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国宝南迁轶事
时间：2021-05-05 07:55:05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鲸吞东北，虎视华北。北平，这座历经沧桑的历史文化名城黑云压顶，日寇铁蹄的跫音已是清晰可辨!国难当头，深藏于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馆的珍贵文物、档案、文献等的安全问题已成燃眉之势。为此。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呈请南京国民政府将故宫重要文物转移到南方安全地带，避免落入敌手，或毁于战火。自此，从1933年2月到1949年元月，故宫博物院文物先后经过南迁、西移、东归、北运、迁台，其时间之长、数量之大、艰辛之巨，都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伟大壮举!本文依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行政院档案，主要着墨于南迁文物与沪、宁等地的不解之缘。史海钩沉，以飨读者。
南迁文物三顾金陵
1933年2月，一个料峭的寒夜。在相关押运人员、监视员、大批宪兵和故宫警卫的严密护卫下，满载首批南迁文物的专列由北平前门火车站徐徐驶出。18节车皮里，大都是故宫的珍贵文献、书画还有古籍善本，可以说每一件都是价值连城，其中更有贵为无价之宝的全套《四库全书》。文物列车一路悄然潜行，夜间逢重要关口车内一律熄灯，车顶四周架有机关枪，车厢内遍布持枪宪警，沿途所有列车都要给文物专列让道。一路紧张辛苦自不待言，而当火车终于抵达南京浦口站的时候，押运官却收到了原地待命的通知。在焦急等待了20来大后，终被告知因南京没有符合条件的合适存放地点，文物将被迫转运至上海法国租界存储。难道偌大的南京城居然容不下这2000箱南迁文物?中华文物还非得仰外人鼻息?非也!原来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这故宫义物南迁牵扯到相关人士的切身利益，为从中渔利，太多的人在暗中争夺文物存储的权利。暂时迁往上海，是相关各方妥协平衡的结果。“国宝迁沪”派的代表人物行政院长宋子文为平息纷争，公开表示“北平安静，原物仍运还”。这是故宫南迁文物与金陵古城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宛如蜻蜓点水一般倏忽掠过。
文物存放上海，不过一时权宜之计。“查上海一埠，华洋杂处，夙多莠民，为时既久，难保无窥伺之心。”再加上“每逢夏令，黄梅应候，霉蠹发生，滋蔓极速。”因此，国民政府行政院接受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的提案，决定从速筹没故宫南京分院并建筑南京库房。自1935年起，南京朝天宫保管仓库开始修建。对南迁文物的新家，国民政府可谓不惜血本，库房设计与时俱进，“拟仿欧美最近新法，采用书库钢架式。计造四层库房，全部材料均采用钢骨水泥。新库式样略采中国式建筑意味，融合朝天宫之旧建筑，以增美观。”同时警戒防范措施也是一流的，采用了当时国际上最先进的“紫外线电光警铃”。库房的建造进行了公开招标，除库门由美国约克银箱银库公司制造外，其余多由上海的公司中标。如“人造空气机件暖气卫生设备由上海清华公司、通风设备由上海北极公司承揽”。
1936年底朝天宫库房落成，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宣告成立。“存沪古物移京存入新库”，终于告别了寄人篱下的窘境。这是故宫南迁文物第二次光临南京，但可惜好景不长，抗战全面爆发后，日本侵略军逼近南京，刚安顿好的故宫文物再度踏上迁徙之路，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的工作人员“历时两年，辗转万里，备尝艰辛”，分水陆两路，将朝天宫库房里的百万件南迁文物安全送到了四川的峨嵋、乐山和贵州的安顺等偏远地区。日军占领南京后，朝天宫库房尚有少量来不及抢运的文物被日军接管，其中包括康熙、乾隆时期的西洋贡品和清宫玉牒、内务府档案等南迁文物。贪婪的侵略者甚至将朝天宫正殿屋脊两端上的建筑构件“吻鸱”拆下，运回日本。
1945年抗战胜利后，藏在川贵大后方的故宫南迁文物又踏上了返宁之旅。从陪都重庆返回首都南京，全程3000多公里，不仅要走水路，还有崎岖漫长的山路，精贵的国宝多有“粉身碎骨”之虞，因此国宝返京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打包装箱。最终还是采用了琉璃厂老古玩商的独门绝技：将每件国宝均以数层棉纸包裹，外面再用草绳层层缠紧，依次装箱后，在空隙间填充棉花，最后再钉盖贴封。如此这般，经过两个月的长途跋涉，故宫南迁文物又第三次来到阔别有年的南京城，还是存放在朝天宫仓库。
