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胪文献耗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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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是一名“殉道者”，他的“道”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灿烂文化与奋斗不息的历史。郑振铎是一位“疏狂者”，他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始终“疏狂”着。为了从侵略者的魔爪之下抢救与保护中华民族的古典文献，他耗尽了全部心血。他说：“虽所耗时力，不可以数字计，然实为民族效微劳，则亦无悔！”

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郑振铎的身份似乎有不少：教授、编辑、作家……毕竟著名的学术专著《文学大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等均出自于他的手下；又毕竟中外闻名的大型刊物《小说月报》《文学》《文学季刊》等均出版于他的麾下；更毕竟《桂公塘》《海燕》《战号》等脍炙人口的小说、散文、诗歌也均呈现于他的笔下……

然而，在八年的抗日战争期间，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始终以沦陷区上海为“根据地”的郑振铎，其真正的身份又是什么呢？教授？—他已无书可教了；编辑？—他也无书可编了；作家？—他更无书可写了！他曾经引用清代爱国人士龚自珍的一句诗“狂胪文献耗中年”，来概括自己该时所从事的唯一一项工作，来概括自己该时那酸甜苦辣的心情。

“胪”，在古代汉语中的意思是陈列、陈序，这里引申为收藏和保护的意思。也就是说，为了从侵略者的魔爪之下抢救与保护中华民族的古典文献，他耗尽了自己的全部心血。老友叶圣陶称赞他永远“充满着激情和活力”，学生们则异口同声地盛誉他为“宋江式的人物”。

“我不能逃避我的责任”

郑振铎爱好古籍，已似乎成为了他的天性，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余聚书二十余载，所得近万种。搜访所至，近自沪滨，远逮巴黎、伦敦、爱丁堡。凡一书出，为余所欲得者，苟力所能及，无不竭力以赴之，必得乃已。典衣节食不顾也。故常囊无一文，而积书盈室充栋。”

然而，这一切的一切全都发生在—也只能发生在—没有战争与硝烟的“和平”年代。自从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役打响之后，上海很快便成为了地狱—郑振铎就职的暨南大学毁于侵略者的炮火；郑振铎寄存在虹口开明书店的上万册古籍化作了一片灰烬！更有甚者，则是大批文化人士的被捕与罹害—《社会日报》的负责人蔡均徒、沪江大学的校长刘湛恩、《大美晚报》的记者张似旭、暨南大学的教师平祖仁……还有从事救亡工作的茅丽英女士、著名的大律师郁华先生等等，均一一被杀害了；就连鲁迅先生的夫人许广平也没能逃脱魔爪，被日本宪兵队捕去，关押了整整76天！

郑振铎的日子同样也不好过，因为在各种抗日救亡的活动中，他始终是积极分子—他担任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理事，以及后来成立的“文艺界救亡协会”临时执行委会的委员；他被推选为“上海编辑人协会”和“上海战时文艺家协会”的负责人；他与著名教授许地山、瞿菊农等人，发起组织了“中国非常时期高等教育维持会”；他积极参与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复社”以及“社会科学讲习所”等秘密组织的活动……作为一名文人、一名资深的编辑家，他更将自己的精力投入到报刊的创办与书籍的出版工作当中—他与张志让等人联合创办了《中华公论》杂志；不久又与《世界知识》《妇女生活》《国民周刊》等联合，编辑出版了《战时联合旬刊》；他还参与了由郭沫若任社长的《救亡日报》的创刊工作，成为编委会的主要成员之一；孤岛时期，他更是参与领导了《鲁迅全集》与《西行漫记》的出版工作，并于其后成立了“上海作者协会”，编辑与出版了《鲁迅风》杂志和《大时代文艺丛书》……

郑振铎的名字终于进入了敌伪的黑名单—最初是以巨额支票进行利诱，其后则干脆派出特务跟踪与监视。为此，他不得不四处躲藏，八方流浪，吃尽艰辛，饱经风霜。在日记中他写下了这样的话：“……然果无可避，则亦只好听之而已。身处危乡，手无寸铁，所恃以为宝者，唯有一腔正气耳。”这时的他为什么偏偏不走呢？不和朋友们一起转移到大后方？不为别的，为的仍然是心中的那个谁也夺不去的“狂胪”：

