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66年中国电影海外传播史述评

摘   要：建国后，我国以参加国际电影节、与友好国家互办电影周等方式积极开展电影的对外传播工作。经过十余年的努力，我国已同世界上近百个国家和地区取得电影间的交流与合作。这种成果的取得是多种推广方式并用的结果。其中，依托官方话语打通交流渠道是此时期我国电影对外交流的鲜明特点。但由于国际局势中两大阵营间的长期对峙，这种传播和交流多限于社会主义阵营及亚非拉国家，因而表现出明显的地域性。

关键词：1949—1966;中国电影;传播;传播史

中图分类号：J9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5）20-0112-03

中国电影的海外传播主要有这么几种渠道：官方渠道、商业渠道和基于文化交流层面的民间渠道。不同时期，我国电影对外推广所借重的渠道各不相同。建国初期，中外文化交流及我国电影的对外传播主要依靠政府的力量借助官方渠道来展开。

一、建国以来我国电影的整体传播情况

从1950至1952年三年中，我国共输出影片158部次，而输入的国外影片却有249部。由于社会意识形态差异性，影片输出国主要集中于社会主义阵营。建国后十七年里，我国电影的对外交流活动逐渐展开，我国电影代表团先后去苏联、朝鲜及西欧等国考察;1950年7月15日，我国电影代表团还首次参加了在捷克斯洛伐克举行的第五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1957年9月，“亚洲电影周”在北京开幕，缅甸、泰国、印度、日本等十二个国家和地区应邀参加……总之，电影的推介不再单一依靠官方力量，有意识、有计划的商业性宣传、推广工作也已全面起步，并小有收获。据统计，从1950年到1965年，全国共有63部影片斩获国际电影节75项大奖①，其中，在第五、六、七、八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上，分别有七部、五部、四部和两部中国电影获奖，可谓形势喜人。截至1965年底，我国已同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80多家电影公司及相关机构建立贸易往来;“通过商业途径，向84个国家和地区输出长短影片1200多个节目，7700多部次……与此同时，中国共参加卡罗维·发利、莫斯科、威尼斯、戛纳、大马士革、莱比锡、墨西哥、索马里和埃及等近50个国际电影节和各类电影展览活动，有76部影片获奖。有20多个国家举办中国电影周及各种映出活动达60多次。”②只可惜，形势一片大好的电影海外推广活动因“文革”而基本陷于停滞状态，十年时间里，我们只向朝鲜、越南、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等几个社会主义国家输出了一部分样板戏影片，从1966到1977年，中影公司亏损接近2100万元。在国际参展影片中，也仅有五部影片获得国际奖项。“文革”期间，“样板戏”影片主要依托政府以招待外宾的文艺汇演形式或向外使赠送礼物的方式进行推介。

“文革”过后，我国电影的对外交流及传播活动才得以重新铺开。从1976年10月至1980年12月，外国举办的中国电影周（日）活动达31次，参加的国际电影节有133个。“从1977年至1980年的四年间，中国电影输出输入公司已同世界上六十多个国家或地区的两百余家电影机构、团体和电影界人士建立了商业性和非商业性的业务联系……四年来，我国影片对外的商业性输出已达一千六百多部次（其中故事片六百多部次）;非商业性输出也有很大的增长。”③1980至1992年的十三年中，我国共向107个国家和地区商业性输出影片2373部次，参加电影节及选送到友好国家互办电影展的影片共计700多部次，另外，十三年时间共参加了40个国家举办的280个国际电影节。

1993年是中国电影史发展中不容忽视的一年，这一年，我国电影业进行了全面的电影机制改革，我国电影的对外推广由之前的文化交流逐渐转向以争取票房为主导的商业销售和推广。在这种运作模式下，“从2002-2008年，国产影片共在中国内地以外的市场取得一多百亿元的销售收入，而这期间所有进口影片在中国内地的票房只有70亿元。我国全年海外票房发行销售总额从当年的数亿元飙升至25.28亿元;销售范围从入市前的十多个国家发展到目前遍及5大洲60多个国家和地区;影片销售量呈递增趋势，从2002年的20多部增至2008年的285部次;海外销售收入也从2002年的数亿元飙升至2008年的25亿元。”④

