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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元气到文气:作为艺术创造总体性理论的文气论

    时间:2020-03-28 07:53:35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摘要:“文气”是中国美学和文论的一个基本范畴。自曹丕在《典论·论文》中首次提出这个概念后,“文气”论就成了中国传统中最重要的美学思想之一。但是,如同许多中国古代美学概念一样,文气并没有清晰的定义,它与其他概念的关系也没能得到清晰的界定。时至今日,文气依然难以捉摸,成了东方神秘主义的一个典型例证。为了深入研究这一范畴,我们应该将其置于中国哲学和文学传统的大背景下,运用逻辑分析和哲学思辨的方法,将历史的考察和概念性探索相结合,关注几个核心问题:(1)文气是一个独立的美学范畴,还是玄学概念在文学艺术领域的应用?(2)文气与中国哲学思想和文学创作究竟是什么关系?(3)文气的性质和作用以及美学意义是什么?(4)我们能否通过概念性术语来分析、定义文气,并对文气论进行概念化重构?研究的结论是:文气是审美和创造的总体整合力量,文气论是关于艺术创造的总体性理论。

    关键词:文气;元气;美学范畴;艺术创造;概念研究

    中图分类号:J01文献标识码:A

    “文气”是中国美学和文论的一个基本范畴。自曹丕(187—226)在《典论·论文》中首次提出这个概念后,“文气”论就成了中国传统中最重要的美学思想之一。它对中国文学理论和美学思想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其重要性表现在其对文学和美学的一些重要概念,如气势、气韵、气象、辞气、神气、风骨、风格、格调、传神、入神、神韵等以及对其他艺术门类如音乐、绘画和书法的影响①。但是,如同许多中国古代美学概念一样,文气并没有清晰的定义,它与其他概念的关系也没能得到清晰的界定。历史上,众多学者试图挖掘文气的涵义,却未能达成共识,但是他们仍然为后人理解文气提供了许多值得借鉴的思想。然而,时至今日,文气依然难以捉摸,这似乎是东方神秘主义的一个典型例证:当一个东方现象超越了西方理性思维所能理解的范围,便被委婉而优雅地冠以东方神秘主义的称谓。英国著名汉学家大卫·波拉德(DavidPollard)曾经系统地研究过文气。他的研究涉及了历史上探讨文气的主要学者,但他在自己的研究以后不得不承认:“他们还没有对‘气’的性质和作用达成共识,我自己也不确定是否对‘气’有了正确的理解。”②

    笔者认为,文气之所以难以把握,主要原因似乎是人们把主要的精力倾注于追溯其起源和历史发展,而不太愿意采用概念性的分析方法去研究其内涵与外延。除了少数学者之外,一般不常把它放在中国哲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背景下考量,也甚少探讨其在文学创造的理论语境中的概念性意义。我们不应该继续采用印象主义的方式研究这一范畴在有限语境中的有限含义,而是应该将其置于中国哲学和文学传统的大背景下,运用逻辑分析和哲学思辨的方法,探究其在历史发展和艺术创造过程中的融合,并考察其哲学、心理学、语言学和诠述学等方面的特征,以深入理解其性质和作用。本文通过历史的考察以及概念性探索,主要想探究以下几点:(1)文气是一个独立的美学范畴,还是玄学概念在文学艺术实践中的应用?(2)文气与中国哲学思想和文学创作究竟是什么关系?(3)文气的性质和作用以及美学意义是什么?(4)我们能否通过概念性术语来分析、定义文气,并对文气论进行概念化重构?

    一、关于文气研究的思考

    把文气作为美学范畴研究之所以困难,部分原因是其无所不包的总体性,部分原因是其在历史发展中的流动性。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文气跻身于几乎所有的艺术创作,对文学和艺术的内延和外涵都有所触及。在不同历史时期,文气的内延和外涵也一直在变更。学者们大多认同曹丕是文气理论的创始人,但对于他在理论形成中的确切地位则众说纷纭。当代一位中国学者甚至对曹丕是否将文气归类为美学概念提出质疑,他认为曹丕最初提出文气理念时重玄思而轻文论,可能仅仅用这个词来“区分文学作品的优劣”③。言下之意是,曹丕的文气不过是借用现存的玄学理念来解释文学现象。这个质疑不无道理。确实,文气深深地植根于中国哲学思想,在历史上也从未摆脱中国传统宇宙论的影响。这一质疑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曹丕的文气究竟是一个独立的美学范畴,还是玄学概念在文学艺术领域的借用?笔者认为,曹丕的文气已脱却玄学范畴,成了一个自觉的美学范畴和艺术范畴,这不仅表现在他已通过批评实践把玄学的概念“气”转化为美学的范畴“文气”,而且,文气与玄学的“气论”在本体论和认识论方面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

    这一不同之处可以在与玄学的比较中看出。对中国古代气论的概念性研究之深刻者莫过于宋朝的程颐和朱熹,无论是程颐的“道气观”还是朱熹的“理气观”,都没有摆脱把“道、气”或“理、气”二分的认识。程颐有“有形总是气,无形总是道”之说。④朱熹对气与道的关系也有相似的两分说:“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⑤但是,文气既不是形而上的道或理,也不是形而下的器与物,而是将形上之道与形下之器结合而成的美学概念,它既有超验性,又有内在性,既抽象思辩,又具体形象,既为体,亦为用,是“道气”并蓄,“理气”共存的概念。曹丕把有形之气与无形之道有机结合成一个美学范畴,使得中国美学实现了第一次的自觉,产生了既有玄学作为理论依据,又有批评实践作为支撑的美学原则。

    然而,文气起初似乎侧重于作品中反映作者的写作天赋。曹丕写道:“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⑥在曹丕的其他作品中,文气被理解为作者才气的自然流露。曹丕以一个音乐演奏的例子来阐述他的文气观:“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⑦宇文所安(StephenOwen)对这句话做了恰当的评论:“显然,曹丕在此提出的类比指的是笛子或者管乐演奏,因此,‘气’的重要性既有字面含义又有引申意义。”⑧管乐演奏这个类比让后来学者自然而然将文气与汉语声调和诗歌韵律联系起来。因此,曹丕提出文气概念之后,一些学者将文气解释为声律。陆厥(472—499)在《与沈约书》中就采用了这一解释,他的观点显然是受到了在沈约时代流行的“声律说”的影响。⑨在陆厥和其同时代的学者们看来,声音是气的表现形式,气乃声音的精髓,那么文气就是声律。到了刘勰(465—522)的时代,对文学的自觉探索不仅将文气与作家的天赋密切联系起来,也将其与作家的个性在文字中的反映联系起来。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全面探讨作家个性和写作风格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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