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美学视角下的唐诗研究
时间：2021-04-17 08:18:17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段永升博士新著《唐代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史论》以其新颖独到的研究视角、诗歌本位的交叉研究、对文学发展规律的探寻、宏观视野与微观阐释有机结合的特色和成就，开拓了唐诗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方法论意义。
关键词：段永升；唐代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2-0113-03
段永升博士新著《唐代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史论》2016年3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著作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对唐代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的总体情况进行了深入探究，创见迭出，在一定程度上开拓了唐诗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方法论意义。具体而言，该著作有如下几个值得关注的方面：
一、新颖独到的研究视角
众所周知，诗歌发展到唐代，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成为有唐一代文学的代表。正如王国维所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1]的确如此，唐诗的辉煌成就使得后继者难以超越，故而宋人不得不另辟蹊径，转向了词的创作。而唐诗的研究从唐代起就已经开始了，并且成果颇丰，代不乏人。直到今天，学者对唐诗的研究仍然热情不减。若再没有新的视角和新的研究方法，实难出新。段永升博士新著《唐代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史论》便是在新时代，采用新方法、新视角来研究唐诗的一部力作。
该著作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切入，对唐代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的社会文化背景、原因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同时还从唐代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的形式和内核方面对唐诗进行了全新的解读，从而揭示了唐诗之所以能够呈现出如此多彩多姿的原因。正如该著作所说：“唐代诗歌之所以如此繁荣，创作成就如此之高，也是对前代诗人、诗歌创作经验和艺术成就的接受与承继。诚然，唐代诗人对前代创作思想和经验的接受是多方面的。我们仅就其一方面来看，不禁要问：唐诗雄奇、瑰丽、虚静、空灵的艺术风格与境界缘何而来呢？唐代诗人身上的浪漫气质、仙风道骨、好奇尚怪等特征又是缘何而来呢？这便要追溯到老庄那里了。答案便是：唐代诗人接受了道家的道教思想，无论这种接受是诗人的自觉行为或是出于被迫的原因，其造成的客观结果就是诗人将这些道家道教元素表现在自己的诗歌之中，使得唐诗呈现出了多彩多姿的风貌。”[2]这样的结论是作者在对唐代诗歌做出细致深入的分析之后得出的。
接受美学理论的介入，打破了以往研究唐诗的固定范式。此前，学者研究唐诗大多着眼于前代文学思想或创作经验对唐诗的影响，始终将唐代诗人、诗歌放置在被动地位来考察，从而忽视了创作主体的主观能动作用，总让人对作为创作主体的唐代诗人产生一种雾里看花的模糊感。该著作则“将唐代诗人、诗歌作为研究的主体，将道家道教思想作为客体，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探究作为接受主体的唐代诗人、诗歌与作为接受对象的道家道教思想之间的密切关系”[3]，从而凸显了作家的主观能动性，将“以前被忽视的接受主体——唐代诗人从后台提升到前台的突出位置上，从而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唐代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深层的历史因素和心理因素”[4]。作者在第三章中，将唐代诗人细分为帝王诗人、文士诗人和方外诗人三种，从15个方面深入考察了作为接受主体的唐代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的深层次原因。该著作认为唐代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有主动与被动之分。主动接受道家道教思想，又有俗世诗人与方外诗人的不同。大体说来，俗世詩人主动接受道家道教思想其利用的成分多于信仰的成分，而方外诗人则反之。被动接受道家道教思想则是寻求慰藉的成分多于信仰的成分。
