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关于劳动和休闲关系的深刻思考

[摘要]

邓小平接受采访时说自己每天工作“两个小时”，反映了他对劳动和休闲关系的深刻思考和践行。马克思认为劳动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耗人的一面，只有消灭“异化劳动”，延长工人的休闲娱乐时间，才能实现人的自由和人类解放。这一观点深刻契合邓小平的主张，他认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事业首先要尊重、适应、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及娱乐的需要。只有在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持续增加工作之外的自由支配时间，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才会有丰富内容和现实基础。同时，他主张把劳动与娱乐相结合，主张人民群众在劳动中获得技术、提高劳动效率，获得全面、自由的发展。这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成果，为新时代增强文化自信提供有益的启示：要认真学习和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有关劳动的基本主张及邓小平的中国化思考和大众化表达；各种组织和中国公民都应认真履行国家法定的休假时间和制度；整个社会和每个个体都需要提升对休闲的认识，以增强文化自信的基础。

[关键词] 邓小平；劳动；闲暇时间；文化自信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921（2019）02—0017—09

邓小平在1986年9月接受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的采访，回答“你每天工作多少时间”这一问题时，他居然明确说“两个小时”。答复实在令人惊讶，甚至难以置信。但如果认真思考和深入分析邓小平有关“劳动”的许多思考和基本主张，也就不难理解其中的奥妙和深刻含义，以及他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许多相关论述。

一、马克思指出：资本的剥削，就是“侵占人体的成长、发育和维持健康所需要的时间，它掠夺512人呼吸新鲜空气和接触阳光所需要的时间"

早在《1844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劳动”概念及其人的本质论述就给予了肯定，同时指出其局限性。他说：“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做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做非对象化……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為人自己的劳动的结果。”即劳动创造了人。但马克思进一步指出，黑格尔“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换句话说，黑格尔只看到了劳动可以满足人的需要并获得自我意识等这些“积极方面的劳动”，而没有关注劳动同时又会消耗人的一面。尤其在资本主义这样的剥削社会中，劳动更是具有“消极的方面”。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已经失去了任何自主活动的假象，而且只能用摧残生命的方式来维持他们的生命”。因此，马克思把这样的“雇佣劳动”视为不符合人的本性的“异化劳动”，而只有消灭这样的“劳动”，才能实现人的自由和人类解放。

马克思论述的劳动与生产力的发展密切相关。在人类初始阶段，终日劳作仍然难得温饱，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劳动时间才逐步缩短，闲暇时间才会出现，也为人类社会中利益的冲突带来可能，因为有人可以休闲甚至支配别人的时间。只有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创造出更多的“自由时间”，才能消灭冲突和阶级，也就是马克思说的，“在必要劳动时间之外，为整个社会和社会的每个成员创造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由于“这种时间不被直接生产劳动所吸收，而是用于娱乐和休息，从而为自由活动和发展开辟广阔天地”。

因此，本文在此讨论的自由时间和自主活动，就是休闲，或者说在此时间段当中，人们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活动。只有这样的时间不断增加，最终才有可能逐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及马克思所说的自主劳动。而自由支配时间的获得，“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

由此，马克思肯定“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的观点，在这个基础上，区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马克思指出：“就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来说，工作日一开始就分成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这两个部分。为了延长剩余劳动，就要通过以较少的时间生产出工资的等价物的各种方法来缩短必要劳动。”而资本剥削的实质，就是“像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它侵占人体的成长、发育和维持健康所需要的时间。它掠夺工人呼吸新鲜空气和接触阳光所需要的时间”。

总之，劳动创造了人，也可以消耗人，尤其是异化劳动。要消灭这样的劳动，应当努力增加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就是闲暇或者休闲时间，而获得闲暇时间又必须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与成就，已经充分地表明这一点。随着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人民群众的休闲或者说闲暇时间也不断增加。1995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每周工作五天、休息两天的制度，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大幅度地增加休息日；1999年9月国务院颁布《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继续增加法定休息日，春节、五一、十一各休假3天，使每年的休息日达到114天；2005年6月到2007年11月，在广泛开展民意调查的基础上，根据法定节假日调整研究小组公布的新方案，全年再增加放假1天，重点对节假日的时间进行调整，把清明、端午、中秋等纳入国家法定休息日，以强调和弘扬民族传统和中华文化。方案还特别指出，休假制度的安排要体现社会公平，让全体公民共享发展成果，带薪休假要充分考虑民众旅游需求，等等。