需要说明的是，电影界国际友人、民间团体在中国电影的推介过程中的作用也不容小觑。荷兰著名电影导演约·伊文思及法国电影工作者马斯琳·罗丽丹等国际友人对中外文化交流及我国电影的对外传播就曾起到过不可或缺的桥梁作用。总之，自建国以来，我国电影的对外传播渠道不断被拓宽。政府的主力推手角色逐渐弱化，现主要致力于中国电影市场的宏观监督及调控，为中国电影的“走出去”积极营造有力氛围。相应地，商业性海外市场推广成为主流，近年来中国电影票房收入的飙升与中国电影输出输入公司的各种推介密不可分。当然，电影爱好者及团体的民间性主动推广也是我国电影走向世界的重要契机。

尽管理论上我国可以将三种电影传播渠道讲得头头是道、条清缕析，但是，中国电影对外推广的成功很多时候并不由一种单一性力量所促成，而是多种力量合力作用的结果。所以，我们实际上很难分清到底哪种推介渠道在一时期电影的对外传播中发挥了核心性作用。尽管如此，以上我们所介绍的几种推介渠道所采用的推介方式还是有一定共同性的。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1）互办电影周（日）;（2）参加国际电影节;（3）举办国际电影节或实施“请进来”战略（“北京放映”便属此种）。这是我国电影对外传播的几种一般性方式，具体到各个时期，受国际局势、国内政治形势及电影推广具体发展阶段的不同，所采用的推介方式及电影在对外传播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特点还是存在一定差异的。本文拟就1949—1965年这段时间我国电影的海外传播情况予以详述。

二、从交流方式看1949—1965年我国电影对外传播的情况

建国初期，我国电影的对外传播更大意义上是一种国家间政治、文化交流活动。早在1948年9月28日，斯大林曾派电影工作者来华合作拍摄了两部大型彩色文献纪录片《中国人民的胜利》和《伟大的转折》。1952年，为庆祝苏联革命35周年纪念日，我国各大城市也举办了苏联电影展。此外，电影的输出输入工作也已开始展开。第一批输入我国的是《普通士兵》《伟大的转折》等三部苏联影片。1950年，我国开始对外商业性输出影片，这一年，我国“共向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等七国商业性输出《中华儿女》、《赵一曼》、《白毛女》、《光芒万丈》等10部长短影片24次。”⑤1951到1954年，我国共向13个国家和地区输出长短片229部次，平均每年对外输出75部次。1955到1965年十年间我国电影的对外传播工作取得了较大成绩，为我国电影的输出及对外文化交流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65年，我国先后与世界上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80多个业务对象建立了贸易往来关系，共向84个国家和地区商业性输出长短影片1231个节目7700部次……到1965年为止，我国共参加了近50个国际电影节或各类国际电影活动，有76部次影片获奖;有20多个国家先后举办了中国电影周或其他中国影片映出活动，共60多次。”⑥

通过对零星资料的整合，虽然我们能够对建国以来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国电影的输出输入情况形成一个大概的认识，但是，由于当时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摸索阶段，社会生活领域中各种问题不断涌现，使得我们缺少必要精力去关注我国电影的具体对外交流情况，加之当时尚未形成系统地编撰、留存相关电影资料的成熟学科意识，中国电影资料馆直到1958年9月才成立，所以，电影交流方面有些珍贵的资料已经遗失。鉴于此，笔者拟从交流方式上，将搜集到的相关资料予以归纳分类，以求比较直观地呈现出此时期我国电影对外交流活动的主要特点。

