女人统统是一袭黑袍，犹如衣衫飘垂的修女。脸蛋儿也被严严实实地包裹着，我只能隔着面纱，想象她们的妩媚。而阿拉伯女人的美，又似乎是不容置疑的。那优雅的身段，在修长的黑袍下潇洒地抖动，像一袭黑色的风衣，从黄沙弥漫的世界里走来，甩出别样的风姿”。但是，中国学者会如此发问：“这种作茧自缚的装束，究竟要延续到哪一天？”而你自己却这样思考：“她们身上的黑袍子都穿了一千多年了，那样自得其乐，安之若素，我们就无须杞人忧天了。”（方丽娜：《死海之吻》，《蓝色乡愁》，鹭江出版社2017年版，第202页）这样小说似的语言表达，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塑造，在风趣的思辨之中不仅能感觉到一种文体表现手法逸出与融合的丰富性，而且什么是人类文明进程中人与人、家与家、民族与民族、国与国之间的道德伦理？你运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细节，表达出意识深层里对不同民族国家、不同宗教信仰的包容与尊重。请谈谈你对不同宗教的看法，怎样的情景引起你诸多的思考。

方丽娜：写作之余，我喜欢到处行走。旅行是另一种阅读，怀揣这本书我走了很远，很远。那里轻音悠远，雪山映照，沙漠苍凉，万流归海……步履从容中，我经历了一场又一场心灵的跋涉。我对抵达的每一寸土地及其背后的人文渊源，既深情凝望，又追根溯源，那于天地间灵光一闪的蓬勃心跳，感动着我，也激励着我。人生真如一道风景，走出四壁，一个何等辽阔的世界在等待着你的勘探与挖掘。受时空牵引，我的思维和笔触不断伸向了无边际的地带。我至今记得踩着凉丝丝的淤泥，一步步走近死海，而后仰天躺在灰蓝色海面上的场景。有一天，先生坐在海滩的吧台上，沉浸于一杯浓郁的阿拉伯咖啡里，我则靠在一块岩石旁，面向耶路撒冷胡思乱想起来。眼前突然出现一群身披黑袍的阿拉伯女人，她们脚步轻盈，小心翼翼地步入死海。这一幕，像一缕突兀的风，豁然撩拨起我的思绪。死海之上白云浮动，对面是耶路撒冷三大宗教圣地，那种神圣与神秘的力量，瞬间裹挟了我。

长期生活在欧洲，宗教的力量无处不在。我先生是天主教徒，虽然他很少到教堂定期做礼拜，但在他身上，除了欧洲绅士常见的教养之外，不时散发出一种宗教般的虔诚和真纯。那种发乎内心的道德自律，那种与生俱来的人文情怀，胜似任何法律约束。欧洲土地上的每一座教堂，不仅仅是用来传经布道、洗礼和做弥撒的，与此同时也承载着艺术殿堂的职责。周末，我和先生常常步入维也纳大大小小的教堂，在古老而庄严的氛围里听一场海顿的音乐会，看一场普契尼的轻歌剧，受朋友之邀参加朋友孩子的教堂洗礼等。在我居住小区的林荫下，有不少身披黑袍照看孩子的穆斯林妇女，孩子们纵情玩耍的同时，女人们隔着面罩凑在一起，聊天拉家常。不管是来自土耳其、车臣，还是巴尔干，抑或是北非突尼斯，不分种族與肤色，彼此尊重，充满善意，一幅温暖而美好的画面油然而生。我也曾和她们坐在一起聊天，彼此讲述自己来欧洲的经历，那种心照不宣的理解和体恤，跨过语言的障碍，闪烁在各自的眼神里。

王红旗：这篇《蓝色乡愁：贝加尔湖》写出思接千载的“乡愁”，是中华民族根性的人格精神，甚至是一种人类共有的情感。如果说汉使节苏武被匈奴流放，在贝加尔湖边牧羊十九年，宁死不屈，任凭海枯石烂，“终叫匈奴惊心碎胆共服汉德威”，偌大的一湖深水，却盛不下苏武滚滚的乡愁，是“被放逐”之后的家国情怀的坚贞表达。而你的出走欧洲却是一种“自我放逐”的精神追寻。你携带着“乡愁”的旅行穿越时空，与苏武自比之意隐喻其中，才能感受到“这湖边的每一片树叶，每一朵白云，甚至每一滴水珠上，都凝结着苏武那化不开的忧伤与乡愁”（方丽娜：《蓝色乡愁：贝加尔湖》，《蓝色乡愁》，鹭江出版社2017年版，第215页）。虽然时隔千年，但对家国的“赤子之心”却有着相似的底色——磊落洞达，风骨毕现。

