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思想史上的“王”“后”大战

18世纪的法国是启蒙运动的世纪。1750年之前，法国思想战线已风生水起：孟德斯鸠的三部主要著作《罗马盛衰原因论》《波斯人信札》和《论法的精神》俱已出版；狄德罗写出《致盲人书简》，并于1749年7月被抓进樊尚堡，坐了一百天的牢；狄德罗和达朗贝尔于1746年开始编纂的《百科全书》影响巨大，几乎将当时法国最优秀思想家一网打尽……当然，最应该被提起的思想家是伏尔泰。

1750年之前，卢梭虽然参与了《百科全书》词条的写作，但在强大的法国思想家队伍中，他显得籍籍无名、微不足道。1750年开始，启蒙运动渐入高潮，卢梭的登场，不但在法国思想史，也在人类思想史上激荡起巨大波澜，他写下更为特殊的一笔是——和同时代大部分伟大思想家统统翻脸，包括狄德罗、达朗贝尔、霍尔巴赫、休谟……而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则是他与伏尔泰之间关系的不可调和。

我将这场冲突形容为思想史上的“王”后”大战。“王”，当然指伏尔泰，他是当时法国思想群体的真正导师、独一无二的泰山北斗；“后”，自然指卢梭，他阴柔、敏感、深情、脆弱，具备了“思想王后”的基本要素。他对伏尔泰充满期待，希望对方能在思想上重视他、指导他，和他进行公开平等的交流，但卢梭一样没有得到，因此有着情感上的哀怨直至不满。他与伏尔泰的思想分歧，终于在伏尔泰的倨傲和放浪不羁中爆发，变成思想史上的一个“大事件”。

伏尔泰，以及被他轻慢的卢梭，两人在思想史上拥有何种地位？有歌德评价为证：“伏尔泰标志着旧世界的结束，卢梭代表了新世界的诞生。”这两位几乎没有交集的人是怎么斗到你死我活的地步的？其交恶过程堪称离奇。他们的故事不仅体现了思想史的分化，还有一个至今依然深深刺痛我们神经的地方：思想，该不该交给权力审判？

【“王”与“后”的初次交集】

伏尔泰的伟大成就深刻影响了卢梭。从年龄上说，伏尔泰生于1694年，卢梭生于1712年，比伏尔泰小18岁，差不多算两代人。当时的启蒙思想家大多为贵族出身，有优越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比如达朗贝尔是被遗弃的私生子，但其父是位军官，母亲则是著名的沙龙主人，达朗贝尔不到30岁即成为法兰西科学院数学副院士。卢梭则身份低微，虽然通过自学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置身于这些思想家群体中，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卢梭的文学楷模是伏尔泰的剧作《扎伊尔》和《阿尔奇尔》，早期作品《新世界的发现》与《阿尔奇尔》有相当地方雷同，可见伏尔泰对他的影响。这些作品的思想意图是：“文明只能借助宽恕，才能超越‘野蛮人’自然的善良。”道德意识的锤炼成为卢梭的思想立足点。不过，伏尔泰对他的影响以文学性为主，在思想上，卢梭甚至没有将伏尔泰当作“哲学家”看待，这不仅表明卢梭具有强烈的文学倾向，同时还表明他眼光锐利——伏尔泰的思想成就不及他的文学和史学成就，也不及卢梭将来在思想史上所取得的业绩。

1745年2月，伏尔泰编剧的《纳瓦尔公主》上演，但没有取得成功，毫无名声的卢梭被推荐给伏尔泰修改剧本，用今天的话叫“代笔”。经卢梭重新改编的歌舞剧《拉米尔的节日》于同年12月22日在凡尔赛演出。演出前，卢梭第一次给伏尔泰写信，报告剧本修改情况，伏尔泰回信，写了一些热情及恭维的话，“希望成为您的朋友”并“但愿我很快有幸向您道谢”。

