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心学”与晚明及新文学思想的勃兴

摘要：在学术界，一般认为现代新文学的兴起主要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而对传统文化在新文化中的延续相对忽略。本文认为，五四新文化既吸收了西方的“科学”与“民主”，同时也继承了传统的根基。晚明新思潮是潜在血脉，是一股一直涌动的暗流。从中晚明以来的王阳明、李贽，直至晚清的梁启超、鲁迅等人构成了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颇为壮阔的史无前例而极为清晰的文化思想图谱，为晚明乃至五四中国新文化与新文学秩序的建立，描绘出了无限广阔的前景与发展空间。

关键词：王阳明心学；晚明思潮；主体意识；新文学秩序的建立

中图分类号：I209.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387(2011)03-0157-04

王阳明“心学”思想对中晚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他“心学”思想，其影响之大之深，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中国文化在晚明时期的变化对近代文化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尽管晚明文化上的变化，没有欧洲文艺复兴那么明晰，那么气势磅礴。但在欧洲从中古转向近代的重要阶段，遥远的东方中国，同样也发生着深刻的变革，具有近代意义的资本主义萌芽也正在孕育中破土而出，封建的传统势力已经奄奄一息，王学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应运而生。王阳明的一些言论，有足够的理由可以证明他为纠正宋代以来所形成的理学作了不懈的努力，为冲破封建的理学与道德的牢笼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一、主体意识的确立

王学的产生，是同他个体生存的环境与社会历史及文化经济背景分不开的。王阳明所处的明代中叶。中国文化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沈善洪和王凤贤在《王阳明全集》的序言中说：“我国明代政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朝廷内部实行残酷的特务，各种特务机构都由宦官掌握。在同这种恶势力的斗争中，王阳明表现了刚正不阿的精神。”在这个过程中，王阳明由最初的学习程朱理学到“出入于佛老”，形成了“或悟格物致知之旨”的“心学”思想体系。他试图挽救明王朝的危机，拯救日趋没落的封建道德。但在社会的实际发展中他最终失望于朱熹学说的“支离决裂”，提出了“致良知”的观点。“正因为王阳明的思想受到当时新经济因素的某些影响，加上他在亲身的经历中，深深感到朱熹为代表的理学，不能挽救明王朝的危机，才倡导他那比较强调人的主体意识能动作用的心学来取代它。”翻所以我们说王阳明的“心学”体系对中晚明的文化转变来说极为重要，尤其是对当时的文人心态的影响是非常关键的一步。“正是这种心学思潮，在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方面起过积极的作用。王阳明一切以‘吾心’出发，以‘吾心’判断是非标准的思想，冲击了长期被朱熹思想所控制的局面，起到了活跃学术空气，解放人们思想的作用。”他在《答罗整菴少宰书》中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

王阳明的这番话，可以有不同意义的解释，但其对解放人们的心理道德束缚而言，是有积极意义的。比如嵇文甫先生就认为：“他居然敢不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而只信自己的心。独断独行，自作主张。什么圣贤榜样，道理格式，都不放在眼里。这种大胆的言论，正可和当时西方的宗教革命家互相辉映。他们都充满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精神。”嗍确实，这一大胆的言论在当时是振聋发聩的。以至于在王阳明之后会出现李贽那样狂傲不逊的晚明思想家，也并不突兀。不过王学之“心学”也受到后世许多人的质疑，“其后果，则可以由于各人的个性和背景而趋向于泛神主义、浪漫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实用主义，甚至无政府主义。这也就是王学的危险之所在。它存在着鼓励各人以自己的良心指导行动，而不顾习惯的道德标准这一趋向。”但我们认为恰恰从另一种角度证明了王阳明学说对当时文化界的冲击力是巨大的。它为明中叶开始到晚清以及五四对传统文化的消解和中国新文化的重建，开拓了一个可能的空间。而在传统文化的解构过程中，传统文人意识的消解是文化与文学从根本上发生变化的基础。

我们认为就王阳明“心学”的本质而言，是为了拯救明代以来日益衰退的封建道德。“在儒学的系统中。人的本质往往首先被理解为理性的本质，存在则常常被赋予感性的内涵；从而，理性对感性的优先，总是与本质对存在的优先相互交错。在正统理学所谓‘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教条中，即不难看到这一点。守节既是对理性规范的遵循，又是对形而上的普遍本质的认同；生死所涉及的则是感性生命及个体存在，在此，理性的至上性与本质的优先完全合二为一。”而王阳明“心学”则不同于传统理学的路向。“按王阳明的理解，人所面对的世界，总是关联着人的存在：‘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以为天地矣。’这当然不是在实存的层面强调外部对象依存于人，它更多地着眼于意义关系。天地本是自在的，作为自在之物，它们往往表现为原始的混沌，亦无本来意义上的天地之分。天地作为‘天地’其意义只是对人才敞开；就此而言，亦可说，没有主体意识及其活动，便无天地(即天地不再以‘天地’等形式呈现出来)。依据心学的这一思路，人只能联系人的存在来澄明世界的意义，而不能在自身存在之外去追问超验的对象；质言之，人应当在自身存在与世界的关系之中，而不是在关系之外，来考察世界。他的“致良知”的理念，显然是强调“良知”固然是存在于人的先验中，但没有后天的行，就失去了它的意义。“良知”为何?就“心学”本质，根据当时环境来说，应当是指向善，目的是为了实现人的“知行合一”。所以他反复强调物的存在(实践)对人的存在的重要性。