许多朋友都走了，许多人都劝我走，我心里也想走，而想走不止一次，然而我不能走。我不能逃避我的责任。我有我的自信力。我自信会躲过一切灾难的。我自信对于“狂胪文献”的事情稍有一日之长。

没有任何的豪言壮语，有的只是“责任”二字—“我不能逃避我的责任。”此时的郑振铎并未在政府机关中担任任何的职务，也未被国家授予任何的保护文献古籍的任务，但是他却以“草民”之身自觉地承担起了这一“责任”，这一捍卫中华民族文化血脉的“责任”。他说了：“我们的民族文献，历千百劫而不灭失的，这一次也不会灭失。我要把这保全民族文献的一部分担子挑在自己的肩上，一息尚存，决不放下。”

其实，要论郑振铎的这次“狂胪”的动因，还应该追溯到1932年的“一二八”上海事变。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不仅焚毁了著名的东方图书馆以及商务印书馆的编译所，就连他本人位于东宝兴路的寓所也遭到了日军的搜查—书箱被刀斧劈开，多年来精心收藏的有关民间文学的资料损失殆尽！……不承想才过了五年，战火竟再一次地燃烧到了这片江南文人的渊薮之地；文献古籍的大量破坏与散亡，成为了悲痛而凄怆的事实。郑振铎的焦虑可想而知，他不仅要时刻担心着它们的散佚，更要时刻担心着它们的流向：“这些兵燹之余的古籍如果全部落在美国人和日本人手里，将来总有一天，研究中国古学的人也要到外国去留学，这使我异常的苦闷和愤慨！更重要的是，近言之，则资其调查物资，研究地方情形及行军路线；远言之，则足以控制我民族史料及文献于千百世！”

就这样，视保护国家文化遗产为己任的郑振铎，开始了他“举鼎绝膑”的战斗—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他将主要精力放在罗致与访求各类古籍上；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他的主要工作则是悉心保全与整理之。

其中仅以他搜购到的“精品”来看，即可开出这样一张长长的书单—

《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

明刊《古女今范》

明刊孙矿朱订《西厢记》

明万历版《元名家诗集》

明万历版《古诗类苑》

明万历版《皇明英烈传》

明万历年间彩印本《程氏墨苑》

明崇祯年间彩印本《十竹斋笺谱》

……

就拿那套《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而言，一共64册，包括了242种元明时期的杂剧；尤为珍贵的是，其中近一半者已是湮没数百年的孤本，仅元人之作即达29种。郑振铎将这一收获比喻为“不下于‘内阁大库’的打开，不下于安阳甲骨文字的出现，不下于敦煌千佛洞旧抄本的发现”。作家徐迟的比喻就更加具体了：“你能想象吗？这是多么惊人的发现！仅仅发现了莎士比亚的一个签名，全欧洲即为之骚动。如果发现的是莎士比亚的一个从未见过的剧本，你想，又将如何？然而文艺复兴距今不过三四百年，我们的元代，至今却有六七百年之久。”

为了得到它们，郑振铎花费的心血真是一言难尽。他不仅要与破坏与掠夺它们的侵略者争抢，与里通外国的汉奸卖国贼争抢，与唯利是图的书商们争抢，还得时时为自己的“吝囊羞涩”而悲哀，而无奈—此时的郑振铎仅仅只是一介文人，一介书生，远非腰缠万贯的大亨，因此对于书商们的“狮子大开口”—少则数千、多则上万的价格，更多的时候只能是望洋兴叹。在他留下的文字中每每有着这样的记载：钱款不够时，他“焦急得有三夜不曾好好的睡安稳”；如愿以偿时，他“简直比攻下了一个名城，得到了一个国家还要得意”，“心里是那么温热，那么兴奋，那么紧张，那么喜悦。这喜悦简直把心腔都塞满了，再也容纳不下别的东西”……