综上所述，该著作以接受美学的视角切入，让我们对作为接受主体的唐代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的情况有了更为清晰和深刻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为更好地解读和研究唐诗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
二、诗歌本位的交叉研究
《唐代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史论》一书，从著作标题上看，就充分体现了以诗歌为本位的交叉研究性质。这对于唐诗研究来说也是一个创新。
第一，是文化史、思想史与唐诗关系的探究。道家道教思想在该著作被界定为一个整体概念。该著作认为：“道家属于先秦诸子学派之一，是一种哲学派别；而道教属于宗教”[5]。作者在第一章中对道家、道家思想、道教、道教思想等核心概念进行了深入解析之后，指出：“唐代诗人接受了道家思想，同时又接受了道教思想，而且两者已经水乳交融地表现在诗歌创作之中，确已很难区分。我们无法片面地、孤立地断定哪位诗人的哪首诗歌接受的是道家思想，或接受的是道教思想。那样做既不科学，也无必要”，“基于以上原因，本书为了论述方便，才合而称之为‘道家道教思想’，不再做没有必要的细究。”[6]“道家道教思想”这一概念的提出，则是该著作的一个创举。而道家道教思想与唐诗关系的探究，本身也就有将文化史、思想史、宗教学与文学相结合研究的性质了。
第二，接受美学理论与唐诗相结合的研究。该著作采用接受美学的理论，将唐代诗人诗歌作为接受主体，而将道家道教思想作为接受客体，从理论上来讲，已经凸显了唐代诗人诗歌的主体地位。接受美学理论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联邦德国，后经过美国学者的阐发与倡导，遂被广泛传播和接受。接受美学理论家姚斯认为：“在这个作者、作品和大众的三角形之中，大众并不是被动的部分，并不仅仅作为一种反应，相反，它自身就是历史的一个能动的构成。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积极参与是不可思议的。”[7]诚然，这是针对文学作品的接受而言。同理，该著所谓的“作者”便是道家道教思想的创造者，“作品”就是道家道教思想，“大众”则是指唐代诗人。唐代诗人在接受道家道教思想的过程中，实际上也参与了对道家道教思想的新理解与新阐释。而这一阐释的结果便是一首首充满仙风道骨、云雾缭绕的浪漫、雄奇、瑰丽诗篇。接受美学理论的介入，本身就将作为接受主体的唐代诗人诗歌从后台提升到了前台，凸显了诗人诗歌的主观能动性和本体地位。该著作深入挖掘和分析了这些诗篇背后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的复杂原因，从新的角度重新解读了唐诗的深刻意涵。
总之，该著作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切入，对作为文化思想史和宗教学成果的道家道教思想与唐代诗人诗歌的关系进行深入探究，然而能自始至终能够坚持以唐代诗人诗歌为本位的研究原则。
三、对文学发展规律的探寻
该著作除了对唐代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情况进行条分缕析的论述之外，还能够从史论的角度，对唐代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的规律进行探究。
在第六章中，作者从宏观与微观、纵向与横向两个维度，对唐代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的规律性进行了阐释和总结。本章的论述层次分明，逻辑清晰。作者先用三节的篇幅分别对帝王诗人、文士诗人、方外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的规律性做了探寻。在论述帝王诗人和文士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规律性时，按照先群体后个体、先宏观后微观的逻辑性来展开讨论，而对于方外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的讨论，则结合方外诗人诗歌创作的具体情况，从道教发展史的角度做了深入的分析和阐释，得出了一些规律性的结论。现以文士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的规律性为例，做简要说明。从文士诗人群体接受道家道教思想的角度来看，作者认为呈现出如下的规律性：其一，大批文人诗人徘徊于仕与隐之间，体现了内儒外道的规律性；其二，初盛唐诗人被动接受道家道教思想者多，而中晚唐诗人则主动接受道家道教思想者多，即呈现出由被动接受向主动接受嬗变的整体规律性；其三，由“终南捷径”到“迷恋仙道”，即经历了一个由利用到迷信的接受发展过程。在此基础上，作者对文士诗人个体接受道家道教思想的规律性进行了探究。具体而言，又呈现出如下的规律性：其一，个体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前后期呈现出不同的动机和愿望；其二，由被动接受转而迷恋服食丹药。
这些结论完全是作者从前几章对具体诗人、诗歌作品的分析基础上经过提炼、升华而得出的，有着坚实的文献支撑和科学论证根基。
四、宏观视野与微观阐释的有机结合