（一）参加国际电影节

以参加电影节形式推介外国影片，是十七年期间我国电影对外传播的主要方式，也是建国以来直至今天一直在使用的电影最重要推广方式之一。自1950年起，我国几乎每年都会参加数次国际电影节（当然，文革时期例外），参加国家由捷克斯洛伐克、印度、罗马尼亚、叙利亚、南斯拉夫、意大利、民主德国等国家，通过《我国影片在国外获奖一览表》⑦我们发现，我国获得电影节准入门槛的国家集中在亚、非、拉等第三世界国家，同时，基本都是清一色的红色政权。这从各个国家电影节奖项的设置名称上也可见出，如捷克斯洛伐克举行的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所设置的奖项有“自由斗争奖”、“争取自由斗争奖”、“劳动人民争取自由、和平斗争奖”，很明显，旨在鼓励中国人民通过电影所表现出的不畏劲敌的英勇表现，对电影的嘉奖不是从电影的语言、表现技法、题材等方面来论，而是看重纪实类影片岁表现的抗战豪情，这种评奖机制不能不说带有鲜明的时代性烙印。通观建国后直至文革前期，我国电影的获奖情况就会发现，与世界其他国家电影发展水平相比，我国电影只是电影节的点缀，95%以上的电影节，我们国家的电影只获得了“荣誉奖”、“奖状，据统计，从1950年至1965年，我国电影共获得了25张荣誉奖状。当然，我国电影艺术的摄制水平是不断提高的，我们也曾获得过一等奖、二等奖，如1953年，影片《和平万岁》就获得罗马尼亚第4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一等奖，1963年，影片《金小蜂与红铃虫》获得埃及第2届亚非电影节二等奖。但是能获得电影艺术方面的奖项，如最佳导演奖、最佳演员奖、最佳编剧奖的情况就屈指可数了，1960年，电影《五朵金花》获得了埃及第2届亚非电影节的最佳女演员银鹰奖和最佳导演银鹰奖，之后，我国有影片再次获得这种高规格的奖项要等到文革之后的1978年，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再次获得最佳女演员奖。

从参展影片的类型上看，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故事片、纪录片、科教及美术片。故事片和纪录片大多以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为题材，大书特书革命历史，《百万雄师下江南》、《大西南凯哥》、《中国人民大团结》、《新儿女英雄传》以及《智取华山》等都属这类影片。此外，以介绍我国绮丽自然风光的科教片及取材古代传说、历史故事的儿童美术片也是参展影片的重要类型。外国观众对于我国甲天下的山水、充满神奇色彩的历史故事还是十分感兴趣的。

（二）与友好国家互办电影周

苏联、意大利、南斯拉夫等国家都曾举办过“中国电影周”等电影展览活动，两国家之所以互办电影周一方面出于向外推广本国影片的意愿，另一方面则纯系政治友谊。作为社会主义兄弟国，相互之间愿意为友好邦国伸出援手，带动电影的国际交流和合作，况且，电影交流本身就是促成国家间友好往来的重要手段。

17年时间里，我国与他国互办的电影周基本可以数过来，1954年12月，苏联各大城市和16个加盟共和国同时举办中国电影周;1956年，意大利举办了第七届威尼斯国际纪录短片展览和第八届威尼斯国际儿童片展览，影片《欢乐的歌舞》获得奖状，《中国木偶艺术》、《乌鸦为什么是黑的》、《神笔》分获奖状、奖状和“8-12岁儿童文艺片一等奖”;同年，苏联举办了中国电影周，民主德国举办了社会主义国家电影周;1957年，荷兰举办中国电影周;墨西哥分别于1958年和1960年举办国际电影周。

作为友好往来，我国也不定期举办他国电影周、电影日等电影展活动。1952年，在苏联革命35周年纪念活动期间，我国举办了苏联影片展览。另外，我国还举办过“亚洲电影周”、“埃及共和国电影周”和“意大利电影周”。

另外，出国考察和出国实习、两国合作拍片以及参加电影国际会议是我国展开电影交流的另外几种形式，与参加电影节和互办电影周的电影推广形式相比，这几类形式只是一种补充和辅助推介方式，收到的效果也是十分有限的。

三、1949—1966年我国电影海外传播特点的分析

总体来讲，在1949至1966年这段时期内的电影对外传播，交流是主流，商业性、贸易性输出比重不高。尽管如此，经过十余年的海外推广，我国电影的对外传播及交流活动已全面走向正轨，取得一定成绩，并表现出一些鲜明的特点。