按照王阳明的的意思，心中所想就应该在实践中也做到“知行合一”，即内在的“知”不可与外在的“行”分离。他的这种主张和认识，显然是看到了当时社会上许多人言心不一致的弊端，这与明代中叶所发生的社会危机与经济的变化是分不开的。特别是随着明中叶以来商业的发展，城市文化的产生，市民阶层的出现，娱乐业的日益繁荣，愈来愈凸显出传统的封建道德是无法抑制在农业文化看来是有伤道德人伦的社会现象。王阳明的“心学”正是为了解决这一现象应运而生的。不过他一方面在肯定“一切以‘吾心’出发，以‘吾心’判断是非标准”的“吾心”即是理的宇宙本体论。但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以心体转换性体，同时蕴含着从形而上的本质向个体存在的某种回归。”也正是从这种思想出发，晚明的士人发生着自觉不自觉的心态转变，而这些悄然发生的转变，对文学来说是多么重要。甚至一些文人认为文学比什么圣经贤传对人们的作用更为实际而有效。冯梦龙甚至在《古今小说》序中这样认为：“大抵唐人选言，入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里耳，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则小说之资于选言者少，而资于通俗者多，试令说话人当场描写，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再欲捉刀，再欲下拜，再欲决腹，再欲捐金，怯者勇，

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小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噫，不通俗而能之乎?”所以某种程度上讲，晚明文学观，不仅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小说的不正确观念，从人的本性而言，也是一种解放，而这一理论的依据与王阳明的“心学”思想不无关系。

二、晚明以“真”为中心文学思想的形成

人的思想解放，表现出来的最为直接的就是对自我内心本质的重视。比如李贽的文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就继承了王阳明思想中“心”即“理”的思想，他甚至对封建口是心非的满口仁义道德进行了深刻的批评，提倡尊情的直言。提倡“童心”的返朴归真。

李贽《童心说》所提出“人性本私”的观念，对晚明文学的影响是极大的；对晚明文学思想，从理学的古板与教条模式中解放出来有着极大的冲击力。正像刘勰在《文心雕龙》说过的：“人有七情，应物斯感，感物言志，莫非自然。”在晚明，不做作，说自己的话的文艺思想，已经是一种潮流。郭绍虞先生就认为，“此种新的潮流之形成，最基本的当然是由于资本主义萌芽，有新兴的市民阶级；而另外和袁中郎文论，有更直接的关系，又有二种力量：自文学上的关系言，为戏曲小说之发达；自思想上的关系言，为左派王学之产生。前者可与中郎之倾倒于徐文长见之，后者可于中郎之倾倒于李卓吾见之。”

在晚明这一潮流的渲染与影响下。不仅戏曲小说同过去相比，有了浓厚的表达世俗真情的“人”的内心世界的感情，就连小品散文、尺牍等文章也为之一变，在审美趣味上更加人性化，生活化。平民化。

邬国平先生认为“竟陵派”的文学思想重感情，并强调文学对社会的作用，“他们不愿随世沉浮。向往古代淳朴厚实的人伦关系，崇尚一种我行我素的哲理。”这很好地说明了晚明文章在思想感情的叙述方式上确实比以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比如到了明清交汇之际的张岱，其作品就特别注重人民生活、风俗习惯，以至食物，果蔬等许多方面，这种行为“正是旧时代的正宗文士所不屑一顾的。”张岱也正是我行我素的狂狷行为，为后来追随者所称道。他曾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我们从他的这句话中可以足见其为人放达不拘小节，追求本真的思想观念。看似放浪形骸的行为，文不饰非的文风，则体现出张岱与李贽有着内在精神联系，表明晚明文人已不按传统文人所尊崇的礼教为文。晚明文学的这些变革与渐变，可谓潜在的暗流。尽管在清初受到阻碍。尽管从清初到鸦片战争之前。文学的变革似乎走人了停止消歇的徘徊中，但并非是完全停止，这期间也出现过像龚自珍等人与晚明思想有着千丝万缕而割不断联系的文人。到了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中国文化危机的进一步加深，晚明已经形成的那股要求变革的潮流就逐渐浮出历史地表，伴随着晚清的改革迅速放大，成了一种势不可挡的思想潮流，在西潮盛行的背景下，使五四启蒙运动的步伐在思想方面来看，似乎是水到渠成，势如破竹，从晚明思想的渐变，形成了晚清到五四精神的裂变。