1948年，蒋介石在即将撤离大陆之前，授意将在南京的南迁文物精华2972箱运往台湾，之后以这批去台文物为主，成立了台北“故宫博物院”。解放后，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撤销，代之以南京办事处。滞留在南京的余下的一万多箱故宫南迁文物开始陆续运回北京，至今仍有2211箱近10万件文物留在南京朝天宫库房，其中以明清官窑瓷器为主，由南京博物院代为保管。
“沪上寓公”全面盘点
1933年3月5日，故宫博物院及北平古物陈列所第一批南迁文物抵沪，存放于法租界的上海天主堂街(今四川南路)26号中央银行堆栈。堂堂中华国宝，却要委身于外人屋檐下，实在是有难言之隐。不过洋人的“奇技淫巧”并不仅仅体现在船坚炮利上，其修建的仓库也端的是坚固无比!据说库房有两个圆形大铜门，有360多位数的密码，极其复杂。在非常时期，文物安身之所的安全才是第—位的!这以后，北平故宫博物院驻沪办事处亦随之成立，故宫文物共“分五次装运南下，度存沪栈”。
风起于青萍之末!就在“国宝迁向”问题告一段落、“鞍马劳顿”的文物刚歇下脚来不久，国民党内部在文物南迁上的派系之争因“易培基盗宝案”的爆发而达到高潮。尽管历史证明易培基私占故宫宝物纯属子虚乌有，但在当时舆论大哗的情势下；故宫文物的点收审查工作已势在必行并成为各方瞩目的焦点!迫于形势，易培基引咎辞职，避居于上海法租界当起了寓公，一门心思应付官司。
其时，故宫博物院院长一职堪与国民政府五院院长比肩，因此易院长的职缺引来无数艳羡的目光。但呼声最高的金石学家马衡却坚辞不就，最后还是在蒋介石的过问下才勉强接任。1934年1月24日，新院长马衡开始主持上海方面工作。他上任伊始，即抱着“根本改进之决心”，开始同时清点故宫迁沪、留平文物，因为马院长深知故宫文物“不经切实整理，无从议及保管问题。”而“点查不能竣事，则易案真相终不能大白于社会!”
所有存沪南迁文物共计13427箱又64包，而每一箱又有几十上百不等的件数，因此可谓“浩如烟海，点收审查，至非易事!”在马院长殚精竭虑多方奔走下，全面盘点工作逐渐走上正轨。经故宫博物院第四次常务理事会会议决议：“关于点收存沪古物一案，当于一年限期内完成。”并且必须按照以下四点原则严加办理：“(一)点收分组数目交由教育部派监盘委员与故宫博物院驻沪办事处主任商定，但必须监盘委员在场实行严密监视；(二)为增进点查效率，并免除重装时损坏物品之危险起见，故宫博物院应加雇专门装箱人才；
(三)一切点查物品均应详细登记，凡有疑问者，均应注明待审查字样；(四)所有字画应在该件之适当地位加盖印章由教育部颁发，以重信守”。“其他贵重之件应随时摄影备案”!
然而直到1937年6月，南迁文物的全面点查和验收工作才大功告成。计：“古物馆在沪箱件共2631箱，完成点收手续之箱件概按次以‘沪’字编刷新号于箱之五面。是次新编箱号计自沪字第一号挨次编至沪字第二千六百三十一号，并编印点收清册。”依次类推，图书馆南迁箱件1415箱、文献馆南迁箱件3766箱、秘书处南迁箱件5608箱，各件分别用“上”字、“寓”字和“公”字逐一编号并编印“存沪文物点查清册”。或许是巧合，这四字编号合起来正好是“沪上寓公”，不仅字面上颇有些许揶揄和无奈，好像还昭示了文物的命运和老院长何其相似乃尔!
在点收文物期间，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严查所谓的“易培基盗宝案”。江宁地方法院以调换珠宝、据为己有等罪名，对易培基等人提起公诉。由于易培基住在上海法租界内，无法传唤到庭受审，但其在北平、南京、上海的住所都被查封，财产也悉数充公。1935年5月至8月间，法院请来著名书画家黄宾虹帮助鉴定文物真伪，并将认定的赝品、伪作封存起来，共计62箱。法院认为，清宫古物中不应有赝品，因而赝品和伪作必是故宫博物院主管古物的人以伪易真，于是前故宫博物院院长兼古物馆馆长易培基百口莫辩。尽管他多次向中央监察委员会、行政院、司法部等部门提出申辩，但均没有人敢为他说话。
实际上，当初清室善后委员会的点查非常粗略，而清宫藏品中原就不乏赝品、伪作，据此来作为易培基盗宝的罪证未免牵强。公允地说，自1929年2月易培基正式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故宫博物院院长，直到1933年9月他被控盗宝前的这段时间，正是故宫博物院各项业务走上正轨，有较大发展和建树的时期。但囿于种种因素，易培基任内文物盘点工作差强人意，再加上“古物南迁之忙乱事实”，难免授人以柄。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不久，江宁地方法院再次对易培基等人提起公诉，但缺席审判的易培基已含冤病逝于沪上。而此时他一生为之魂萦梦牵的故宫文物又踏上了颠沛流离的旅途。此后，上海、南京沦入日寇之手，国民政府各部门纷纷西迁，这个案件也就不了了之，最终以“不予受理”而告终!