二、邓小平主张：“要想到将来的人（每天）4小时或6小时工作”

全体劳动者工作时间的不断减少的理论和实践，非常契合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主张。早在中国共产党八大当选为中央总书记之初，他在各地考察，看到的都是人民群众在热火朝天地努力工作，宣传忘我劳动甚至连续挑灯夜战，许多地方和部门的领导对此进行颇为自豪甚至夸耀的汇报。为此，邓小平尖锐地指出：“现在是苦战，这种状况不能持久，总不能老是十几小时劳动，共产主义不是为劳动十几小时，现在苦战是为换来少劳动几小时。”话语不多，却深刻地思考并指出了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以及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愿景应当包括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那就是要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减少人们的劳动时间，不断延长可供个人和家庭自由支配的时间，丰富人民群众的休闲娱乐生活。尤其针对当时各地人民公社普遍延长社员劳动时间的现象，他语重心长地指出：“要想到将来的人4小时或6小时工作，2至4小时学习，8小时睡眠，再多了睡不着，还有8小时干什么，那就是下棋、跳舞、看戏、看电影、打球、看打球。”

邓小平对劳动的深刻思考和认识，在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中比较罕见。比如毛泽东在1 956年的中国共产党八大预备会第一次会议上，针对工业发展速度和钢铁产量问题时曾经说：“六亿人口干什么呢？在睡觉呀？是睡觉应该，还是做工作应该？如果说做工作应该，人家一亿七千万人口有一万万吨钢，你六亿人口不能搞它两万万吨、三万万吨钢呀？”再比较一下长期劳累而很少有休息时间的周恩来，可以看出邓小平这方面的认识和思考在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独特之处，也无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表达和主张。

邓小平认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事业，第一位要考虑的问题不是有些决策者和规划者所考虑的什么模式或所谓风格，而是要尊重、适应、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及娱乐的需要。针对片面强调国家发展而忽略群众休闲娱乐活动的做法，邓小平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过批评：“现在有各种观点，追求这个化那个化，连共产主义化也有了，就是缺乏群众观点。”马克思曾经明确指出：“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然而，对于努力减少劳动时间、不断增加个人自由支配时间这样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如果说邓小平有过比较独特的思考，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却缺乏基本的认同。曾几何时，“革命加拼命”、“活着干，死了算”、“小车不倒只管推”等口号在各地广为流传。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长期实践中，许多正当的休闲娱乐活动都被作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作风被予以否定。虽然鼓励人民群众努力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并无不当，但由此导致现实生活中出现了一种普遍现象：无条件鼓励加班加点，到处表彰带病坚持工作，普遍赞扬节假日放弃休息等。诸如此类的问题，甚至影响至今。

由于中国传统社会主要是自给自足小农生产方式及手工劳动，生产力水平低，提倡的更多是辛勤劳作、起早贪黑，并被视为中华传统美德。这从中国传统话语中可以看到，比如早出晚归、水滴石穿、愚公移山、精卫填海、起早贪黑等，总是以这些成语作为坚忍不拔的信念描述和精神象征。“只要功夫真，铁杵磨成针”这一俗语更是成为教育一代又一代青少年的经典话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都取得明显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更加强调发展速度和劳动效率，甚至“时间就是速度、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也风靡一时，随之而来的是广大劳动者自由支配时间（即能够充分休闲或娱乐的节假日）逐步增加，也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

首先，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由于阶级的“划分是以生产的不足为基础的，它将被现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所消灭”，那么，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自由时间的获得，也是如此。换句话说，正是因为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使休闲、娱乐成为剥削阶级的特权和富裕阶层的象征。归根结底，全体社会成员休闲权利要得到保障，只能取决于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只有发展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增加人民群众的自由支配时间。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开放之初深圳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其作用和影响非常积极，也得到了邓小平的肯定。

其次，从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休闲娱乐时间不断增加的实际情况出发，结合邓小平一贯坚持的休闲主张和自身实践，深入思考他提出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和“发展是硬道理”的論断，其意蕴非常深刻。至少在思考什么是发展、怎样才能真正摆脱贫穷、什么是小康生活等问题上，绝不应仅仅局限于社会经济的繁荣和个人收入的增加。

用马克思的话表达就是，代替资本主义的新社会，“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那时，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因此，今天可以明确肯定，增加休闲也是发展和提供财富，有助于消灭贫困。全民闲暇时间不断延长、休闲娱乐生活不断丰富同样应该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追求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

