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同担任”：精神股份制打造的“金字招牌”
时间：2021-04-18 07:57:3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内容摘要 作为一代名刊，《新青年》杂志在历史上曾演绎了一幕幕金戈铁马、鼓角争鸣的思想故事。回溯历史，杂志的运作经营不但具有“物质股份制”的成分，而且灌注着生气淋漓的“精神股份制”神采。由此也才成就了因为同仁所以辉煌的“金字招牌”——《新青年》。在“公同担任”的《新青年》编辑部里，“精神股份制”下的启蒙运作规则使得杂志同仁在现代性发展问题上各自的思想也得到淋漓尽致的演绎，从而形成了思想史上难得的学说争鸣、思想互补的局面。但这种“公同担任”的局面伴随着主编陈独秀的出狱视事、南下办刊而逐渐消解，众同仁为了《新青年》这个“金字招牌”的分合存续开始了又一轮的思想纷争。
关 键 词 “公同担任” 精神股份制 《新青年》杂志
作 者 张宝明，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南开封 475001）
1915年9月，陈独秀从日本回到上海。辗转迂回，通过亚东图书馆的总经理汪孟邹介绍，他认识了群益书社的老板陈子沛、陈子寿兄弟，由此创办《新青年》杂志，以主撰身份撑起一把伞，赢得了一片独立的天空，开启了20世纪启蒙思想史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时值1936年，亚东图书馆和求益书社联袂重印《新青年》，在一则“通启”中这样广而告之：“我国近四十年来有两大运动，其影响遍及全国，关系国运：一为戊戌政变，一为五四运动。此两大运动之由来，因其先有两种有力杂志倡导之，前者为《新民丛报》，后者则为《新青年》杂志。”[1]与此同时，商家也不忘火借风威的营销模式，胡适的现身说法无疑起到了活体广告作用：“《新青年》是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划分一个时代的刊物。最近二十年中的文学运动和思想改革，差不多都是从这个刊物出发的。”[2]其实这也不是胡适为推销事功而夸大其词。早在1923年10月，胡适《给〈努力周刊〉编辑部的信》中就有其一以贯之的“成见”：“25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创造了三个新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民报》与《甲寅》还算不上。”[3]的确，无论是褒是贬的何种党派、无论是持何种观点的学者，无论是思想史家还是出版史家，都不能不为《新青年》这样平台创制了社会与经济效益双赢的奇迹拍手叫好。
就是在今天，学界同仁每每提及《新青年》，还是都掩饰不住发自内心的一种由衷敬意：一是思想史上那些闪亮登场的字眼排列组合成了一轮最为壮丽的精神日出，撩动并加速我们的心跳，二是出版史上发生的当红奇迹无法阻止我们的好奇心。遥想“新青年派”知识群体搭建的历史世界，故事林林总总，撇开其逶迤曲折，我们摭拾其最为鼎盛的“同仁”时期作为我们触摸的对象：在“公同担任”的编辑部里，“精神股份制”下的启蒙运作规则演绎出了一幕思想史上金戈铁马、鼓角争鸣的故事。一个世纪之后，仍是人文知识分子挥之不去的历史记忆。
一
1915年9月，《新青年》杂志创刊，其初创名为《青年杂志》，后因触及同名刊物的版权才改为后来广为人知的名字。出道前后的“她”也曾有过鲜为人知的不受待见的遭遇，而以“主撰”定位的陈独秀一文不名，二次革命后的他为生计四处奔波。尽管在亚东图书馆老板面前信誓旦旦地宣称“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改观”[4]，但汪氏家族企业还是转嫁给了群益书社的陈氏家族。虽说不是嫁祸于人，但总有穷困潦倒、走投无路之嫌。要知道，当年出版商的压力丝毫不亚于今天互联网时代的出版社。在商家那里，“硬通货”才是硬道理。要把启蒙的生意做大需要多重元素的协力，其中有几个基本要素迫在眉睫：一是基本的运转经费，二是优质稿源，三是编辑队伍，四是发行人手。其中最为关键的尤以前两者紧要。