但到剧本上演时，卢梭的名字并没有被写进作者名单，他感到非常失望，大病了一场。后来此剧收入《卢梭全集》，算是物归原主。

【不曾谋面的误会】

卢梭参加“百科全书”的词条写作后，虽然名声不够响亮，但也跻身“哲学家”行列，与狄德罗、达朗贝尔成为朋友。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家”不仅是学术身份，同时也是政治身份，几乎准确反映了对“哲学”的传统定义：这是一门关于思维的学问。而信仰是排斥思考的，昆德拉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这时，“哲学家”的称号对应于社会主流地位的“神学家”，哲学家是思想的异端，他们反对神学家，反对信仰上的盲从和迷信。

1749年7月24日至11月3日，狄德罗因《致盲人书简》入狱。10月，卢梭去探监。途中他看到《法兰西信使报》上刊登着1749年9月28日第戎科学院和文学院举办1750年“伦理奖”论文竞赛的消息，征文的题目是“科学和艺术进步是否有利于敦风化俗”。卢梭后来回忆，看到这个启事“我感到被强烈的心跳所压迫”，见到狄德罗后，他将此感受告诉了狄德罗，狄德罗提出一些建议——这成为了卢梭《论科学和艺术》一文的由来。这篇论文与《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爱弥儿（论教育）》一起，是卢梭不可分割的三部著作。《論科学与艺术》既是卢梭的思想起点，也是他思想的终点。

卢梭思想的核心是：人的本性是善，恶来自社会。这个观点，造成了与伏尔泰以及其他启蒙思想家们的普遍冲突。

尽管卢梭对伏尔泰无限崇敬，但并没有回避观念上的某些分歧，他曾对伏尔泰的一些思想进行过批评。伏尔泰写过一首叫《上流社会人辩辞或奢华赋》的诗作，诗中赞美了奢华、挥霍的生活，卢梭写道：“告诉我们，闻名遐迩的阿鲁埃（伏尔泰的本名），多少次您为了满足我们矫揉造作的幽情而牺牲了阳刚之美，多少次附庸风雅使您因小失大。”当然，批评不意味着失去敬仰，而仅仅是表达了观点的差异——正是差异的不断扩大，导致启蒙运动中的两位巨人在未来时间里反目成仇、势不两立。

卢梭论文获奖前有一个小插曲。1750年1月12日至2月7日，伏尔泰创作的悲剧《俄瑞斯忒斯》上演，他很看重这个剧本。九次演出中每场必到，还带了一群朋友去捧场。但剧作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演出时，一位叫“皮埃尔—卢梭”的人不仅没有全神贯注欣赏剧作，反而和熟人窃窃私语，引得伏尔泰大怒。他责问对方是谁，对方回答：卢梭！“哪个卢梭？是那个小卢梭吗？”有位在场的贵妇人反击道：“您若不立即住嘴，我抽你耳光！”伏尔泰被迫狼狈退场。

卢梭听说了这个冲突，立即于1月30日给伏尔泰写信，试图澄清此事。约在2月2日，伏尔泰回了一个短笺，轻描淡写地说“您不可能犯他的过失，而且他也没有您的成绩”，一点打算认识卢梭的意思都没有，他可能早就忘记5年前说过“希望成为您的朋友”的话。

1750年7月10日，卢梭的论文获得第戎学院最高奖，一举成名。身在柏林的伏尔泰对这个奖项嗤之以鼻，仅仅视为“小学生们的命题作文”，但他没有对论文本身进行相关评价。

1753年11月，第戎学院公布了新论文竞赛题目：“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是什么，它是否符合自然规律？”这一次，卢梭因论文篇幅超过规定，他没有等待评选结果，在1754年4月1日截稿前交出论文，随后即准备进行出版，次年4月24日印刷成册。卢梭将论文寄给了伏尔泰。伏尔泰不久后回信：“我收到了您写的反对人类的新书，深表谢意……至今还没有人如此煞费苦心地要让我们与禽兽同类。读了您的著作，人们意欲四足爬行。”语气充满戏谑和调侃，但态度还算友善。他听说卢梭的身体状况不佳，在信中还劝卢梭回到家乡日内瓦——这年的2月，伏尔泰结束了柏林的旅居生活，在日内瓦买了一座漂亮的乡村别墅，他给这座别墅起了个好听的名字“赏心居”。

