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乐情怀与不平则鸣
时间：2021-04-18 07:54:29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清嘉庆道光时期政治危机研究》这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我为这本书付出了许多心血，尽管这本书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和错误。
我选定清嘉庆道光时期的政治危机作为研究题目后，开始刻苦学习和思考，慢慢发现这个题目很难做。但还是渐渐进入主题，先后发表了《论清嘉道时期的社会危机》、《论清嘉道时期的人才危机》、《论清嘉道时期的吏治危机》、《论清嘉道时期的制度性腐败》、《论清嘉道时期的道德危机》等文章。这几篇文章后来都被纳入到我的博士论文中，也成为我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关于“政治危机”，我翻阅了不少政治学理论著作，对于政治危机没有一致的看法。根据对清嘉庆道光时期史料的研究，我得出了三个结论：一个是清嘉庆道光时期，最高统治者皇帝以及官僚集团，驾驭和统治国家的能力已经不行了，显得力不从心，且无法自我更新而自救。另一个看法是，广大底层民众的生活十分艰窘，在饥寒交迫的死亡线上挣扎，且反抗激烈，动摇着清王朝的统治基础。三是到道光后期西方列强入侵中国，威胁着清王朝的主权完整和领土完整。这种内忧外患使清王朝陷入了统治危机。
于是，我根据自己掌握的一点政治学知识，对政治危机作了一个界定：政治危机指的是一个国家政权的统治危机，其基本内涵是：第一，政治系统运行出现障碍或功能出现蜕化；第二，政治秩序受到破坏，社会处于一种不稳定、不协调状态；第三，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挑战，受到外来侵犯，或是因为内部冲突导致分裂。
本书就是围绕这个中心主题来展开的。
本书研究清嘉道政治危机，时间可以从嘉庆皇帝1796年即位开始，也可以从嘉庆皇帝1800年亲政开始。1796年，乾隆皇帝把皇位让给儿子，自己当太上皇，但一切大权还是掌握在自己手里，交位不交权。嘉庆皇帝真正亲政是从父亲乾隆皇帝死后，即1800年开始。而道光皇帝是1850年去世的。这样一来，如果从嘉庆皇帝即位开始，则嘉庆道光两朝的时间是五十四年，如果从嘉庆皇帝亲政开始，则嘉庆道光两朝的时间正好为五十年，半个世纪。五十年或者五十四年都是可以的，只是算法不一样而已，不影响本书的论述。
清嘉庆道光两朝这五十年或者五十四年中，有很多巧合。比如说，发生在这两个王朝的开始和结尾的两件大事很有意思。开始时是五省白莲教暴动，嘉庆皇帝花了九年时间，才把暴动镇压下去，这大伤了清王朝的元气。而道光朝结束时，却是震惊中外的太平天国运动开始，这几乎使清王朝灭亡。清代两次最大的农民暴动，分别发生在清嘉庆道光朝的开始和结尾。还有一个巧合是，嘉庆皇帝亲政，立即铲除势倾朝野的大贪官和珅；而道光皇帝刚一死，咸丰皇帝就将结党营私的权臣穆彰阿革职。这些巧合有什么意义吗？
我觉得是有意义的，说明清王朝此时已经从所谓的康乾盛世（我一向不赞同有什么“康乾盛世”的说法）向嘉道衰世转变，也说明皇权专制制度有着严重的制度性缺陷。
在写这本书时，我思考了许多问题，历史的问题，现实的问题；看了许多的书，中国的，世界的。我想通过思考和大量的阅读，启发思维。其中有几本书对我的思维有很大启发，对我写作本书大有益处。
首先是我的导师冯尔康先生的书。冯先生治学严谨，学识渊博，且耐得住寂寞，几十年如一日，学品和人品都令我崇敬。他是著名的清史专家，又是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开创者。不管是他的观点，还是他的清代史料研究成果，都给我极大的启发。如他的《顾真斋文丛》、《清代史料学》和《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为我的研究提供了学术观点和大量的史料线索。
其次是南开大学刘泽华教授的著作，特别是他的三大卷巨著《中国政治思想史集》，这是刘先生的呕心沥血之作，也是精品之作。可以说，我完全赞同刘先生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观点和看法。二十六年前，作为一个学生，我就对刘先生的思想和人品深怀敬意。二十六年以后，我的人生经验和人生阅历大为丰富，视野也大为开阔，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政治以及对世界的了解都大有长进。我更敬重刘先生，包括他的思想和他的人品。
三是徐大同先生任总主编的五卷本《西方政治思想史》。我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反复阅读过徐大同先生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简本，受益良多。现在对这套五卷本详细拜读，使我对西方政治思想史有了比较全面的把握。
四是《中西500年比较》。此书由毛磊、石光荣、郝侠君主编。我采纳了其中的一些观点。这本书把中西历史进行了比较，视野开阔，观点独到，对比严谨。从世界的格局中来看中国，使我们看到了中国落后的来龙去脉。
五是《全球通史》。这本历史著作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先生写的。这本史书有着强烈的现代意识，从全球史观出发写世界历史，让我得以思接千载、视通万里。
六是黄仁宇先生的历史著作。黄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早已是历史名著。他的大历史观对我有很大的启发，他分析历史问题的视角是国际视野的，是大历史观的。
七是费正清先生的史学著作。《剑桥中国晚清史》，起点定在1800年，这与我的观点不谋而合。说不谋而合，是因为我在写作《清嘉庆道光时期政治危机研究》一书之前，并未看这本书，是在写作的过程中，才看到这本书的。还有他的《伟大的中国革命》也是以1800年为起点的，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我试图学习这些大学者的治学风格，也试图用历史的眼光和全球视野来解读清嘉庆道光时期这五十年的政治危机。