陈独秀一人担当时期时刻不忘两个发展主题：一是资本，二是人才。首先是北上集资，为杂志的运转奔波。汪原放这样回忆：“1915、1916年间，酝酿过一个‘大书店’计划。起初曾有群益书社、亚东图书馆、通俗图书局三家合办之议，未果。后又打算群益、亚东合并改公司，并由此而有仲甫、孟邹北上之行。”[5]对此，我们从陈独秀致友人胡适的约稿信中可以得到佐证：“弟与孟邹兄为书局招股事，于去年十一月底来北京勾留月余，约可得十余万元，南方约可得数万元，有现金二十万元，合之亚东、群益旧有财产约三十余万元，亦可暂时勉强成立，大扩充尚须忍待二三年也。书局成立后，编译之事尚待足下为柱石，月费至少可有百元。……《青年》、《甲寅》均求足下为文。”[6]陈独秀从一开始酝酿《新青年》就已经就把自己摆进去，成为捆绑式的“股东”了。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主撰“招财”与“招才”互为表里、双管齐下。
如上所述，“招股”是为了延揽“柱石”，而“柱石”又可以为市场化的运作提供卖点的品牌支撑。汪孟邹给胡适的另一封信足见主撰“招股”与“招才”并行不悖的急切心理：“陈君盼吾兄文字有如大旱之望云霓，来函云新年中当有见赐，何以至今仍然寂寂，务请吾兄陆续撰寄。”即使转达，求贤若渴的焦急心情仍跃然其上。主撰在2卷1号的扉页上以两则《通告》更是将人与事的“互为表里”逻辑构成暴露无遗。《通告（一）》云：“得当代名流之助，如温宗尧、吴敬恒、张继、马君武、胡适、苏曼殊，诸君允许关于青年文字皆由本志发表。嗣后内容，当较前尤有精彩。此不独本志之私幸，亦读者诸君文字之缘也。”这个“广告之后更精彩”的自我标榜看似简单，其实它是将“一时名彦”作为卖点捆绑推销。尽管这些作者不可能签订买断的协议，但“文字皆由本志发表”的“通告”却给人以尽收网底之感。这种以名家托举品牌的战略眼光，也不难从其与大腕作者胡适的君子协定中窥见：“他处有约者倘无深交，可不必应之。”言下之意，“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恰恰在这里，我们能触摸到主撰捉襟见肘的痛处：经济上惨淡经营，稿件上等米下锅。钱荒和稿荒的双重压力使得《新青年》面黄肌瘦，即偶泛红晕，也不过是涂脂抹粉后的虚胖。
二
说起《新青年》的华丽转身，那是在陈独秀北京“招股”不成反被人招的1916年年底。蔡元培的轮番轰炸让一意孤行的陈独秀终于服下软来。1917年初，他携带杂志就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编辑部移到北京。从此，《新青年》一改门可罗雀的冷清，无论是作者、读者还是编辑队伍都开始趋向门庭若市。从《新青年》驻北到“轮流编辑”，从“容纳社外文字”到“不另购稿”，从作者和稿件“俱乏上选”到切实“尤为精彩”，“《新青年》愈出愈好，销数也大了，最多一个月可以印一万五六千本了（起初每期只印一千本）”[7]。由此，如日中天的当红杂志也在不经意现出了“前恭后倨”的原形。探其究竟，《新青年》进入了“公同担任”的同仁期，也就是笔者标意的“股份制”时期。所谓“股份制”，是指以入股方式把分散的，属于不同人所有的生产要素（诸如场地、设备、材料、技术、人员、资金等）整合起来、统一使用、合理经营、自负盈亏，按股分红的一种经济组织形式。这里所说的“股份制”入股方式不是我们通常说的厂房、设备、资金等“物质”，而是以各自的知识、思想、观念、信仰等精神产品作为股份投稿《新青年》，这即是我们标题昭示的“精神股份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