就整部著作而言，《唐代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史论》既体现了作者宏阔的学术视野，也体现了细致精微的分析论证能力，是宏观视野与微观视角的有机结合。
第一，是宏阔的学术视野的展现。首先，体现在对唐前诗歌接受史与国内外研究现状的梳理上。在著作《绪论》中，作者先对唐前诗歌的接受史做了简要梳理。作者将中国诗歌创作追溯到距今3000年的历史时期，讨论了《诗经》《楚辞》的创作情况，认为这组中国诗歌史上双峰并峙的辉煌成果的出现就是对前代诗歌创作经验的接受。之后，依次梳理两汉、魏晋南北朝以及隋朝的诗歌接受情况。最后，作者指出唐诗之所以如此繁荣，也是对前代诗歌创作经验和艺术成就的继承与接受。这就将唐代诗人对道家道教思想的接受问题放置到中国诗歌接受史的大背景下来做探究，从而显示出作者较为宏阔的学术视野。除此之外，在对国内外研究现状的梳理中，也可见出作者宏阔的学术视野。著作中，作者将道家道教思想与唐诗关系的研究成果分别从文化学、美学、接受美学、宗教学、政治学、史学等六个方面进行了较为系统和全面地爬梳。这样的梳理不仅使作者掌握了学界对该问题研究的现状，而且也很容易找到研究中所存在的不足与缺憾，从而凸显了该著作的研究意义和价值，同时也充分体现了作者对学界前沿动态的关注和宏阔的研究视野。其次，是对有些问题的宏观把握上。作者在第二章《唐代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就将研究视野扩展到了整个唐代近300年的历史大环境下进行讨论，分别从唐代的政治政策、经济政策、文化政策和宗教政策四个方面深入探究了唐代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的大背景、大环境。此外，在论述唐代的宗教政策一节中，还将唐代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的情况放置到對儒、释、道三家思想接受的大环境中进行探究，从而凸显了统治者对于道家道教思想的扶持与推崇。最终得出结论：“唐代诗人大多对儒、释、道三家思想都有接受，只是成分多少不同，或隐或显罢了。儒家思想给唐诗带来了进取的精神，佛教思想丰富了唐诗的心境表现，道家道教思想则拓展了唐诗的想象空间。对于唐代文学的发展来说，三家思想都有其积极作用。正是这种开放多元的宗教文化氛围，为唐诗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也为唐代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提供了宗教文化基础。”[8]再者，《唐代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的原因》一章，也属于宏观研究，此不赘言。总而言之，作者在该著作中始终能以宏阔的学术视野去观照自己所讨论的问题，为其微观分析提供了多维度、多侧面的学术平台。
第二，精微入理的微观阐释。有了宏阔的学术视野做前提，微观的问题探析也就有据可依，有章可循了。这一点最突出的表现在该著作的第四章和第五章。这两章内容也是该书最核心、最精华的部分，分别探究了唐代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的形式和内核等问题。兹举一例，以见一斑。如第五章第二节《对自由生活的向往》中，作者从对神仙境界的艳羡和对冷漠人世的超越两方面展开论述。在讨论对神仙境界的艳羡时，则分别选取了文士诗人、道士诗人和女冠诗人为代表。在讨论道士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的内核时，则以道士诗人吴筠为重点。在讨论吴筠诗歌时，则选取了最有代表性的组诗《游仙诗》24首为例。在讨论吴筠《游仙诗》24首时，又分别以其一、其二、其三、其十八等诗为代表，做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如此以来，作者便通过对吴筠《游仙诗》组诗中代表性诗歌的分析，揭示了吴筠游仙诗的企慕神仙境界情结，进而论证了吴筠诗歌以及“道士诗人诗歌对神仙境界的艳羡”这一问题。作者的论述，层层深入，剥茧抽丝，细致精微，入情入理，令人叹服。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著作中能很好地将宏观视野与微观的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宏观的论述为微观的分析搭建了平台，而微观的阐释又为宏观的讨论提供了坚实的文本支撑，两者相互补充，互为依托，共同阐释了唐代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的问题。
——————————
参考文献：
〔1〕王国维.宋元戏曲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1.
〔2〕〔3〕〔4〕〔5〕〔6〕〔8〕段永升.唐代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史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8-9，15，19，20，42，69-70.
〔7〕H.C.姚斯，R.C.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24.
（责任编辑 赛汉其其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