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民族关系思想史》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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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关系思想”是崔明德教授于1988年在学界最早提出的一个概念，1997年，他又提出了建立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学科体系问题。在其后的十余年中，崔教授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出版了专著《两汉民族关系思想史》(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对民族关系思想的一些相关问题作了系统探讨，构建了比较完整的民族关系思想的理论与研究框架，体现了他孜孜砣砣的治学精神以及对学科建设与发展的责任感。2010年12月，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他和马晓丽教授共同完成的《隋唐民族关系思想史》，书中对民族关系思想一些相关问题作了进一步的阐发。
1、构建了比较完整的学科框架和研究体系。任何一门学科的建立、发展和成熟，都需要从基础工作做起。作者在《绪论》中从6个方面阐述了建立民族关系思想学科的必要性，理清了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思想的发展脉络，认为“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大致萌芽于华夏族的形成，成型于春秋战国，发展、丰富于秦汉及魏晋南北朝，成熟于隋唐，完善于以后的各个朝代”。(第4页)同时，作者还对民族关系思想的研究内容、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等一系列问题作了全面探讨，在此基础上，对隋唐时期汉族和少数民族各类人物的民族关系思想进行系统梳理和研究，对各种思想观点进行深入分析、阐释和提炼，构建起比较完整的学科框架、研究体系和研究范式。
2、提出了许多创新性的理论观点。作者在书中对一些历史现象经过深入分析、高度抽象和概括，提出了许多创新性的理论观点。比如，在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虽然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但民族关系却十分糟糕。作者认为，根本症结在于缺乏正确的系统的民族关系思想作为行动指南。“没有正确思想作指导的政权是作为不大、后劲不足的政权，往往会受到历史规律的捉弄和惩罚”。(第154页)再如作者认为，“在一般情况下，作为政治家的封建帝王的民族关系思想，很容易被臣民们所接受并付诸行动，但作为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和史学家的大臣们的民族关系思想，如果与最高统治者的思想认识相吻合，则比较容易为多数人所接受，如果他们的思想认识与最高统治者的思想认识不合拍，则很难成为主流思想，也就很难成为行动的指南”。(第13页)作者指出，“这既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大痼疾，又是许多正确思想认识没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指导作用的重要原因之一”。(第128页)“贞观之治”历来为人们所称道，作者对唐太宗能够成就“贞观之治”大业的原因归纳为三条，其中一条就是“‘爱之如一’的思想及其在处理民族关系中的具体实践”。(第104页)这些概括，都显示了该书的创新性特色。
3、立意高远，分析透彻，评价公允。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围绕民族政策和如何处理民族关系等重大现实问题，曾开展过一些大讨论，出现过思想交锋。如汉武帝时期就和亲问题开展过三次大讨论；东汉和帝初期，围绕是否北伐匈奴，以窦宪为代表和以袁安、任隗为代表的两派政治势力展开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东汉灵帝时期，张奂和段熲就如何解决东羌问题产生了严重分歧；唐太宗时期，就如何安置突厥问题开展过三次大讨论；唐玄宗时期，裴光庭和于休烈就是否送给吐蕃文化典籍展开过争论；唐文宗时期，李德裕和牛僧孺在维州问题上激烈争论；唐僖宗时期，围绕和亲问题，不仅唐与南诏在称弟还是称臣问题上争论不休，而且唐中央内部也展开了激烈斗争。作者对这些问题做了深入剖析，得出一些值得重视和富有启发意义的结论。如在《绪论》中作者强调，“在中国古代尤其是隋唐时期围绕如何处理民族关系问题所出现的大争论或思想斗争，如果能以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为重，无论双方争论得多么激烈，观点多么对立，都是十分正常的，而且也是有益的。只要争论的双方能够针对问题、实事求是地切磋与辩驳问难，就能达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共同提高的目的，即使暂时不能达成共识，也能够找出分歧的症结之所在。否则，如果出于个人或集团之私利，一切争论都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很有可能将正常的争论牵扯到党争之中，甚至会将争论引入歧途”。(第10页)再如裴光庭和于休烈就是否送给吐蕃文化典籍的争论，作者认为，这“并非见智见仁之争，而是反映了关于民族关系深层次的思想斗争。于休烈的认识是建立在唐与吐蕃会永远对立的假设基础之上，因此主张决不应把智慧输送到吐蕃那里，而裴光庭的认识是建立在唐与吐蕃会长期和好的基础之上，所以主张‘化流无外’”。因此，“于休烈的认识非常肤浅，其思想也非常狭隘，而裴光庭的认识则非常深刻，高瞻远瞩，其思想也非常开阔”。(第200页)又如在第十章的第四节中，作者既分析了唐与南诏围绕和亲问题的争论，也分析了唐中央内部围绕和亲问题的激烈斗争。作者认为，“唐与南诏在称弟还是称臣问题上的争论，不仅是双方的礼仪之争，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唐朝已经衰败，少数民族政权已得到重大发展的新形势下双方对传统的民族关系的重新认识。在这种形势下，少数民族政权要求得到平等地位的意识更加强烈，并强迫中原王朝对他们已取得的政治地位予以承认，而中原王朝的君臣们在并不情愿的情况下予以认同，在当时看来似乎有些耻辱，但从历史认识论来看，则具有进步意义”。唐中央内部就是否与南诏和亲所展开的争论实际上是两大政治派系的斗争。在唐僖宗时期，形成了以田令孜为核心由高骈、卢携和陈敬瑄等人组成的“政治利益集团”，而“‘政治利益集团’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只问派系和阵营，而不问是非和曲直；只会闹一些无原则的纠纷，而不会顾全大局和国家利益”。(第276页)
作为民族史学和思想史研究，必须对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及其重要思想观点做出科学判断和客观评价。作者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综合考察和全面分析基础上，做出比较公允的评价。如对牛党代表人物牛僧孺的“先守身而后四夷”的评价就是如此。作者认为，牛僧孺的这一观点在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自先秦以来，中原王朝的许多政治家和史学家都往往把边患归咎于少数民族，而牛僧孺的见解则与此完全相反，“他认为中原王朝的祸乱并不在少数民族，中原王朝的灭亡也不在少数民族，而在中原王朝自身。只要内政搞好了，就不必担心少数民族的侵扰。牛僧孺的这一认识，不仅提醒当时的当政者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时刻警惕骄奢淫逸，集中精力搞好内政，而且在当今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第260页)
应当说，作者对上述问题的探讨，立意高远，分析透彻，评价公允。上述观点的提炼，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尤其是对隋唐时期思想交锋的分析，对当今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都具有一定的启发。
[责任编辑：华祖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