（一）依托政治话语展开电影交流，电影交流反助力于国家新形象的展现

建国初期，我国电影的对外交流活动同时也是一种政治活动和外交活动，因而透着几分政治气息。1950年拍摄完成的大型纪录片《中国人民的胜利》和《解放了的中国》是在苏联的协助下完成的，当时，斯大林派出苏联电影人前来帮忙。1954年4月，周恩来在日内瓦宴请著名电影演员卓别林，并一同观看我国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1957年9月，“亚洲电影节”开幕，当时来参加该电影节的国家有缅甸、印度、泰国、日本等二十多个，周恩来、贺龙、陈毅参加了招待各国代表团的酒会….总之，建国初期，我国电影的对外交流活动被提到了国家高度予以体认，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上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我国与国际社会的各项交流活动才刚刚起步，中国电影要想走出国门暂时找不到更加便捷、有效的途径，社会意识形态的同一性拉近了各国电影人之间的距离，为我国电影的交流提供了有利契机。所以，最早与我国电影展开交流活动的主要是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其中，建国前及建国初期，我国与苏联的交往最密切。建国前夕，苏联不仅协助我们拍摄完成讲述中国人民摆脱侵略、奴役，争取主权独立的纪录片《中国人民的胜利》和《解放了的中国》;为庆祝我国1949年建国，苏联还在全国三十个城市举办中国电影展，介绍中国辉煌的人民解放战争及新中国人民的社会生活状貌;之后，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逐渐建立起亲密交往关系，从1950年到1965年，我国共参加了捷克斯洛伐克举办的九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而且每届电影节都有中国影片获奖。

另外，印度、罗马尼亚、叙利亚、南斯拉夫、波兰、民主德国等国家举办的电影节也是我们经常光顾之地。虽然有时我们的影片只能获得一张奖状或者荣誉奖，这对于尚未被国际社会认可的中国电影业来说已经足够了。因为这至少证明我国电影正在被认识。当然，这种奖励本身也不能排除基于友好国家间情面的可能。有些国家所设置的奖项，如“争取自由斗争奖”、“劳动人民争取自由、和平斗争奖”似乎便有主动吻合我国影片之嫌。除了社会主义国家外，亚非拉等第三世界国家也是我国开展电影交流的主要国家。我国曾两次参加在索马里举行的非洲电影节，多次参加在埃及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举行的亚非电影节，并多次获得“非洲奖”、“银质奖”等重要奖项。这是此其一。

其二，年轻的中国电影输出输入事业需要政治的支持和开道，新生的国家政权同样需要电影这一传播和交流平台对国家形象进行塑造及传播。毕竟，作为新主权的我们需要了解别人，更需要得到别人的理解及认同。与刻板的政治说辞及冠冕的外交辞令相比，作为第七艺术的电影，在国家形象的塑造及对外传播中具有天生的优越性。据说，《欢天喜地》这部影片曾输出到58个国家，在巴基斯坦有14个城市上映了这部影片，观影人数超过50万。“1964年，我国影片《红日》在东京3家首轮影院连映17天……在古巴，1964年里看过中国影片的观众多达500万人次…喜儿、李向阳、张嘎子等人物形象备受欢迎。”⑧这样，共产党人的浴血奋战、忠诚爱国，中国人民如何咬紧牙关、艰难突破敌人的重重围攻而赢得今天的幸福生活借助活灵活现的荧幕形象得到传播，这种艺术化的处理方式比起单纯的政治说教要软性、柔和得多，但达到的效果却更佳。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建国初期及之后一段时间，我国电影的对外传播曾借力于政治话语，依托政治意识形态逐步展开电影的对外传播和交流，而银幕形象及所叙述的故事同时也是对国家形象的展现和建构，所以，电影的传播又促进了中国形象的展现及整体国际地位的提升。

（二）交流的双向性

这主要是针对互办电影周（日）这一传播方式而言的。为了尽快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电影，也为了尽快让中国电影跟上世界电影发展水平，交流是最便捷、有效的方式之一。建国初期，在美苏争霸、两极格局对立的情势下，我国电影的对外交流活动主要在以苏联老大哥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内展开。与对方约定，双方在各自国家对对方举办电影周、电影展，一种互信、互利基础上的双赢传播模式对于增进电影文化的交流还是很有效的。