显然，伏尔泰读过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但他仅在回信的开头和结尾提到了这部著作，而且回答的内容竟是针对5年前第一篇论文的内容，中间大段是谈论自己如何受到政治反对派的攻击。显然，5年前卢梭获奖所带来的名声，并没有使伏尔泰产生对他高看一眼的想法，伏尔泰眼中的卢梭，不过是一个“小学生命题作文”的获奖者。稍后，伏尔泰将这封回信与他的剧本《中国孤儿》同时发表。尽管伏尔泰调侃了卢梭，但卢梭没有减弱对伏尔泰的敬意，他在一封没有寄出的信件中表示：“把您当作我们大家的领头人，对您表达敬意。”

【里斯本地震产生的哲学分歧】

真正反映卢梭与伏尔泰思想分歧的，是对里斯本大地震的不同看法。1755年11月1日，里斯本发生大地震，死亡人数达十万之众。当时，里斯本是欧洲第四大城市，地震几乎摧毁了这个繁华的城市，葡萄牙正处于由传统封建国家向现代集权国家的转变过程中，这势必会削弱教会力量。因此，地震后引发了一个神学问题：大地震是否因为触犯了神意，而遭到天谴？

1756年5月，伏尔泰出版了《里斯本震灾挽诗和自然法则之诗》。在诗中，伏尔泰表达了反对教会的“神意说”，他对朋友说：“看见了吧，这件事说明，神意是十足的屁话。”诗作充满了强烈的哲学意味：既然上帝之链是完美的，为什么会祸及无辜？在涉及人性善恶的问题上，伏尔泰认为人性是恶的。这一诗作出版后，自然要受到神学家们的攻击，为反驳这些攻击，他将作品进行了一些补充，托人分别给达朗贝尔、狄德罗、卢梭各送了一本，并表示：“他们比较了解我。”

对伏尔泰主动赠送诗集，卢梭感到十分兴奋，但在诗中，伏尔泰与卢梭在价值观上的差异却更加明确，伏尔泰相信人性是恶的，卢梭却坚信人性本善，他反对伏尔泰用个别现象来解释上帝普遍的善，这样会动摇信仰的根基。卢梭于8月18日给伏尔泰写了一封信，信中既恭敬又有明确保留。恭敬，是因为卢梭对伏尔泰敬仰如故；而有明确保留，则因为他们对人性论有了根本性分歧。

出乎卢梭意料，伏尔泰很快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请相信，在所有读过您的人中，没有比我更欣赏您的；虽然我有时喜欢说几句尖刻的玩笑话，在所有您遇到的人中，没有一个会像我这样真心喜欢您。”伏尔泰在回信中还邀请卢梭“到寒舍一聚”。只是，热情归热情，伏尔泰的回信完全回避了卢梭所提出的问题。

在这之后，卢梭再度成为过眼烟云，伏尔泰仅仅在偶然场合会提一下他。这封回信是伏尔泰给卢梭的最后一封，从此，两人关系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

【祸起日内瓦】

伏尔泰于1755年3月定居日内瓦后，经常召集人马在“赏心居”演出自己的剧本，他也常常加入到表演中，扮演某些角色。

1756年8月中旬，达朗贝尔在伏尔泰家中住了半个月，伏尔泰对达朗贝尔非常友善、热情，甚至在他离开时还感到了“惆怅”，这与对卢梭的态度形成强烈反差。一年后，《百科全书》第7卷出版，其中登载了达朗贝尔所写的《日内瓦》一文，文中倡议在日内瓦开设一家剧院，正是这个倡议，展开了卢梭与伏尔泰之间的全面冲突。