身无长物的郑振铎究竟是从哪里弄来的钱款？又究竟是如何“买”下这些价值连城的宝物的？其中除却曾获得过一笔由教育部和中央图书馆拨给的资助款外，他的渠道不外乎如下四种了—第一，依靠自己的节衣缩食。以购买明刊本《古女今范》为例，他便花去了全家人整整半个月的生活费。第二，向私人或公家借贷。以购买《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为例，当时教育部的那笔购书款尚未到达，他则向同事们借了1000元作定金，又向暨南大学借了9000元作为首付款。第三，采用“剜肉补疮”的办法以救眼前之急。其中被“抵押”者多是他多年珍藏的善本书，最终无钱赎回时，便只能是“顾此失彼”了。第四，出让给国家图书馆。权衡二者之轻重，毕竟要比个人收藏更安全更保险，例如70种明清刊本的杂剧传奇和十余种明人的文集，便是忍痛割爱，分作两批“出让”给了北平图书馆……

然而，抵押也好，出让也好，它们毕竟都是自己视如生命的收藏。儿子郑尔康当时年纪尚幼，却能清楚地记得—“每逢卖书的前夜，在小楼上昏暗的灯光下，父亲默默地打点着一捆捆第二天就要和他永别的书。他深情地望着，抚摸着这些与自己朝夕相处的宝贝，似乎一下子老了十岁。”

“创立了整个的国家图书馆”

然而这样的“剜肉补疮”，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如此的浩大工程，也毕竟不是郑振铎一人的力量所能完成。为此他必须要寻找到坚强的靠山，寻找到有力的支持。—于是，他首先通过各种渠道与国民政府的有关人士取得了联系，自购买《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之后，教育部与中央图书馆又陆续拨发了一定的钱款，大大地缓解了燃眉之急；其后他又开始在友朋中活动，以争取众人的支持。……这天是1940年的1月19日，郑振铎与商务印书馆的元老张元济（菊生）、光华大学的校长张咏霓、暨南大学的校长何柏丞、北京大学的教授张凤举等人秘密聚首，正式成立了一个组织—“文献保存同志会”，并详细地制订出了工作的计划与奋斗的方向：

原则上以收购“藏书家”之书为主。未出者，拟劝其不售出。不能不出售者，则拟收购之，决不听任其分散零售或流落国外。……购书决不能拘于一格，决不能仅以罗致大藏书家之所藏为限。以市上零星所见之书，也尽有孤本、善本，非保存不可者在，不能顾此失彼。……凤举与予，负责采访；菊生负责鉴定宋元善本；柏丞、咏霓则负责保管经费。

于是乎一场新的战斗—以集体的力量共同出击的战斗又开始了！在短短的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他们的战绩灿烂辉煌，借用郑振铎的“狂言”，则是“创立了整个的国家图书馆”—“虽然不能说‘应有尽有’，但在‘量’与‘质’两方面却是同样的惊人。” 郑振铎的“狂言”并非妄语，据业内人士评价：能够进入高标准之“善本”书库者，高达4000种左右，足以抵得上苦心经营了数十年的北平图书馆的馆藏了！郑振铎的兴奋实在是难以掩饰，但为了保密，为了不让发国难财者有可乘之机，他只能是关起门来“偷着乐”：

有一个时期，我家里堆满了书，连楼梯旁全都堆得满满的。……北自山西、平津，南至广东，西至汉口的许多古书与文献，没有一部重要的东西曾逃过我的注意。我所必须求得的，我都能得到。那时伪满的人在购书，敌人在购书，陈群、梁鸿志在购书，但我所要的东西决不会跑到他们那里去。

但是很快，新的问题又出现了：这么多的古籍与文献，将如何保管？又如何收藏？郑振铎的第一步工作，则是先为它们寻找到一个安全的藏身之所—这便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总经理简照南的私人花园，他们租下了其中的一幢名为“法宝馆”的三层楼房，既作为“文献保存同志会”的办公地点，又作为存放与藏匿古籍的秘密书库。这座名为“觉园”的私人花园，抗战期间成为佛门弟子的聚会场所—西边是一佛堂，此时变为“上海佛教净业社”；南边的法宝馆，原本是收藏古代法器法物以及佛像和佛经的地方，郑振铎之所以选中它，正是因为它具有这样一层相当可靠的保护色。

然而不管再怎样隐蔽，这些如同和璧与隋珠般的珍贵书籍大量集中在已经成为“孤岛”的上海，终究不是长远之计；更何况自1941年起，战争的局势越来越险峻，令人担忧的消息也越来越频繁，郑振铎和他的“同志会”不得不做出新的部署与安排—