还要说明的是，很庆幸我在党政部门工作了近三十年，对中国的政治现状比较了解。从现实出发，去研究历史，会使我对历史有现实感。从历史出发，去研究现实，会使我对现实有历史感。历史与现实分不开，现实与历史也分不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觉得，没有现实感的历史书，其价值会打折扣；没有历史感的历史书，其价值也会打折扣。
因此，如果读者能耐心读我的这本书，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在这本书中，有着强烈的现实感，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饱含感情。有些人可能对此不感兴趣，甚至有人认为这是治史之大忌。这也是对的，如果搞得不好，这样的担心不是多余的。但我还是这样做了，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司马迁就是我们的榜样，他写《史记》，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且笔端饱含感情。我所敬佩的杰出的历史学家都会倾注个人感情，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现实感，古今中外都是这样。他们都是我学习的榜样。
清朝是中国君主专制统治的最后一个王朝。在这个王朝统治时期，中国经历了由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的历史转折，经历了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转折，同时，从世界历史的大局看，也经历了由中世纪到近代社会的历史转折。而清嘉道时期上承所谓康乾盛世，下接丧权辱国的中国近代百年历史，正好处在由盛入衰的转折点。嘉庆、道光及其官僚集团，对当时世界形势的认识，对国内政局的掌控，对国家和社会发展与走向的把握，并由此而制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外交、民族等诸多方面的政策，以及这些政策实施的效果，无不成为影响清王朝的命运的重要因素。研究这段时期的历史，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楚地明了中国近代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落后挨打局面的根源，有助于我们吸取清王朝因各种制度的严重缺陷以及因循守旧思想和昧于世界大势而最终走向衰败、走向灭亡的教训。
一切历史都不是孤立地存在的，都有其来龙去脉，有它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趋势。写作此书时，我试图把清嘉道时期的政治危机放在广阔的时空上去考察，也即放在整个清代来分析，放在整个中国几千年封建君主专制的大系统中去分析。不止如此，我还认为须把此段历史放在此时的世界的格局中，特别是西方世界的格局中来分析，由此希望得到比较客观的历史结论。
还有两点我须作点说明。
第一，我认为清嘉庆、道光时期已出现了全面的政治危机，而且认为清嘉庆、道光时期之所以出现全面的政治危机，与中国几千年皇权专制制度有密切的关系，与清最高统治者的治国思想的落后、治国方略的陈旧有密切关系，与闭关锁国、傲慢无知、完全昧于世界大势和世界潮流有密切关系。我试图从深层次上剖析此时政治危机之所以全面发生的原因，从更广阔的时空上来分析掌握此时政治危机的深层根源。
第二，我认为清嘉道时期的政治危机，与以往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兴衰的周期循环有相同之处，更有不同之处。此时的政治危机是一种中国王朝末世的政治危机，同时也是一种中国几千年来皇权专制的制度性危机，也是中国历史从古代到近代、开始步入世界历史大局的转型期的政治危机。
我在研究时遵循如下理念：
一是本书把清嘉庆、道光两朝共五十四年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考察和分析，并不把1840年以前纳入中国古代史、1840年以后作为中国近代史来研究。这种整体研究，我想将有利于准确把握这段历史。
二是本书在分析政治危机的根源上，试图从深层次根源如制度根源、文化根源以及治国理念、治国方略等宏观层面进行剖析，希望得出较为客观的历史结论。
三是本书试图从历史学、政治学的角度剖析清嘉庆、道光时期的政治危机，我想，这样就有可能从学理上更好地把握这段历史。
这些尝试是否成功，不得而知，可能事与愿违，是失败的尝试。这些就只能交给读者去评判了，如果还有读者的话。
史学界几乎一致认为，治史是为现实提供借鉴，也就是以史为鉴。但我一向对以史为鉴的乐观态度感到不乐观。很多国人是健忘的，鲁迅先生对此早有洞见。
中国皇权专制主义历史的悲剧不断重演，而且是恶性循环，越往后越坏，而不是越好。我之所以治史，就是要揭示这个真相。
范仲淹写过两篇文章，一篇是《岳阳楼记》，一篇是《灵乌赋》，把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两个优良品质总结了出来：一个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个是预卜社会凶吉，发出呐喊，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我想，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和忧乐情怀是值得永远崇敬和发扬光大的。
正因为有这种认识，我就下定决心把这本《清嘉庆道光时期政治危机研究》写出来，并由岳麓书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