其实在你前期散文，与后来的小说集《蝴蝶飞过的村庄》，以及给我读的未刊出的中篇小说《夜蝴蝶》，都能品出浓浓的“乡愁”味道。可以说，你的“乡愁”叙事，已成为你在“第二故乡”文学创作独特的个性标志，“乡愁”也凝聚为你作品里的思想与灵魂。

也许是浓烈的“乡愁”情感世代传承、绵亘延展，西伯利亚贝加尔湖才从一片荒无人烟的贫乏之地变得美丽、富庶与丰饶。西伯利亚的碎叶城曾是唐代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的诞生地，契诃夫曾言“贝加尔湖是西伯利亚的诗篇”。如今，“这里有文明社会里所憧憬的一切：空气、水质、纯粹”。置身于这大自然的温柔碧蓝里，会“完成一次难以言说的洗礼”。（同上，第214页）以自我亲历体验揭示出，人类真正的精神“故乡”就存在于其内心深处。

因此“蓝色乡愁”是现实的、历史的、意象隐喻的。它不仅是海外游子对家乡故土的爱恋，更是作为宇宙的游子，人类对宇宙大自然母亲生命之爱的“原乡”情感。而现代人类精神与自然生态的情感悖论，发人深思。

方丽娜：那年，我搭乘旅游专列由莫斯科出发，一路沿西伯利亚大铁路东行，车到伊尔库斯克时，窗外蓦然出现一泓深不见底的碧蓝的湖水。人在湖上，举目四望，堤岸跳动的篝火和隐隐约约的歌声，勾起我对往事的怀想。遥想当年，苏武流放在贝加尔湖边，牧羊十九年不得归家的情景，苍凉而悲怆，那一刻，我感觉周身的血液与苏武那化不开的忧伤和乡愁，瞬间重叠。偌大的一湖深水，盛不下苏武滚滚的乡愁。

也许是命中注定，我的人生常常在不同的时空来回切换。尽管我是个随遇而安的人，可一个人的味觉与口感连同其思维惯性，都停留在原乡，这是骨子里的东西。世界上最远的路就是回家的路，不管走多远，无论心有多高，回家的渴望总在心头。

王红旗：因为不同生活经验会点燃你的创作灵感。尤其到了维也纳之后，了解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地域的差异，更重要的是找到了心仪的异国爱情，它更能从内心点燃你的一种情怀，让你拿起笔。就像你说的，三十七岁的你，在维也纳的黄昏里，竟然开始第一次捧读《红楼梦》。爱情真的可以激活你的创作灵感、对故乡的依恋情结与异国现实生活感受。你的散文与小说是两种故乡互相融合而成的写作，如同给国人打开了一扇认识欧洲文明的窗口。

你即将在《人民文学》发表的小说《夜蝴蝶》，发来后我是连夜读的。小说叙事者“我”，是一个故乡函镇的“逃离者”，作品以他多年回归之后追悔莫及的心灵忏悔为线索，体现出你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女性的关注，尤其对其生存困境与灵魂裂变的精神生态书写，是触目惊心的。小说里的女性形象，陆雪与小霜的生命悲剧，就发生在这封闭如夜的“黑暗”里，你活画出她们被扭曲变形的赤裸裸的灵魂，震撼之处我都画上了红色。不知你是否有原型事件和人物？谈谈你构思这部小说的初衷。

方丽娜： 《夜蝴蝶》是我开始写小说以来，首次以男性视角创作的一篇小说，它是由一桩发生在河南西部矿山的真实杀人案引发的。当年我姐姐嫁到豫西矿山安家落户，20世纪80年代末我作为一名大学生，多次翻山越岭到那里去看望姐姐。矿区依山而建，溝壑纵横，苍凉而幽深，在那样一个贫瘠、闭塞而又远离尘嚣的背景下，一桩血淋淋的少女凶杀案发生了。这件事过去二十年了，但它阴魂不散，不屈不挠地折磨着我的神经。很长时间以来，我一想到那个叫“陆雪”的十八岁的漂亮女孩儿，想到她微笑时粲白的牙齿，以及后来倒在枪口下的惨状，内心便有一种被撕裂的剧痛。正如纳博科夫所说过的一句话：“时间的监狱是球形的，没有出口。”

因此，经过长时间的构思，我一鼓作气写出了这个小说，否则，就无法安枕。

王红旗：原来小说是在“非虚构”的基础上，完成了一次自我生命在灵魂黑夜里的寻找之旅。正像汉娜·阿伦特所言：“即使在最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这种启明或许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这光亮来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们的生命和作品，他们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并把光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 （汉娜·阿伦特著，王凌云译：《黑暗时代的人们·序》，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从某种意义上讲，叙事者“我”走出国门，经历了“逃遁”而穿越了精神荒原，有了敢于直面人生的勇气与智慧，才敢于把这“夜蝴蝶”的故事告白于天下。虽然叙事者“我”是一位男性，却有着你隐隐的影子，只是你有意识地做了“性别置换”，让男性作为代言人自揭“劣根”而忏悔，即男权文化根深蒂固的“处女情结”所制造的女性生命悲剧。这样表达更有讥讽意味，是指向自我生命来路的“故土”，当然是一种“启明”。叙事者“我”，作为贯穿小说始终的线索人物，请问他在你的创作构思过程中是如何生成的？