达朗贝尔的《日内瓦》一文涉及关于基督神性等问题的论断，首先遭到了日内瓦牧师们的反对，同时也遭到卢梭的反对。1757年12月5日，狄德罗拜访卢梭，谈到了在日内瓦开设剧院的问题，狄德罗显然是达朗贝尔的重要支持者，卢梭当面顶撞了狄德罗——两人从此决裂。

为反驳达朗贝尔，卢梭甚至中断正在写作中的《新爱洛伊丝》，于1758年3月20日写下《致达朗贝尔：论戏剧》一文，并于9月出版。文章的出版取得了巨大成功，尤获日内瓦牧师们的赞许，并激起了许多人对卢梭的崇拜，其中一位叫穆尔图的年轻牧师之热情尤其高涨。

《论戏剧》出版后，卢梭将书寄给了伏尔泰，伏尔泰收到书后不置一词，毫无反应。崇拜者穆尔图多次給卢梭写信，描述了日内瓦的一些情况，使卢梭对日内瓦的印象越来越坏。一次，穆尔图在信中严厉指责伏尔泰的所作所为：“先生，我决不说谎，这个人给我们带来太多的伤害……这个60多岁的老头，竟然和一群没有头脑的15岁少年混在一起，引人注目……它只能让伏尔泰变成小丑。”穆尔图的信，把卢梭与伏尔泰思想上的分歧迅速转化为情感上的忿恨，卢梭于1760年1月19日回信给穆尔图，怒斥伏尔泰：您跟我说起伏尔泰！为什么让这个小丑的名字来玷污您的信？这个卑鄙的小人断送了我的祖国；我对他除了鄙视只有恨……”

更加不凑巧的事情也接踵而来。卢梭曾向几位朋友展示过1756年8月18日写给伏尔泰的信，因文辞优美、语言生动，得到高度赞许。但后来此信内容遭遇外泄，一位神父从中看到了两人在观念上的冲突，他转告卢梭，社会上流传着两个版本的信，建议卢梭亲自出版该书。本来，卢梭并不打算出版未经过伏尔泰同意的信件，于是他写信给书刊出版检查总监马勒泽尔布，询问在巴黎是否可以禁止翻印此信，马勒泽尔布告诉卢梭，不仅无法阻止盗版，而且建议卢梭抢先在巴黎出版。

这样，卢梭迫不得已再次给伏尔泰写信，表明不是自己故意将内容泄露出去的，他开始在信中不留情面地说：“先生，我一点也不喜欢您，我是您的门徒，又是热烈的拥护者，您却给我造成了最痛心的苦难。日内瓦收留了您，您的报答便是断送了这个城市；我在我的同胞中极力为您捧场，您的报答便是挑拨离间：是您使我在自己的家乡无法立足，是您使我将客死他乡……”结尾处言：总之，我恨您，这是您自找的……别了，先生。”伏尔泰对这个突如其来的“我恨你”感到莫名其妙。

但伏尔泰仍旧不把卢梭当回事，只是说他“发疯了”。

【伏尔泰开始反击】

就在卢梭表示对伏尔泰“恨”的同时，伏尔泰在日内瓦的奢华生活引起了教会的注意，当地教务委员会提出要禁止伏尔泰的戏剧演出，此时卢梭也拥有大量粉丝，他们也在积极阻止伏尔泰的戏剧活动。伏尔泰对此非常恼火。

随着不断有反对派上门滋事，伏尔泰对卢梭的感觉开始转变了，他把卢梭的文章、来信与教会反对势力以及被禁演等几件事情联系在了一起。其实，对于卢梭而言，他之所以反对伏尔泰这样做，相当一部分是出于对“祖国”日内瓦的情感，这是一件独立于教务委员会的孤立行动，是个体对个体的态度。而且，他也确实没有参与任何与之相关的具体行动，更重要的他刚刚写完《爱弥儿》，又忙于《新爱洛伊丝》的出版，无暇顾及日内瓦的热闹景象。