再次，在社会主义中国，在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以后，应当像邓小平思考和强调的那样，努力提高劳动效率，逐步减少人民群众的劳动时间，不断增加能由个人自由支配的、用于休闲和娱乐的时间。对此，习近平总书记用简洁明了的话语进行了表达：社会主义应该“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

综上所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追求全体社会成员的娱乐和休闲（或者说自由支配）时间不断增加，这同样是衡量“财富的尺度”。同时，只有像马克思、邓小平、习近平主张的那样，在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持续增加工作之外的自由支配时间，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才会有丰富内容和现实基础。

三、邓小平思考：工作与娱乐相结合，“各人有各人的喜好，要允许人们有这个自由”

休闲，不仅应当是工作之余轻松、快乐的活动，对此邓小平还有过更加深入的思考，就是如何将两者适当结合、甚至统一起来。他在20世纪50年代批评人民公社的“集中劳动”之时，就以缝纫机的购置为例：“是个人买好，还是社里出租好？值得研究。将来每家有一部，把裁剪衣服当成娱乐，自己独出心裁做衣服……各人有各人的喜好，要允许人们有这个自由。”这些话不仅表明了邓小平将劳动与娱乐相结合的想法，而且提出了应当允许人们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发挥技能、追求劳动自由的主张，在当时全国上下对人民公社集中劳动方式进行大力宣传的形势下，能坚持马克思主义“自主活动”的劳动观，主张人民群众在劳动中获得技术、提高劳动效率，获得全面、自由的发展，这样的思考无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

马克思曾经批判庸俗经济学把劳动（或工作）与休闲（或娱乐）完全割裂和彻底对立；恩格斯也为此赞扬傅立叶，“确立了劳动和享受的同一性，……在合理的制度下，让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爱好工作，劳动就能成为所要成为的东西，成为一种享受”，甚至还具体地描述了工人生活状态的改善，就是“有余暇到自己的园子或田地里做些有益于健康的工作，这种工作本身对他们就是一种休息”。特别在未来社会中，“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的全部能力即体能和智能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邓小平以缝纫机购置为例的思考和论述，可以说就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生动表达。

由此出发，再来理解邓小平说自己每天工作“两个小时”，自然也就不再惊讶。因为不断减少劳动时间，不仅是他的一贯主张和希望，也可以视为其真诚的努力和追求。比如，在现实生活当中，邓小平有每天长时间散步的习惯，看上去散步是在休闲，其实也在思考问题，但又明显不应该看成是工作的时间；又如，邓小平晚年登黄山、上峨眉等，不仅是为了锻炼身体、调查研究，而且是衡量自己身体状况是否还能坚持正常工作。用邓小平自己的思考来表达，这都是把工作和娱乐结合起来的一种努力。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邓小平对许多问题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思考和看法，特别是对待工作（即劳动）和休闲问题的认识和实践，尤其如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家战略及城市建设是以工业化为中心，中国共产党人大多较少考虑休闲和娱乐，应当说这是那个时代的需要。时任国家生产建设总局局长的万里，在1952年2月全国基本建设会议上也说：“把主要力量使用在新建与重大扩建的工业城市上，以保证工业建设的需要。”同年3月，在城市建设局长会议总结中，万里明确指示各地建设部门要“分别轻重缓急，统一安排，首先满足直接为工业建设、工业生产服务及其他重要工程项目和培养技术力量的需要”。1956年国家颁布的《城市规划编制暂行办法》也规定，要突出城市为国家工业化战略服务的首要特点。

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发展规划和干部中普遍存在的注重工业、交通等大型建设项目而忽视人民群众生活需要的住宅、卫生、学校、文化娱乐场所、商业服务网点等现象，邓小平有自己的独特思考。他曾经指出，城市的规划中“找不到电影院、戏院”，对此，他明确建议：“应该办商店、理发馆等服务性行业，没有注意办。”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他视察鞍山时也谈到作规划时要先考虑为群众的生产、生活提供方便，而“现在的规划，商业网点少了，电影院也不多”，表明邓小平关于“休闲是人民生活的必须”的思考不仅比其他人关注更多，而且能够长期坚持，一以贯之。