三、晚明至五四新文学思想的链接

王阳明“心”即“理”的思想，必然产生后来文人对事物判断的认识。产生了“我即神，一切自然都是自我的表现。”这一思想。把自己的主观认识和自然的表现联系起来，认为自然的客观景物呈现，就是自我内心的主观体现。而我“心”的要求和表现也是最真实的。尽管这一认识，有我“心”即“真”的唯心主义倾向，但他对人们摆脱封建的道德理性束缚而言，又有其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对文学家而言，赋予了更多的想象与联想的艺术发挥空间。我们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谓的“真”对具有浪漫主义精神的文人来说，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与影响力。所以人们很自然就会把中晚明思潮和李贽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启蒙联系在一起。

从社会心理学的层面看，任何一个文化与文学变革转型的时代，都不可避免地出现浪漫与幻想的趋向和情绪；因为他要与过去时代进行告别，就必然会构想一张未来时代的图景。也许这个构图是不切实际的，但他是需要的。像在晚清的梁启超身上就有着某种程度上的这种浪漫表现，尽管梁启超就其本质而言是政治的务实者，但为了实现他的务实政治，他不得不做文学与政治结合上的浪漫开垦。也正是这种多少带有浪漫情怀的理想，为现代文学的产生，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到了五四时期，郭沫若认为“他人已成的形式是不可因袭的东西。他人已成的形式只是自己的监狱。形式方面我主张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郭沫若的这种说法，不仅单纯指形式而言，其中也包含人的精神。正是这种反叛的精神造就了他能够突破旧有思想的牢笼，为新文化与新文学带来了空前的活力。郭沫若的思想认识，其实与他对王阳明的研究与接受是分不开的。他对王阳明的认同不仅是“心学”，甚至对王阳明的教育思想也大加赞赏。他曾经说过：“王阳明对于教育方面也有他独到的主张，而他的主张与近代进步的教育学家学说每多一致。”五四是需要这种大胆的革新主义精神的，尽管这种革新也难免有过激的思想与行为，个性解放是以“求真”的理想体现的，如果没有这种史无前例的破坏旧的一切束缚的求真精神，能成就永垂历史史册的五四吗?李欧梵先生认为中国新文学中充满浪漫主义的倾向，是因为五四文人盲目接受西方所致。我们更应该从中国传统发生变化的过程中去追寻。五四时代的浪漫精神，与晚明已经萌发的“个性”张扬，有某种程度的潜在链接。晚清文人在传承传统的基础上。某种程度上吸收了西学元素，对传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良，或者说这是挽救当时文化危机的一种策略。

从这一逻辑出发，可以解决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即新文学的源流主要来自于西学，还是传承了晚明浪漫启蒙思潮?我们无法否认西学东渐的过程是既成的现实，但我们也不能贸然切断与晚明以来文人思想血脉的联系；如果说五四文学中的主要精神是由西方输入的，那么周作人等五四文人如此热衷于晚明文学的审美趣味，如何解释?胡适先生特别看重明代以来的小说传统，即俗文学的传统，为白话文学从中国传统中寻求依据，又如何理解?

从这一角度看，也许是打开我们思想困惑的一把钥匙。晚清以来乃至五四的文人一定程度上与晚明以来的浪漫启蒙思潮有着天然的对接，只是在这一对接的过程中遇到了许多麻烦，有时走向了停滞与休歇，文化陷入了危机。恰恰这时西学的传人，使文人们从中找到了解决危机的方法与手段，在中国文化自身无法挽救危机的背景下。吸收了方兴未艾的西方物质文明；事实是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先觉者已经发现，想完全依靠西方物质文明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与危机。鲁迅在留日时期写的《文化偏至论》中就说：“近不知中国之情，远复不察欧美之实，以所拾尘芥，罗列人前，谓钩爪锯牙，为国家首事，又引文明之语，征印度波兰，作之前鉴。”之前的严复先生，在1895

年3月4日至9日发表在天津《直报》上的《原强》一文中就指出：“以富以强之机，而迁地弗良。若亡若存，辄有淮橘为枳之叹。公司者，西洋之大力也。而中国二人联财则相为欺而已矣。是何以故?民智不足以与之，而民力民德有弗足以举其事故也。”从鲁迅与严复的言论中，可以明显看到他们对盲目接受西学所带来的弊病表示了担忧。如果说近代是失败的，那么五四何以取得成功，使中国从陷入昏迷的重症中得以缓解；重要的原因是能够把传统与西学进行了成功的对接。可见五四不同于晚明甚至晚清的根本的区别是吸收了西方的“科学”与“民主”，但本质并没有失去传统的根基。基础还是从晚明而来的潜在血脉，或者说它是一股一直涌动的暗流，似乎很难浮出地表，但始终可以感受到它在流动，在文人的潜意识中奔流不息。所以肯定地说，从中晚明以来的王阳明、李贽，直至晚清的梁启超、严复、鲁迅等人的思想构成了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颇为壮阔的史无前例而极为清晰的文化思想图谱，为晚明乃至五四中国新文化与新文学秩序的建立，描绘出无限广阔的前景与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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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校：依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