方丽娜：在构思这篇小说的过程中，我思虑最多的是，为什么昔日一同长大的好友，能够转瞬之间反目成仇，甚至不惜杀掉对方？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一个如花似玉的少女，对自己的同伴痛下杀手？

想想看，三个同龄女孩儿，在同样的环境下成长，以同样的起点步入同一所学校念书，从小学到中学，而后来的命运，却大相径庭。其中一个，因其父升任为矿长而与其他两个同伴拉开了距离，形成一道无形的鸿沟。因为父亲成了当权者，各种各样的机会便纷至沓来：不费吹灰之力迈入大学校园，出门有小车接送，身上珠光宝气。而另外两个女孩儿，只能眼巴巴望着自己的同伴，渐行渐远，内心的艳羡和凄晃，自不待言。这对一个有思想有追求的妙龄少女而言，尤其残酷。因为没有出头之日，便只能像自己的父辈一样困守深山，忍受死亡一般的寂静与绝望。

绝望，是天底下最可怕的东西，它可以导致人疯狂，进而做出异乎寻常的举动。

之所以将“我”置换为男性角色，是为了更大限度地折射人性。由一个男性介入，与陆雪发生关联，不仅可以丰富故事的结构和内涵，也可以强化故事的悲剧色彩。人性的逼仄和幽暗，俗世的浮躁与苍凉，存在的悖论和困境，灵魂的虚无与追问，在此一一呈现。每个人都可能从善到恶，从明亮到黑暗，不同性别和视觉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在作品里注入一些海外元素，是为了把距离拉开，形成一个大的场域和思考空间。在中西方文化的交织与碰撞中，在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的临界点，由中国经验，努力升华到人类普遍经验的高度。

王红旗：原来这个男性叙事者“我”，就是真实生活里的你。你是借他之杯，浇自己的“块垒”。同时在结构上，起到“一箭双雕” 的艺术效果。

《夜蝴蝶》如同你开掘一口深井，它的结构是纵向的。一方面，“函镇”隐喻封闭与黑暗。函镇的女人非死即疯，或者走向犯罪，函镇的男人均死伤于煤矿塌方的屡次矿难。究其原因，这个人性与精神集体塌方、混乱愚昧的无序世界，人们性观念的愚昧，对金钱的贪欲，对上级的谎言，对亲人、朋友丧失关爱的冷漠，人与人之间失去信任的伪善，等等，都成为剥夺人的生命权利的因由。“信任的鸿沟”与金钱权势“看不见的控制”，小说挖掘出封闭与开放、传统与现代、物质与精神，在个体生命深处与生存世界意识流里惊心动魄的博弈。这不只是个体人的精神困境、函镇人的精神困境，已经是全人类的精神困境。

小说叙事者“我”，看到整个“世界在下滑，所有的东西都从视野里剥离，消失，沉陷，并且裹挟着我，身不由己”。他认为“在爱情上我已溃不成军，不能在事业上继续遭遇滑铁卢”，“攥着梦寐以求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逃也似的离开了函镇”。女主人公陆雪，一个淳朴善良、聪慧美丽的山村女孩儿，渴望得到爱情，且真正爱着“我”，甚至多次求“我”带她走出函镇，最终变成因爱情怀揣仇恨，“以恶制恶”的预谋杀人犯；“我”逃离了陆雪的爱情与函镇，在世界诸多国家奔波十六年，仍然是一个漂泊的灵魂，这成为“我”心里的“结”。“我”回到故乡，听豹子讲到当年陆雪的杀人案，陆雪还是个“处女”，并在“我”滔滔不绝、彻头彻尾地表达着自己的惋惜、自责、困顿以及无法消除的忏悔之情时，他突然地发问：假如你和陆雪的事重新摆在眼前，你会带她走吗？“我”“两眼含泪，张口结舌”。请谈谈你为什么要塑造这两个人物形象？是从个体灵魂深处的“乡愁”，重新认识、反思“逃离”故土与爱的生命价值？你认为，作为一位海外女作家应该有怎样的担当？

方丽娜：小说《夜蝴蝶》的确隐含了我内心的一种强烈诉求。我希望借助这篇小说叩问良知，惊醒世人。这个世界，归根结底是爱的问题，如果“陆雪”们所生存的环境，充满了爱恋和温情，悲剧还会发生吗？

