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需重塑领导性
时间：2021-04-18 07:53:59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在社会主义思想史和运动史里，第二国际那个时代，最是人文荟萃。当时欧洲的社会主义者，在每个国家的领导斗争中，虽然没有一国胜利，但正因没有一国胜利，社会主义的思想遂没有定于一尊。因而各家纷陈，非常丰富。只是到了第三国际的时代，由于俄国革命成功，于是俄国模式遂定于一尊，社会主义思想家辈出的阶段遂告结束。
在第二国际的时代，我认为最有原创力，对后来也最有启发的乃是意共的创党人葛兰西（Antonio Gramsci）。葛兰西有知识，敢斗争，墨索里尼下令，这颗脑袋必须使它20年不能发生作用！于是他被捕并死于狱中。但葛兰西的理论却一直发生作用，影响到欧共以及后来的“新左派”和“后左派”。他最有原创性的乃是“霸权理论”（Hegemony）。
“霸权”这个词，真正正确的翻译应该是“领导性”。在古希腊字里有“领袖”（Hegemon）一词，由这个词遂发展出它的抽象概念化名词“领导性”（Hegemonic）。从“领导性”这个词，葛兰西遂发展出他的理论。葛兰西认为“强制力”是一个国家很重要的权力，但对一个现代国家，具有道德性的同意和说服信服其实已更为重要。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如果在野，它若能和人民心意利益一致，即可形成一个有机体，革命必成，如果一个现代君王（政府）能够苦民所苦，致力于人民需要的改革，它就可获得人民的同意。而这种“霸权”（领导性）的形成，知识分子的知性力量，无疑的乃是枢纽，因此根据葛兰西的理论，遂有了“有机体知识分子”这个次级概念。“有机体知识分子”具有探求民之所需，帮助现代政府完成“领导性”的作用。
说到了最后，那就是现代的君王（政府）必须有“领导性”的意志，致力于有目标、有策略的国家建造，已不能只靠“强制力”作为主要的手段。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其实也就是欧共、新左派及后左派所谈的“社会主义民主”的真义。
近年来，西方社会一定程度受到了葛兰西“霸权理论”的启发，于是美国的约瑟夫·奈伊（Joseph S. Nye）遂提到了他的“软实力”理论。奈伊那本《论软实力》的中文繁体字版是我写的导读。那著作已不从国际强权这种硬实力的观点谈美国的霸权，而是从经济力、学术力、制度力、文化力各个上层建筑的权力细部来谈美国的霸权。奈伊教授那本著作，非常写实地将美国国家活力的泉源做了讨论。
从葛兰西的“霸权”（领导性）理论，谈到奈伊的“软实力”理论，我认为，现代的中国政府已需要严肃思考中国内部、外部领导性问题了。
一、中国长期以来，都以“强制力”为最主要的国家权力，但强制力用多用久了，却造成官僚体系的钝化，以及政府变化的速度慢于社会变化的速度。最后就可能造成不是政府去领导社会，而是社会去反对国家的苦果。这已显示出，如何去建造国家的“领导性”，已成了当务之急。
二、国家领导性的重建，我不是盲目的“社会优于政府派”，因为任何国家的社会都必然是强者为尊的一盘散沙，为了求平衡，政府的领导性乃是最重要的，因此政府的改革乃是首要之务。必须建立政府内外有机知识分子的群体，媒体的、实业界的、政府和机关内部的各种知识分子群体都要依靠他们成为改革的助力。当政府能够改革，它在人民心目中就可以恢复正当性，政府也可得到人民的同意。
三、我知道当代中国有很多学问不错的知识分子，但总体而论，中国的知识力和文化力落后的程度却极度严重，只迷信经济力，完全不重视政府的道德力、国家的学术力和思想力，以及国家的文化创新力。这种工作只有学术自由开放始能展开。这也就是说政府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已需调整，政府才可以有知识分子作为改革的盟友。近年来，我一直都为中国的学术自由呼吁。中国切莫将原来本是盟友的知识分子赶到敌对的方向。
四、中国的政府必须要有一种新的意志，强制力少用，道德力和说服力需多用。而道德力和说服力只有在不断改革中才可以形成。当对内能形成以道德和说服力为本的领导性，中国在国际上才可能形成它的领导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