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田梅岩对儒学论理的扬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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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石田梅岩被尊为“石门心学”的始祖。他的思想构成主要来源于儒学思想，但是他作为町人代表，在当时日本社会改革的背景下，并不是全盘地接收儒学思想，而是在儒学的思想上进行扬弃，提出“知心”、“知性”、“形即心”的思想理论，打破了“重本抑末”、“先义后利”、“重义轻利”为主旨的儒学伦理，构筑了独特的“商人道”思想。
关键词：石田梅岩 石门心学 儒学伦理 扬弃
中图分类号：B 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23(2011)06-0044-04
石田梅岩(1685～1744)是日本近世庶民哲学家，心学思想是他哲学思想的核心。石门心学作为德川时代“町人的哲学”，在日本思想史和经济思想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他所生活的享保时期(1716～1735)正值德川幕府统治期，当时的将军德川吉宗进行了著名的“享保改革”，以求增加幕府收入。然而改革实行的紧缩政策造成了商业的不振，町人(商人)的利益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受到制约。在这样的背景下，石田梅岩融合神、儒、佛三教，提出“形即心”的思想理论，以此构筑了独特的“商人道”思想。
一、石田梅岩及石门心学研究述评
在日本的先行研究者中，石川谦可称为石门心学的第一代研究者。其所著的《石门心学史研究》是梅岩思想研究者的必读书。其后的研究代表有柴田实等。柴田实对石门心学的基础研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石田梅岩全集》经柴田实的整理与注释，成为石门心学研究者必读的基本资料。但是前期的研究者受时代、政治与个人因素的影响与制约，不是过于肯定或夸大梅岩及石门心学思想的作用，便是过于否定或贬低其思想的作用。近年来，出现了一些学者呼吁学术界对石门心学思想公正的评价。
国外对石门心学研究最著名的是美国学者R.N.Bellah(贝拉)，他的《日本的近代化与宗教伦理》一书在日本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和好评。贝拉认为，梅岩所强调的忠诚、孝行、无私及献身职业劳动的观念，对日本近代社会产业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随着中国对日本研究的深入，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出现了有关石门心学思想研究的成果。王家骅的《日中儒学的比较》以及《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都对石田梅岩思想有所涉及。李甦平发表的《中日心学比较——王阳明与石田梅岩的思想比较》，是有关石田梅岩研究的专门论文，文中论述了中日两国心学对各自国家历史发展所起到的作用。韩立红的《石田梅岩与陆象山思想比较研究》也是比较研究中日两国心学的异同及特点。在中文核心刊物上专门论及石门心学的不多。作为专门研究的论文，有叶坦的《石田梅岩的经济思想与儒学》，有淳于森泠、赵泽洪、李忠荣三人合著的《日本现代职业观念形成的历史渊源——石田梅岩及其心学运动》，还有许建良的《石田梅岩及其伦理思想》。
这些中国国内的研究，对于石田梅岩的商人伦理思想在日本社会历史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皆给予很高的评价。虽然国内研究者对石田梅岩及其石门心学思想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但影响还很有限。而且对原典的解读不同，对梅岩思想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对中日两国心学的不同特点，中日心学在各自国家历史发展中所起作用的考察研究也还不足。比较研究中日经济思想史以及中日两国商人伦理思想，是未来石门心学研究所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
在中国近代前期社会，商人和手工业者没有形成独立的阶级势力，也没有建构有别于封建统治阶级儒学伦理的价值体系。而日本较之中国较快地实现了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町人阶级较好地扬弃了传统的儒学价值伦理。