另一方面，在商业性输出影片的同时，适当地引入外国影片也是国与国之间开展电影文化交流的有效方式。我国引入最早也最多的是苏联影片，建国初期我国率先引入的便是《普通士兵》、《伟大的转折》等3部苏联影片。据统计，从1949—1962年，我国共从苏联选购影片951部，其中，长片394部，短片557部。苏联向中国选购影片198部，其中，长片107部，短片91部。我国每年观看苏联电影的人数都在两亿几千万。⑨引入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学习国外电影先进技法，以提高我国电影的总体质量。电影的质量问题是我国开展电影对外交流时首先需要抓的一个方面，直到80年代初期，提高电影质量还被视为我国的一项战略性任务，在《努力提高电影质量，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做出贡献——记一九八一年全国故事片电影创作会议》上，陈荒煤等电影界人士认为，“提高质量的问题，应该联系到党和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社会主义高度精神文明这个伟大历史任务来认识。”⑩可见，对电影质量的重视程度。

总之，我国电影界一方面积极引进外国影片来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并通过观摩学习其中先进艺术表现技法，促进我国电影产业水平的逐步提高;另一方面，又积极推介我国影片，以达成中外文化间的交流及新中国国家形象的展现。可以说，交流的双重性是电影及所有文化交流的共性，世界各国只有相互了解、学习、借鉴其他国家文化，才能在尊重差异性的基础上实现共存。

（三）故事片和美术片受欢迎

据不完全统计，从1950到1965年，我国共有26部故事类、20部美术类、14部纪录片和13部科教类影片获奖。1955年之前，故事片是我国参与电影交流的主要电影类型，1955年之后，我国电影创作类型趋于多元化，科教、记录、美术等类型的影片逐渐多起来，获奖影片也相应逐渐增多。1956年，我国多部科教类影片获奖。

我国故事片在建国后一段时间内受欢迎很大程度上源于世界认知中国的需要，对于闭关锁国了几个世纪的东方国家当前处于何种状态，红色政权领导下的人民生活水平是怎样的，中国人民曾经浴血奋战的解放战争是怎么样的…..总之，这一时期外国观众对中国电影的期待很大程度掺杂着对新政权政治、经济、社会等方方面面的好奇成分，而以讲述上述内容为主的故事片正好迎合了观众的此种审美需要及观赏趣味，受到欢迎也就在意料之中了。

而美术片之所以受热捧，大概与我国美术片多取材于民间故事、传奇小说有关，具有东方意境的唯美画面、离奇曲折的故事背后，作为宏大支撑的是我国几千年悠久的文化历史传统。作为一个文明古国。悠久灿烂的文明、文化直到今天依然受到外国人的青睐，同样的求知和好奇增加了外国观众对我国电影的兴趣。

四、结语

总之，对于外国观众而言，我们的电影及新中国的方方面面对他们而言几乎都是陌生而没有概念的，然而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新生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建立，促发了观众的好奇心，从而使得以讲述新政权故事的故事片和以历史文化故事为依托的美术片受到欢迎。

注释：

①③参照《我国影片在国外获奖一览表》（1950—1980），《中国电影年鉴1981》[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2：296-297，426.

②周铁东.新中国电影对外交流[J].电影艺术.2002（01）：115.

④徐伟伟.60年来中国电影海外推广工作的繁荣与发展[J].当代电影，2009（10）：13.

⑤⑥胡健：《中国电影输出输入工作的历史和现状》，《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事业三十五年1949-1984》[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5：350，351.

⑦参阅表格《我国影片在国外获奖一览表》（1950—1980），《中国电影大事年表》（1949—1976）及文章《新中国电影对外交流》.《我国影片在国外获奖一览表》（1950—1980），《中国电影大事年表》（1949—1976），《中国电影年鉴1981》[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2：296-298，752.

⑧《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事业三十五年1949-1984》[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5：351.

⑨根据外交部档案，档案号：109-02543-01，第53页，观影人数依据夏衍关于1954-1958年历年苏联影片的观众人次的统计.本文相应数据转自冯洁：《苏联模式与“十七年”时期我国对外电影贸易机制的建构》，《当代电影》，第11期.

⑩努力提高电影质量，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做出贡献——记一九八一年全国故事片电影创作会议[J].文艺研究，198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