第一，将其中“国宝”级的图书秘密转移出上海。

这一“偷运”工作主要分作两批进行：第一批委托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徐森玉自上海返重庆时随船携带，共计两大箱，80余种典籍。抵达陪都后，曾举办过一个展览会，颇令参观者震动不已。第二批则是通过邮局寄往香港大学，委托在那里工作的许地山“中转”至美国暂行庋藏。这一批的数量非常大，其中明刊本与抄校本共计3200余部，仅仅打包就花费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当年在邮局工作的唐弢亦加入了这一秘密工作—郑振铎委托他于暗中进行保护，以防止日伪特务的检查，或于途中发生意外。

第二，将其中最为珍贵的文献影印出版。

对于文化遗产的抢救，除却保存之外，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化身千百，流布人间”。为此郑振铎曾拟就了多条计划，但有碍于时局的艰涩，仅与上海精华印刷公司（即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的化名）联手，影印出版了《玄览堂丛书》第一集，共计10函，120册，内收明代的古书与抄本34种。谈到印刷与出版，郑振铎还有一项重大之举，足以震惊业内—仅凭他个人的力量，竟自编自印了四卷本的《中国版画史》和20册本的《中国版画史图录》（后因太平洋战争爆发，只问世了16册），交由上海良友复兴图书公司出版发行。这里所说的“版画”，即中国古代的木刻画，郑振铎的目的非常明确：“在我国已出版的中国艺术史上，都没有谈到版画的；欧美人和日本人写的中国艺术史，版画也从未占据过一行半页的地位。为什么世界版画之鼻祖，且雄踞版画史最高座的中国版画却无人注意呢？因此出版这样一套书，将是中国美术出版史上的一大创举！”

又是一项“不能逃避的责任”！曾经在“良友”工作过的赵家璧是位有心人，为了进一步了解当年郑振铎是如何将这1300多幅版画用“珂罗版”印刷成书的，他专门采访了有关的技术工人—“珂罗版是近代印刷术中最早适用于复印图版的。把原作用照相机摄成底片，然后在太阳下晒制在涂过感光胶的玻璃片上，再翻印在石头上，以纸覆盖其上即成，所以又名石印；都是手工操作，一次仅能印二三百幅，需要一天的时间。”

“颇有殉道者的感觉”

上海的正式沦陷是在1941年的12月8日。自这一天起，不仅继续印书的计划被彻底破灭，“文献保存同志会”的活动也不得不被迫中止。郑振铎在文章中这样写道：“一则经济的来源断绝；二则敌伪的力量已经无孔不入，决难允许像我们这样的一个组织有存在的可能；三则为了书籍及个人的安全计，我不能不离开了家，我一离开，工作也不能不随之而停顿了。”

郑振铎真正地离开自己的家，是在一个星期之后—家中的藏书是他的命根子，不把它们安顿妥当，他是不会先行逃匿的。这天是12月16日，所有的书籍、所有的账册和书目均被转移到了安全之地，接下来该轮到他自己了—“我没有确定的计划，我没有可住的地方，我没有富余的款子。”他默默地拎起一个小包，里面只有几件换洗的衣物和日常的梳洗用具，他恋恋不舍地迈出了家门：

这时候我颇有殉道者的感觉，心境惨惶，然而坚定异常。太阳很可爱的晒着，什么都显得光明可喜，房屋、街道、光秃的树，虽经霜而还残存着绿色的小草，甚至街道上的行人、车辆，乃至蹲在人家门口的猫和狗，都觉得可以恋恋。谁知道明天或后天，能否再见到这些人物或什么的呢！

“殉道者”之说也并非妄语，自这天起，他开始隐姓埋名，开始东躲西藏，开始了长达四年的蛰居生活。—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有时，似觉得有人在后面跟着，简直不敢回过头去。有时，在电车或公共汽车上，有人注意着时，我也会连忙地在一个不相干的站头上跳了下来。我换了一身中装，有时还穿着从来不穿的马褂，眼镜的黑边也换了白边。不敢在公共地方出现，也不敢参与任何的婚丧寿宴……”然而，他坚持下来了，不为别的，只为那个“不能逃避的责任”；不信别的，只为相信：“一个国家有国格，一个人有人格。国之所以永生者，以有无数有人格之国民前死后继耳。”在这四年的隐居生活中，他默默无闻地却又坚忍不拔地完成了这样几项工作—