国宝巡展举世惊艳
文物不仅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私有财富”，它还属于全世界，是全人类的“共同宝藏”。可是由于时局关系，这些“南迁”的宝物却纡尊降贵，尘封在库房里，过起了“沪上寓公”的隐居生活。别说世界人民无缘得见，就是本国民众，也无法品赏这些精美的瑰宝。但常言说，是金子，就总会发光!故宫的南迁文物“卧薪尝胆”，终于等来了令世人惊艳的一天!
1934年，为了庆贺于次年举办的英国国王乔治五世继位25周年的银禧庆典，英国资深的中国艺术品学者、收藏家戴维爵士(Sir Percival David)发起组织了一次规模空前的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并向中国方面发出了邀请。在这里，有必要交代一下相关历史背景：经过清末民初的文物流散狂潮，到20世纪30年代，流失海外的中国古代遗珍数量之多已有如恒河沙数，欧美东洋所积累起的中国艺术品收藏几可与中国本土相匹敌。单拿这次展览来说，以英法为首的14个国家送展的中国艺术品就多达2344件!就发起人戴维爵士而言，其私人收藏中藏有元代青花云龙纹象耳瓶，仅此一件，便富可敌国!因此戴维发起该展览的目的意味深长，虽然在致中国方面的备忘录里其号称办展是为了“谋中国艺术品之国际欣赏，藉以增进中英感情”，但又何尝没有炫耀之意甚或窥探之嫌呢?
要不要应邀到国外举办文物展呢?经过反复斟酌，南京国民政府决定以传播中华文明，提升国家形象为目的，从故宫南迁文物中“选取书画金石陶瓷各项珍品，运往英伦”参展。为此，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长蔡元培召集理事会议，决议“关于选取故宫物品参加英伦中国艺术展览会，如英国政府对于物品之安全，自起运之地点起，能负责充分保障，则可赞同!”为保证国宝的万无一失，南京国民政府“迭电驻英郭(泰祺)公使详加磋商”。经协商，中英双方就展会达成共识，决定组成由“两国元首为监理，两国行政首长为名誉会长”的专门理事会管理一切，公推李顿爵士为理事长，由英国海军派遣军舰负责押运多达93个集装箱的中国参展文物，并在伦敦艺展前后分别在上海和南京各举办一次展览，同时配套印行《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出品图说》。值得一提的是，时隔70年后，这套193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精印的四巨册蓝缎烫金本《展品图说》也成了“文物”，在拍卖会上风光无限。
这是故宫也是中国文物首次大规模出同展览，因此南京政府予以了高度重视，专门成立了“伦敦中同艺术国际展览会筹备委员会”，由王世杰担任主任委员。该委员会在上海外滩仁记路(今滇池路)口中国银行故址设立了驻沪办事处，并租用了中国银行仓库三大间，以备临时存储参展文物。筹委会专门委员经过精心遴选，选定了最能代表中华文明的735件古物，包括西周晚期毛公鼎、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等故宫藏品中的顶级珍品。在出发之前，这批蛰伏多时的国宝在上海中国银行故址举行了为期四周的预展，一时万人空巷，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唤起了久违的民族自豪感!
1935年11月28日至1936年3月7日，中国艺术同际展览会在英同皇家艺术学院的所在地波林顿大厦举行。来自古老中国的绝世珍藏一经展出，便吸引了世人的眼球，在西方社会引起强烈震撼!42万从世界各地赶来的观众躬逢其盛，为之倾倒!他们通过观瞻，加深了对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的认识，也对危亡中的中国人民有了新的了解。
故宫国宝从英伦载誉归来，按照计划在南京进行展览。虽已是七月流火的季节，但首都人民的参观热情却不亚于这“火炉”天气。这是故宫文物巡展的最后一站，远涉重洋都没有发生什么安全事故，现在同到家门口，还是首善之区，更不应该有什么问题了。可就在展览行将结束，一切就要功德圆满之际，意外发生了!
据伦敦中国艺展筹委会提交的记录称：1936年6月29日“下午七点，远东清洁公司工人杨有贵在本会第二陈列室因手持之打蜡拖把汗多滑脱，以致拖把柄尾冲至宋郭熙绢本设色山水画幅上，冲裂破痕一处。……”自知闯了大祸，那杨姓工人是面无人色，要知道就是把他卖了也赔不起啊!不幸中的万幸是“冲裂处尚未脱落”，于是便有了补救的可能。展会的工作人员紧急请来“荣宝斋”的能工巧匠，“当场修补完竣，完整如常，仍行陈列原处。”丝毫没有影响到第二天的展出。
其实这批南迁文物之后又历经了十余年的“流亡”生涯，历尽坎坷凶险!与之相较，这起小事故实在是微不足道。抗战胜利后，经国民政府统计，在日军侵华期间，中国文物损失惨重，而故宫文物的损失却微乎其微，堪称旷世传奇!为保护南迁文物，故宫人及文物所经各地的人们都立下了殊勋，其无量功德将永载史册。
作者单位：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