二、梅岩对儒学伦理的“扬”
与江户时代其他思想家及儒学者相比，梅岩的著作很少。理解梅岩的思想，主要考察其两部著作《都鄙问答》和《俭约齐家论》，以及弟子们记载的《石田先生语录》。尤其是《都鄙问答》，根据其每天回答人们的疑问所作的粗略手稿写成，包含了有关梅岩哲学思想的大部分，一直作为“石门心学”的经典著作流传于世。
梅岩的“心学”思想虽然融合了神、儒、佛、老庄等思想，但其主体是儒学。贝拉直言“儒教可能对他的思想产生过最大的影响”。在其著作《都鄙问答》中多处引用儒教经典，如《论语》、《孟子》、《中庸》、《大学》、《四书》，以及朱子学的《朱子语录》、《性理大全》等。通过对儒学经典的阐释，梅岩构建出自己的思想体系。
首先，梅岩思想的出发点“知心”和“知性”，就是来源于孟子的“尽其心者乃知其性，知其性则知天。”(《孟子·尽心上》)梅岩曾阐述自己的观点：“儒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因之，又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神、儒、佛所悟之性一也，无论以何法悟得，皆为吾心也。”此处的“性”乃“天地人之体”，梅岩所说的“心”与“性”基本上没有区别，“知心”、“知性”即天人合一。“尽心知性，知性则知天。知天乃学问之初。知天则事理自明。”可见，“知心”、“知性”后便可“知天”，才能够顺其自然行事。梅岩多次用孟子的“尽心知性”来申明自己的观点。
“然若被人欲所没，便失此心。故言及尽心而归天地之心时，是谓求放心，若求得放心，遂为天地之心。言及为天地之心时，则谓无心。天地虽无心，然四季行，万物生。圣人得天地之心而无私心，虽如无心，但仁义礼智皆行。一旦豁然贯通时，疑虑皆释也。”@自我之心与天地之心合一，这一过程也包含了清除人性之心，利己之心及贪欲之心，才能“放心”。“人心往往有悟性。以此可弘道。悟性之心乃为体，人之大伦乃为用。立体而用可行。其用乃为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交。仁义礼智之良心乃为行五伦之心。”“悟性”所生的结果是要行“五伦之心”。梅岩所谓的“知心”，同时具有现世的、实践的伦理特征。
其次，梅岩在“知心”、“知性”的基础之上，又提出了有名的“形即心”学说。
“人者，原来之心虽同，然小人为七情所蔽昧，以为圣人之知由外索而得之，昧而生疑。实应以原来之形为心，形即心也。……蛙恐蛇，非老蛙曾教子蛙，蛇将食汝，汝应畏之，乃子蛙学而习之后，渐晓之。即生为蛙形必恐蛇，此乃形即心也。……孟子日，形色天性也。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所谓践形，行五伦之道是也。不能者，为小人也。畜类鸟类无私心，反易践形。”梅岩认为，正是因为世界万物皆由其“形”体现其“心”，世界才能循其规则，万物才能生生不息。人本来都是相同的，但是“小人”的“心”为“七情所蔽昧”，不是自然地对待世界之物，不能原本地反映世界之物。而像“蛙恐蛇”，是蛙具备了蛙的“形”而表现出的“天性”，此“畜类鸟类”未添加任何人为思索的“私心”，遵守“由形之心”，所以能够忠实自己的“天性”，忠实地践自己的形。人应该摒除物欲和私利，进入没有私心的状态，以纯朴地反映自然，顺应各自之“形”，具备相应的“心”，忠实地“践形”，行“五伦之道”。
加藤周一评价梅岩所谓之“心”，一是“无私”，
消极地说是禁欲主义，积极地说是自我牺牲。禁欲主义的表现是“俭约”；自我牺牲的“忠孝”则包含绝对服从的伦理。二是天地万物一体之心，即“形即心”。“形即心”，则“知分知足”，尊重上下关系，精于家业，正直勤勉。由此，梅岩推衍出自己独特的“商人道”理论。
三、梅岩对儒学伦理的“弃”
梅岩使儒学适应于商人阶级的需要，并得到广泛的传播。而作为儒学发源地的中国没有出现这样的发展。贝拉指出中国与日本的不同：“第一，在中国，这种宗教传统基本上是文人学士、绅士官僚阶级的专有物。第二，按照孟子传统中的宗教行为行事伦理的实际内容，大都作为定规看待，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独立于专门的宗教组织。”所以，在中国被视为定规的东西与在日本被视为定规的东西，不一定相同。日本的伦理价值，与同样接受了宗教强化的中国的伦理价值有完全不同的意义。梅岩正是把传统的儒学理论加以扬弃，构建出独特的“商人道”思想。
首先，梅岩提出四民平等，商人有用论，摒弃了“贵农贱商”“重本抑末”的价值伦理思想。
“形色天性也，有形即有则。松为绿，花为红，士为士，农为农，商为商，若于职分之外有非分之望，则为以有心违无心之天也。违天即违天命也。吾人若能从天命，尽职分，即可达心不为动之境界。”。天生万物皆有其“形”，作为人之“形”的士农工商，是受之“天命之职分”。受之天命的士农工商应该遵循天命，各尽其职。虽然各自的“形”即“职分”内容有所不同，但行的“道”则完全相同。“士农工商者，助成天下之治也。四民有缺，则无以为助。治理四民，乃君之职也；佐助君主，则四民之职分。士者，原本有位之臣；农人，草莽之臣；工商，市井之臣。为臣者侍佐君主，乃为臣之道，商人买卖者，乃佐助天下也。工匠得工钱，乃工之禄也；农人耕作收获，亦同士之俸禄。获买卖之利乃商人之道。……商人之买卖之利与士之禄同。天下万民，若无产业，以何立之？商人买卖之利，乃天下御准之禄。”作为臣的资格，士农工商立场平等，每个职分都很重要。梅岩通过把商人比作臣，把利益等同于士之俸禄的方法，予商人的职业以及由此产生的利益以道德上的合法性。