由此，可以更加深刻体会，为什么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针对劳动生产和经济发展问题，提出要突出旅游业（重要的休闲形式之一）的地位。他反复强调：“我们还有很多领域没有开辟，比如旅游事业，就业的路宽得很”，“旅游事业大有文章可做，要突出地搞，加快地搞”，“要扩大和改造服务业，这样每年可以安排七八百万人”。为此，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半年多时间里，连续五次系统谈论发展旅游业的问题。1979年1月6日，他对国务院负责人讲：“要狠抓一下旅游和城市建设。发展旅游要和城市建设综合起来考虑。”1980年7月6日，他又在峨眉山风景区认真听取总体规划的汇报，甚至专门出席了1985年兆龙饭店开业典礼并讲话。邓小平一系列关于发展旅游事业的论述，不应仅仅视他为对发展经济的思考，也反映了他对休闲问题的关注和深谋远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及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证明了邓小平有关劳动与休闲之间关系思考的正确性。今天，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我们已经较好地解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实践中，要着重在改善人们的娱乐或休闲方面下功夫，持续不断地提高广大民众的精神生活质量。进一步说，就是要正确引导人民群众注重生活艺术、休闲娱乐以及培养健康的审美情趣，并努力为之创造条件。例如，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切实解决节假日道路拥堵、旅游景点人满为患、群众健身场地严重缺乏等问题。

四、习近平认为：社会应该“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

据《休闲绿皮书：2017—2018年中国休闲发展报告》（以下简称《绿皮书》）显示，2017年中国人每天平均休闲时间尚不到欧美各国的一半。《绿皮书》还具体指出，根据国家统计局发起的“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除去工作和睡觉，2017年中国人每天平均休闲时间为2.27小时，较三年前（2.55小时）有所减少，而美、德、英等发达国家的国民每天平均休闲时间约为5小时，是中国人的两倍以上。尤其是中国大城市的居民每天休闲时间更少，如深圳、广州、上海、北京居民每天休闲时间分别为1.94、2.04、2.14和2.25小时。《绿皮书》分析，休闲时间不充分有多种原因。根据北京市的调查，居民有业群体的周休制度、法定节假日制度、带薪休假制度完全落实率分别是79.2%、59.2%、62.9%，三类休假制度能完全享受的群体仅占34.2%。而“工作太忙，没有时间休”是主要原因，这一比例达45.6%，其次是“单位无带薪休假制度"，比例为20.0%，再次是“竞争压力大，担心失业”，占到12.8%。如果长期存在这样的问题而不努力加以改进，广大民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就无从谈起。

由此可见，国家法定的休假时间和制度在主要大中城市尚且未能完全落实，那么中国居民休闲时间的不充分、不均衡、不自由现象，无疑是普遍存在的，甚至还影响和挤压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必须时间。这从当下中国人吃和住中都可以明显看出，例如，许多人尤其年轻人的饮食以快餐、外卖为首选，但求短时间内增加饱腹感为主，中华美食的制作传统和享用，以及伴随发生的情感交流等，不再且无从成为一种追求。再如，不少人都因持续加班而侵占睡眠时间，不僅影响个人的健康，还影响家庭和睦。诸如此类，休闲时间的不足正是重要原因。这些现象应该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

首先，马克思主义有关劳动的基本主张以及邓小平的中国化思考和大众化表达，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当中的相关论述，值得所有进入新时代的中国人认真学习和准确把握。这是今天中国人增加闲暇时间和确立文化自信的基本指导。

其次，各种组织和中国公民都应当认真履行国家法定的休假时间和制度。这不仅是对改革开放事业和已有成果的继承和发展，也是“依法治国"和“有法必依"的内容，直接影响每家每户、尤其是每个在职者的利益，可以说是与大民群众生活最为息息相关的事务。只要严格执行休假制度，本身就是深入的普法教育。而日常生活的知法、守法，正是普法最为有效的手段。

再次，整个社会和每一群众个体都需要提升对休闲的认识，从而有助于文化自信基础的增强。正如美国社会学家、国际休闲组织学术委员会顾问杰弗瑞·戈比所言：“休闲是从文化环境和物质环境的外在压力中解脱出来的一种相对自由的生活，它使个体能以自己喜爱的、本能地感到有价值的方式，在内心之爱的驱动下行为，并为信仰提供一个基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树立文化自信，休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应该“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具体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到来，随着生产力不断发展，能够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创造丰富物质生活的同时，带来更多的闲暇时间，为所有的人创造充分自由发展的时间和空间。正如马克思所说，增加闲暇时间，能够“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惟其如此，才能深刻认识和有效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让人民共享各方面发展成果，……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责任编辑 肖雪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