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鲁什《安拿依的葬礼》中的人类学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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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类学诗学是兴起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一种后现代转向，强调文化诠释的文学性、创造性和多声部叙事。让·鲁什的人类学纪录片《安拿依的葬礼》通过多种方式提升影片的文學性和审美意境，与人类学的诗学转向不谋而合。
【关键词】让·鲁什;《安拿依的葬礼》;人类学诗学
【作 者】张敬京，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助教。北京，100081。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9）04-0066-010
《安拿依的葬礼》（Funérailles à Bongo. Le Viel Anaï. 1848-1971）是国际影视人类学先驱让·鲁什和人类学家乔迈·狄德伦（Germaine Dieterlen）于1972年联合执导的一部人类学纪录片，是记录多贡民族独特丧葬仪式的珍贵影像史料，它讲述了多贡元老安拿依隆重的葬礼。该片的英文版值“国际影视人类学先驱让·鲁什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展映”之际，于2017年10月首次在中国大陆放映。
让·鲁什师从法国早期人类学家马塞尔·格里奥尔（Marcel Griaule），于1941年踏上西非马里的土地，从此和多贡民族结下不解之缘。在近30年的田野调查中，他用摄影机记录马里邦贾加拉（Bandiagara）地区多贡民族的仪式和传统，共拍摄几十部人类学纪录片，谱写出多贡民族的影像民族志，被誉为“高卢乐巫”（le Griot gaulois）。[1]21
《安拿依的葬礼》摄于1972年;此时，人类学的后现代浪潮正风起云涌。后现代的一个重要转向是诗学的转向，它提倡更具文学性和创造性的写作范式，呼吁多声部的文化撰写。作为法国新浪潮的代表人物之一，让·鲁什的纪录片《安拿依的葬礼》并不满足于客观的现实主义叙事，在影片中，他一边颂扬多贡民族的诗歌，一边通过独特的视听语言提升影片的文学性和审美意境。他的影片风格与人类学的诗学转向不谋而合。
一、隆重的葬礼——维护集体利益的需要
安拿依·多罗（Anaï Dolo）是多贡民族的元老，1971年于122岁高龄离世。那时让·鲁什和狄德兰正在当地拍摄60年一度、长达7年的“锡圭”（Sigui）仪式。此前他曾有两部纪录片，分别介绍多贡青年和妇女的葬礼。但是鉴于安拿依罕见的高龄及他生前在当地的社会威望，他的葬礼也格外隆重。于是让·鲁什用镜头记录下了这一“高规格”的葬礼仪式。[2]47
安拿依的葬礼仪式集中反映了多贡民族复杂的宗教信仰。根据让·鲁什的老师、法国早期人类学家马塞尔·格里奥的分析，该民族既有主神崇拜，认为宇宙是由阿玛（Amma）创造;又相信万物有灵，认为人死后会灵肉分离，且死者的灵魂会干扰到生者的生活;而锡圭仪式和葬礼仪式，则主要反映出他们的祖先崇拜和图腾崇拜。根据多贡人的信仰，安拿依去世后，他的肉体会与灵魂相分离。肉身虽然已经不复存在，他的灵魂却依然临在于家中和村落里;而且多贡人认为，人越长寿，就越有智慧，他的元神（le nyama）也具有更大的威力，会随时附体。因而，安拿依的灵魂和元神已经威胁到了村民们的生产生活;只有通过一系列的“安魂”仪式，它们才会离开村落，去到“冶邦之境”[2]70，与祖先们汇合。
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说到，“文明是社会的产物.....宗教力就是人类的力量和道德的力量”[3]578-579。宗教生活从表面上看是在处理信徒与神的关系，而实际上是在处理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拉德克里夫—布朗从礼仪与社会基本结构的关系出发，认为神话和仪式所表达的宇宙观的社会功能，在于维护社会的结构。因此，宗教不仅满足个体的心理需要，更是维护集体利益和社会制度的需要。从这个角度看，安拿依葬礼的一系列仪式不仅是为了安抚他的家人，更是维护集体利益、保证社会再生产的需要，因为死者的亡灵已经威胁到了整个村庄的利益。同时，葬礼在颂扬造物主和祖先的同时，也强化了集体记忆和集体情感，增强了多贡民族的集体凝聚力。
《安拿依的葬礼》采用了古典叙事模式，即“铺垫—冲突—解决冲突”的结构。这里的冲突是指安拿依的离世造成村庄的恐慌，而村民们正是通过一系列的仪式来解决冲突，使村庄重归宁静。下面以时间轴为序，简要描述影片的叙事结构（图1-1）。
二、诗学——人类学的一种后现代转向
“诗学”（poetics）一词最早由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提出，他的著作《诗学》系统阐述了关于悲剧和史诗的美学理论，成为西方美学的开山之作。而人类学的诗学转向要从马林诺斯基的日记风波说起。
1967年，马林诺斯基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和特罗布里恩岛考察期间的私人日记被其遗孀公布于世，引起了人类学届长达20多年关于文化撰写的大讨论。这位现代人类学的奠基者在其日记中，袒露了自己在西太平洋田野调查期间的情感、生活困扰，以及对当地人的鄙夷和憎恶，其主观的文风，与他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导论中确立的“科学人类学的民族志”[4]2相去甚远。自此，人类学者开始反思以“客观”和“科学”自许的人类学家的文化撰写过程，探讨民族志写作的多元化范式，从而开启了后现代写作的转向。
1984年4月，以詹姆斯·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和乔治·马尔库斯（Georges Marcus）为首的10位学者聚集美国新墨西哥州圣菲（Santa Fe），召开了题为“民族志文本的打造”（The Making of Ethnographic Texts）研讨会。他们在会上重点讨论了民族志写作的革新，对民族志历史、修辞和现状进行批评，努力去探求文化表述的政治学和诗学。[5]1161986年，与会人员提交的论文得以汇编出版，题为《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从此，“民族志诗学”作为一个崭新的学术概念出现在大众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