《新爱洛伊丝》的出版给伏尔泰提供了机会，他开始了全面反扑。伏尔泰对《新爱洛伊丝》评价道：“我浏览日内瓦公民的一本言情和伦理小说，其中既无情也无德，味同嚼蜡。此书唯一值得一提的就是谩骂我们这个民族。”从此，伏尔泰一改过去极少提及卢梭的状况，在自己的信件中大量提到卢梭。

1761年2月，日内瓦出现了一个25页的小册子，小册子由四封签名为“格希姆奈斯”侯爵的信构成，号称此信是写给伏尔泰的，但实际作者正是伏尔泰本人。由于这位侯爵长期反对卢梭，他很乐意为此充当“冤大头”。伏尔泰在这个小册子对卢梭的著作进行了一番冷嘲热讽，其中第四封信还诽谤卢梭得了梅毒。这四封信写得相当无理野蛮，许多人对作者评价恶劣，达朗贝尔甚至对伏尔泰说：“有人给您写了一些恶毒的信，攻击卢梭的小说和他本人，我为此感到痛心。这是对您的侮辱。”只是他们不知道，真实的作者其实正是伏尔泰。

18世纪50到60年代，正是启蒙运动风起云涌之时，运动的主要领袖人物在这些年间悉数登场，引起了法国政府和教会的恐慌，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因此加剧。达朗贝尔退出《百科全书》编辑任务，巴黎最高法院还下令撕毁伏尔泰的有关著作，“百科全书派”也遭到官方迫害。这恰好是卢梭与伏尔泰分歧爆发的时期，伏尔泰认为卢梭的行径背叛了哲学家群体，号召大家“加强团结”，他认为对方是“无可救药的疯子”“第欧根尼的小鬼”“好虚荣的小流氓”，这类带有侮辱、诽谤性的字眼不断出现在他给朋友的信中。

1761年，《新爱洛伊丝》的成功出版，引起了法国读者的热烈追捧，在读者眼里，卢梭已经是和伏尔泰平起平坐的大作家了。第二年，卢梭准备出版已经完成的《社会契约论》和《爱弥尔》，此时他的身体患有严重疾病，认为自己快死了，神经质也更加严重，他打算停止写作。但《社会契约论》和《爱弥尔》先后遭到禁止，法国最高法院决定逮捕卢梭。

法国政府查禁《爱弥儿》的原因，是作者“提出亵渎宗教的可恶的原则，他把宗教置于理性的审视之下，提倡一种纯粹的人性的信仰”，最高法院下令焚毁此书，这样，卢梭在法国和日内瓦都无法立足了，只好逃到了普鲁士所辖的纳沙泰尔领地。由于伏尔泰在日内瓦居住，卢梭开始无端怀疑伏尔泰对日内瓦当局施加了影响。其实，禁止伏尔泰演戏的和禁止卢梭出书的，都是同一批人，而他们做出的决断理由都是因为“渎神”，与这两人间的思想冲突全无干系。

此时的日内瓦已分成“伏尔泰派”和“卢梭派”，当伏尔泰倒霉时，他认为是卢梭做了手脚；当卢梭倒霉了，他同样认为是伏尔泰搞小动作。

1764年10月，卢梭的《山中来信》发表，这是他首次公开地直接针对伏尔泰。伏尔泰年底读到卢梭对自己的批判，立刻进行了毫不留情的回击。两人冲突开始严重升级。

如果说伏尔泰对卢梭的辱骂是一个性格上的败笔，那么，把思想交给权力审查，就成为他人生绕不过去的一点：伏尔泰要求行政和宗教机构采取措施严厉处罚卢梭。这位启蒙运动中最杰出的代表、以人权反对神权的伟大斗士，在自己晚年，把两个思想家之间的交锋变成了卢梭与权力的对峙。

1765年3月19日，巴黎焚烧了《山中来信》，随后，日内瓦也禁止了《山中来信》的发行。但在伏尔泰将卢梭推上权力审判席的同时，他自己也没有逃过一劫：他的《五十人的说教》在罗马被查封；稍后出版的《哲学辞典》也遭到日内瓦的焚毁。而不断遭到迫害的卢梭，也在颠沛流离中惶惶如丧家之犬。