第一，想方设法继续抢救散佚的文献。

没有了政府的拨款，他只得继续“剜肉补疮”。先是咬牙购得《道光二十六年日月刻度通书》，以及明代嘉靖版黑口本《秦词正讹》残卷等一批文献资料，其后则集中力量专事搜购清代的文集。1944年他在《清代文集目录·跋》中这样写道：“此三年中，志不旁鹜，专以罗致清集为事。三年心力，毕耗于斯，而财力亦为之罄焉。力所不及，则缩食节衣以赴之，或举债以偿之，或售去他书以易之。”几多艰辛尽在不言之中，但几多欣慰亦尽在书架之上—至1944年的夏天，他所搜购到的文集，虽未能达到预先制定的1000种的目标，却也有了830多种。

第二，悉心整理已经抢救在手的文献。

抗战结束后，郑振铎在《求书日录》一文中写有这样一句话：“我并没有十分浪费这四年的蛰居时间。”如果为之作注，这便是他在这段深居简出的日子里为手边的古籍做了大量的整理工作。他写题跋，写札记，更在每天的日记里详细地记录下对于版本及内容等方面的意见。仅以题跋为例，则有：《〈道光二十六年日月刻度通书〉（一卷）跋》《〈秦词正讹存〉（一卷）跋》《〈艺风藏书再续记〉（一卷）跋》《〈素园石谱〉（四卷）跋》《〈百家词〉跋》《〈中国绘画史〉跋》《〈明季史料丛书〉序》《〈明清两朝画苑尺牍〉跋》《〈清代文集目录〉序》《〈清代文集目录〉跋》……字里行间融入了他数不清的心血。

第三，百折不挠为刊印古籍而努力。

《中国版画史图录》的出版搁浅了，郑振铎并没有灰心，他继续寻找机会为各种古籍的影印刊行而辛苦奔波。在他拟定的计划中有：《诗余画谱》（图录的一种）《书目丛刊》《应览堂丛书》《长乐郑氏汇印传奇》《明季史料丛书》《林琴南余集》《严又陵集》等等，甚至还包括卷帙浩繁的《中国百科全书》—“世界各国无不有百科全书之刊行。……惟我国仅于清末由某书肆印行一简陋之百科全书，迄今四十年，无继起者，诚我民族之奇耻大辱也。”这是他的原话。尽管这张书目最终未能全部实现，但问世者亦不在少数。郑振铎称这一成功为“天倖”，但同时他也坦言，自己的付出“大类愚公移山，精卫填海”。

—郑振铎，1898年生。1919年，在北京铁路管理学校读书期间，投身于五四爱国运动。1920年，参加由李大钊主办的“社会主义研究会”。1921年，与沈雁冰、叶圣陶、许地山等人发起成立中国最早的新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1925年，参加五卅爱国运动，并与沈雁冰、胡愈之等人以“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的名义，创办《公理日报》。1928年，与钱杏邨、冯乃超等人发起组织“中国著作者协会”，为争取言论与出版自由而斗争。1932年，大型刊物《文学》在上海创刊，担任其主编；同年，与巴金、靳以等人在北京创办《文学季刊》。1936年，与鲁迅、郭沫若等人联名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

—郑振铎曾经说过，他是一名“殉道者”。是的，他是一名真正的“殉道者”；他的“道”不是别的，正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灿烂文化，正是中华民族自身的奋斗不息的历史—“亡人国者必亡其史，史亡而后，子孙忘其所自出，昧其以往之光荣，虽世世为奴为婢而不恤；史不能亡也，史不亡则其民族亦终不可亡矣！”

—郑振铎曾经说过，他是一位“疏狂者”。的确，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在没有兵刃的拼杀中，郑振铎始终在“疏狂”着，他“疏狂”出了自己的骄傲，也“疏狂”出了自己的价值—“夫保存国家征献，民族文化，其苦辛固未足埒攻坚陷阵、舍生卫国之男儿，然以余之孤军与诸贾竞，得此千百种书，诚亦艰苦备尝矣。……虽所耗时力，不可以数字计，然实为民族效微劳，则亦无悔！”

（编辑：魏 冉）

作者小传

陈虹，女，江苏作家协会会员，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化史。主要著作有：《陈白尘评传》《管文蔚传》《日军炮火下的中国作家》《日军炮火下的中国文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