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新教传教士与中国小说批评
时间：2021-03-26 08:16:25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文学对于传教而言意义重大，传统的中国文学却呈现出种种弊端，阻碍了中国的社会进步和思想革新，也不利于在华传教工作的开展。因此西方传教士表现出改变中国文学的意图，并且这种意图随着传教工作的不断推进变得越来越强烈。对旧文学的批评则是传教士改变中国文学主要表现之一。由于受到西方文学观念的影响，近代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文学的兴趣点主要集中在小说上。本文认为，新教传教士通过对中国小说的评价和中西小说的比较，为中国小说树立了一个新的坐标系，也引发了中国批评家对中西小说结构、叙事等方面的比较；对于晚清文人确立师法西方小说的方向，接受西方的小说观念，扭转鄙夷小说的观念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晚清；新教传教士；中国小说；批评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4）6-0032-08
重视文学可谓是近代西方传教士的共识，这主要是由内外两方面的原因决定的。从内部原因来看，宗教与文学本来就密不可分，新教对于近代西方文学有特别的贡献，西方传教士相信每一门重要的科目中都有文学因素存在，文学的地位不可动摇。从外部原因来看，则是中国人对文学的特殊感情促使西方传教士更加重视中国文学。中国是一个文学的国度，中国人不仅对自己的文学水平极为自豪，就连选拔官员的科举考试都要考察文学。早期来华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就发现，中国人是喜欢阅读的民族，“她古代、现代的文学就如同希腊、罗马和现代欧洲的总和一样丰富。”①因此进行文字宣传是当时条件下最有效的传教途径②；英国人李思达（Alfred Lister）认为中国是“欧洲以外最文艺的国家，也许是全世界最文艺的国家”③。经过多年的实地传教，西方传教士坚信中国传教是离不开文学的，因为中国人无比热爱文学。他们虽然接触各种各样的中国人，然而终究受到语言、时空的限制，要更深入地了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文学作品是最好的媒介。大部分中国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书写的是作家自身的经验，自身的价值，自身的人性，往往和西方人的想象大相径庭。文学文本更能直接言说活生生的现实，因此文学对于来华传教士而言又更为重要。
这两方面的因素使得西方传教士将文学工作视为在华传教工作的重中之重，不断呼吁人们重视其对于传教的意义。美部会的梅威良（William Scott Ament，1850-1909）牧师说：“传教士身边，仅次于人的就是文学了。”④美以美会的库思非（C.F.Kupfer）牧师说：“一个国家国民的特征和癖好都能通过其文艺作品来了解，没有一个传教士可以小看它。”⑤加拿大长老会牧师季理斐（Donald Macgillivray，1862-1931）说：“应该在中国研究中把文学研究放在首位，这一工作应该不断持续下去”⑥，“文学是长久以来出现的唯一一个可能接近众多不同阶级的方法，口头布道和传福音都是不合适的。”⑦
除了在口头上强调，西方传教士也把这一信念贯彻到了实际的传教行动之中。晚明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就已经娴熟地运用了《伊索寓言》中的故事来进行证道活动，这一传统在晚清来华新教传教士群体中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扬。每年教会的会议记录、期刊杂志上都有相关文章，表现出对这一主题的持续关注：1860年利物浦传教士大会上提出“必须发展、大规模发展、迅速发展”文学的意见；1888年伦敦传教士大会和1900年的纽约大会都处理了如何在传教领域保护基督教文学的问题。⑧西方传教士发现，如果能够把基督教思想完美无瑕地包裹在文学外衣下，他们就可以获得以前从未赢得过的读者群体。为此，西方传教士大力推进在华文学事业，进行细致的分工。他们在全国各地设立了大大小小的基督教文学机构和教育机构，全国各地都有传教士在做不同程度的文字工作，还有众多的地方社团和传教出版社广泛分发读物。
西方传教士相信，中国需要西方的宗教，也需要西方的文学来进行启蒙。因此，虽然中国文学作品深奥难懂，西方传教士还是克服了种种困难去研究中国文学。有很多传教士汉学家对中国文学怀有强烈的兴趣，甚至花费毕生精力去研究中国文学，翟理士（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丁韪良（W.A.P Martin， 1827-1916）、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 1836-1907）、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⑨、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杨格非（Griffith John，1831-1912）、窦乐安（John Darroch）、花之安（Ernst Faber， 1839-1899）、苏惠廉（William E.Soothill）等西方传教士都为中国文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非但已经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在研究中国文学，连本国的神职人员也对此非常热心。远在波士顿的精琪牧师（Jeremiah W. Jenks）就曾写信托广州的中国商人代为购买一些中国古典作品，通过这种方式来了解中国文学。⑩
文学对于传教而言既然意义如此重大，传统的中国文学却呈现出种种弊端，阻碍了中国的社会进步和思想革新，也不利于在华传教工作的开展。因此西方传教士表现出改变中国文学的意图，并且这种意图随着传教工作的不断推进变得越来越强烈。对旧文学的批评则是传教士改变中国文学主要表现之一。
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旧文学的评价褒贬不一，他们一方面坚持着作为学者的严谨，一方面又难免受到西方中心主义观念的束缚，部分观点较为偏激。总体而言，传教士对于中国文学的态度大多经历了一个由排斥到接受的过程。有些传教士对中国文学存在偏见，认为中国传统文学只是垃圾：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认为中国文学“或者是关于偶像崇拜，或是无神论的，再者就是放荡的。阅读庄重作品的读者，除了非宗教或满纸迷信的内容外，一无所获；阅读俗文学的读者读到的只有愚昧或淫秽的内容。”{11}傅兰雅也认为中国充满了废纸般的小说，许多小说“仅仅是超出可信度限制或与魔术有关的奇迹的记录。”{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