梅岩针对当时贱商、抑商和商业无用论的思潮，肯定了商人商业有用论。这种观点对提高商人的责任意识，以及肯定商业的社会价值和作用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正如前所说“商人买卖者，乃佐助天下也。……商人买卖之利，乃天下御准之禄。”梅岩把商人的买卖，提高到了神圣职业的地位。
其次，梅岩提倡“正直取利”、“行仁义”，摒弃了对商人“见利忘义”的传统评价。
梅岩所提倡的商人道思想，把正当的利润和利欲分开，承认商人应得的利润是劳动所得。“获取买卖之利乃商人之道，以成本贩卖谓之道者闻所未闻。……商人买卖营利，如同武士之俸禄，无买卖之利，如同武士无禄而事。”梅岩公开主张町人营利的正当性和争利的合理性。否定商人获取利润，那么也必须否定武士领取俸禄。对于商人获利的方法，梅岩进行了以下论述：“商人立于诚实取利之上，诚实取利为商人之正直也。”只要以正当的手段获取利益，便是正当所得，即“正直取利”。同时梅岩也批判只顾个人聚敛财富，无视天下民众的贪婪商人。“当守御法敬谨自身，虽为商人，倘不知圣人之道，虽储金银，乃为不义之金银，当至断子绝孙也。如诚爱子孙，当学道而致荣。”学道，即学圣人之道，要赢利也要守道。商人必须要正直，当获得正当利益时，就会导致繁荣，而获得非正当利益时会导致败落。
而且，梅岩也提出“商人之田地为天下之人，天下之人为商人俸禄之主人。”商人要视天下人为养自己的主人，以真诚的态度待客。财富是天下人共同所有，真正的商人应该是既善于积累财富，又善于施舍财富的人。
“孔子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将双方所欲之物与汝，汝必悦，而吾亦能‘以义养仁’。……孟子日：‘君子，舍生取义者也’。……即使得一国、得万金，也不可背道行不义。”梅岩把“仁义”也提高到商人的必备之德中。
梅岩在肯定商人地位的同时，也提出了对商人职业道德的规范。他对商人的说教已经超越了商人伦理的范围，已经上升到适用于全民的道德规范教育。
四、结语
梅岩作为町人阶级的一员，以武士信奉的儒学为理论基础，多次表明“知心”、“知性”、“形即心”的天人合一思想，打破了儒学“重本抑末”、“先义后利”、“重义轻利”为主旨的儒学伦理，提出商人有用论和商人“正直取利”、“行仁义”的思想，以此构筑了独特的“商人道”思想。王家骅评价说：“事实上是儒学的变质。”不可否认地，对儒学伦理的扬弃，肯定町人的道德主体性，对町人为主的平民阶层主体意识成长起到了积极作用，也建构起了町人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的伦理思想体系。刘金才在对比中日商人伦理时指出，中国前近代的商人伦理基本继承了传统的儒家伦理，形成了一种具有道德至上和非商业理性的儒商特质，这种特质使它不仅不能为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发挥促进作用，而且还具有一定的阻碍作用。
梅岩的思想和商人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并且通过说教让商人自觉认识到作为人本身的义理人情，意识到恢复“本心”的人的本来面目，给商人的生活态度提供了深刻的哲学依据。但归根结底，他并没有批判社会构造——武士独裁的身份制及家长制的家族构造。他所强调的就是“吾教之所教，是旨在向商人教授商人之道。并非旨在教授一切士农工。”石田梅岩去世后，弟子们继承了他的学说，通过通俗易懂地宣讲梅岩的说教，将心学思想及町人伦理很快地向广大民众传播，从町人到农民，从武士到大名，从城市到乡村，以致使其最后发展为一种具有社会性的教化运动——心学运动。
石田梅岩在德川时代的重农抑商的政策下，能够以儒家思想为理论基础，提出商人与士农工同属君臣的理论，认为每个人在“职分”上平等的思想，在日本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他提出的“商人道”思想肯定了商业利润性，调动商人的积极性，并且以“俭约”、“正直”规范商人的行为，在日本经济史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梅岩的学员信徒遍及日本各地，满足了庶民阶层的学习要求，在日本教育史中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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