“我”回到故乡，尽管带着惋惜、自责、困顿以及无法消除的忏悔之情，而针对豹子实质性的发问，“我”仍然别无选择，依旧是逃离。这就是现实。面对矿山与日俱增的破败与荒凉，面对现实的无望，“我”除了寻求一点自我安慰之外，还能做些什么呢？

作为一个立足海外的写作者，用文学的形式呈现这桩在祖国内地具有普遍意义的悲剧，旨在唤起社会对偏远地区孩子的呵护与关注。我们的祖国强大了，富裕了，有雄心有实力到世界各地投巨资，搞建设，也一定有能力为我们贫困地区的孩子带来更多的希望和生机。

王红旗：小说集《蝴蝶飞过的村庄》，中篇小说《回国清单》，把回国时购物清单织成一张跨时空联动的关系网，揭露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权力像春药似的癫狂，家人、同学说不清的复杂功利关系，令人无奈，甚至无所适从。小说对诸多社会怪现象的扫描，诙谐幽默，侃侃而谈，发人深省。请问你是如何以生活的真实构思成这篇小说的？

方丽娜：其实《回国清单》是受了我一个作家同学的启发，因为我每次回国，她几乎都让我给她捎东西，我们是闺蜜，无话不谈。每次回国之前，她都求我：你能不能给我捎一块什么表，这个表不是我自己戴的，我要送给谁，再给我捎一瓶什么牌子的香水，要知名品牌，我要办什么什么事儿。给我自己戴的，买一块百十欧元的就行了。只要是昂贵的，名牌的，几乎都是送人拉关系的。这让我想起当年流传的那句：买茅台的，都不是自己喝的；喝茅台的，都不是自己买的。

寫作中，我把个别场景设置在自己跟亲人之间，以便让作品显得真实可信，尽管有些情节是虚构的。想想挺可悲的，当年，冯致、乔冠华、季羡林、胡适等一批民国学子，出国回来带的是什么？是技术，是科技的能量，还有人文思想。再看今天一波波涌向欧洲的大批中国游客，来到仰慕已久的圣地，匆匆拍完照，便疯狂购物，带着大包小包回去炫耀。至于学习、观察，早已甩向脑后，更奢谈思考和联想。

王红旗：如果说《夜蝴蝶》回望“故乡”，批判的是男权文化的“处女情结”造成的女性生命悲剧，而《回国清单》针砭的恰恰是商品消费时代人们的“物化”与绝无禁忌的“性开放”。梳理“回国清单”，老实的大哥为了儿子的毕业分配，竟然说对方要德国产的壮阳“伟哥”；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的女友紫兰，要让带回国的是七十年酒龄的波尔多伊藤酒庄的珍藏版，可以“助性、助孕”的红酒。更有意思的是遇到的华人琴心说她要回国，中国的留学生让她从中国带价格便宜的同仁堂“快速避孕药”。能够感受到你笑侃“乡愁”背后的隐痛。小说中对欧洲、亚洲等诸多国家商场里琳琅满目的“性商品”描述，隐喻全球化的“性解放”正在跨国界地蔓延。请问你如何认识这种现象？

尤其是读小说《姐姐的婚事》《情困布鲁塞尔》，那种回望故国的“乡愁”，犹如撕心裂肺的痛。对母亲、姐姐形象的书写体现出女性婚姻、家庭角色的生命价值。黛眉的“乡愁”是另一种故国身份认同。这两部小说离你的生活是否更近？请谈谈生活与小说之间的“尺度”，你在创作中是如何把握的？

方丽娜：《回国清单》旨在展现今天的国人，在全球化大环境下的个体生存状态，一份小小的购物清单，却折射出了一些重大现实问题。最基本的生活用品都要到国外去购买，说明我们的自然生态环境日益恶化，食品安全问题突出；大学毕业生想考公务员，要给有关领导送“伟哥”，说明贪官污吏依然存在；孩子择校要给老师送名牌化妆品，说明腐败之风已渗入到我们的教育战线。叼雪茄，喝红酒，可见国人的文化精神生态和追求。中国强大了，中国百姓有钱了，可骨子里的卑微从未消除。想考公务员得送礼，想让自己的孩子上好一点的学校得求人，为了让新生儿吃上干净的奶粉，得漂洋过海去想办法，并且不惜忍受欧洲人的冷眼。借用作品里一个托“我”带东西的人所讲的一句话：“总之，做中国的老百姓，万事都得求人。”

《姐姐的婚事》是唯一跟我个人成长经历最贴近的一篇小说，它几乎可以算得上一篇非虚构。海明威说，作家成长的条件是不幸的童年。那么，从写作者的角度来说，我是幸运的。另一个发表在2018年第1期《小说月报原创版》的《情困布鲁塞尔》，与我个人的生活和经历，没有任何交集。关于生活与小说之间的“尺度”把握，正是多年来困扰我的一个问题，我也处在摸索与追问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