【结语】

在这场思想史的“王”“后”大战中，很明显，我是倾向于卢梭的，并非是对弱者的同情，也不是对他乖张性格的欣赏和赞许，更不意味着卢梭有多么正确。

就论战表现而言，一方面，他在思想上表现出的深度和复杂性，远远超过伏尔泰，未来思想史中的许多问题都与卢梭有关，而与伏尔泰关联不大。其次，不论卢梭性格如何古怪，与伏尔泰的缠斗主要限于思想层面，他没有把思想交给权力审判，卢梭从未逾越这条底线，保持了思想和行为的高度一致性。伏尔泰却经常轻松地跨越它。第三，在这场长达十年的缠斗中，卢梭没有丧失“君子风度”，没有谩骂、诋毁，伏尔泰却过度摆弄自己的才华和地位，造谣、中伤。

就论战内容而言，伏尔泰基本回避了与卢梭在思想上的讨论，伏尔泰对卢梭的评价几乎都不具备思想史的价值，原因在于：一、伏尔泰在卢梭写出《论科学和艺术》的时候，早已是“文学共和国”的国王，卢梭的一篇与自己论调完全相反的小论文不会引起他多大的兴趣，他沉醉在自己建构的理性王国中，对异见完全漠视。二、伏尔泰看到了理性的价值，而卢梭却看到了理性背后的情感、感觉。伏尔泰既不能理解又无法接受，也就无法从思想的层面进行反驳。三、伏尔泰在生活中是一个“庸人”，或者说是一个世俗化很强烈的人，尽管受到贵族的侮辱和当局的迫害，却始终属于上流社会的名人，他也不会乐于主动放弃一切既得利益。虽然他与卢梭同为“自然神论者”，但伏尔泰却出自对自然力量的无法理解或者敬畏之情，而卢梭则出自内心对上帝的挚爱，所以，在批判教会上他们往往取得高度一致，但涉及信仰问题上，两人的态度截然相反。

接受异端思想何其难也，伟大的伏尔泰，也不愿意俯下身来聆听一个晚辈的声音。理性主义的兴起，使欧洲进入了现代社会，以伏尔泰为代表的启蒙运动对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卢梭则以纯粹本我的情感显现，跨越了现代性，一只脚跨入了后现代主义的门槛。正因为卢梭思想中具有天然的后现代色彩，他必然将矛头指向启蒙运动中的理性主义哲学家们，这种指向对于伏尔泰来说绝对不可接受——因为他根本无法理解。在那样一个时代里，卢梭超前的思想，注定要遭到比伏尔泰多得多的攻击。

在未来岁月中，伏尔泰的文学作品基本被边缘化，剧作已经成为文化遗产，其影响已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逐渐消失，他的《哲学辞典》和《哲学通信》被后人提及并不多，流布较广的是两部历史著作《风俗论》和《路易十四时代》。而启蒙运动的另一个标志性符号——卢梭，他的大部分著作都成为了传世经典，有学者曾评价：两百多年来现代世界的走向，几乎都遵循着他的意向。他在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以及文学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无与伦比的深广影响。某种意义上说，这个世界正是照他的理念打造而成的。”

1778年5月30日，伏爾泰与世长辞，他在遗嘱中说：“当我离开人间时，我热爱上帝，热爱我的朋友，也不嫉恨我的敌人。”33天后，卢梭也在巴黎远郊的一个小村庄里逝世。

3年后，在法国大革命的高潮中，革命党人把伏尔泰的灵柩请进了先贤祠，连绵十几里的送灵柩队伍故意在路易十六的囚室窗口下经过，以刺激这个即将被送上断头台的国王。此前，法国国民公会作出决议，也把卢梭的遗体请进先贤祠，受到与伏尔泰同样的待遇——人们根本没有把他们的争论和怨仇太当一回事。

当卢梭与伏尔泰的灵柩隔着走廊相对，不知他们在天之灵会作何感想？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