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边界问题
时间：2020-03-28 07:53:47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文学性”的概念最早出现在俄国形式主义批评中。英美的“新批评”学派把这个概念继承下来，成为它们的一个主要的理论范畴。由美国学者韦勒克和沃伦主编的教材《文学理论》译入中国大陆后，“文学性”这个概念就在我国大陆的文学研究界流行开来。
一、 文学边界位移的论争
由“文学性”的概念自然会引发文学边界的问题。文学的边界，这本来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是因为希利斯·米勒在世纪之交来中国时引用德里达“文学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的话语，发表了《全球化和新的电信时代文学研究的未来》、《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存在吗？》两文，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中国文艺理论界的轩然大波。
美国的J·希利斯·米勒教授在大约16年前转述马修·阿诺德的意思后，为文学理论为什么会前途无量曾提供了如下理由：“它是完成下一时期人文学科研究的两项任务的一种十分重要的工具：这两项任务就是档案式记忆的工作和教授批评性的解读，使其成为反对那种将语言现实同物理现实进行灾难性混淆的主要手段，此混淆的一个名称就是‘意识形态’。” 但是到了新旧世纪交替时期，他又宣称“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撇开理论的或者政治方面的思考而单纯地去研究文学已经“不合时宜”了。他又在新著《论文学》的开篇中说：“文学的终结就在眼前。文学的时代几近尾声。该是时候了。这就是说，该是不同媒介的不同纪元了。文学尽管在趋近它的终点，但它绵延不绝且无处不在。它将于历史和技术的巨变中幸存下来。文学是任何时间、地点之任何人类文化的标志。今日所有关于‘文学’的严肃的思考都必须以相互矛盾的这两个假定为基点。”
对于德里达的“文学消亡论”或希利斯·米勒的“文学衰落论”，国内的老一代学者大多不愿苟同而群起撰文反击。代表性的论文有钱中文《全球化语境与文学理论的前景》、童庆炳《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和文学批评会消失吗？》、李衍柱《文学理论：面对信息时代的幽灵——兼与J·希利斯·米勒先生商榷》等。其实，希利斯·米勒的准确想法是认为“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文学的盛宴要结束，但文学尚不至于彻底死绝，其余绪还会延续下去。这样的结论让国内学界不好受，也做出了片面的、绝对化的理解，冠之以“文学终结论”。但是，细读他的具体表述，可以看出，他的看法还是比较辩证的，没有把话说得像德里达那么绝对。我们想一想唐诗、宋词的时代是不是过去了？但不能因为它们过去了就否认至今依然有众多爱好者还在吟诗、填词、作赋的事实。因此，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就可以理解希利斯·米勒说他的观点被误会了，没有被准确理解的话外之音了。
在国内学者中，李洁非用犀利而近于散文的笔调表达的观点与米勒的观点倒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在论及文学的衰微时，以近似于为文学送终的口吻表述道：“原因并不在于使文学现代化犯了什么方向性错误，也不在于还有没有什么更好更周全的办法；归根结底，在现代的文化格局中，文学已注定是一个迟暮老迈的角色，尽管它想方设法保存元气、黾勉自撑，甚至不惜以体衰之身迈开大步来追赶年轻的已不属于它的时代，但是这都不能改变它日薄西山的命运。”“城市文明从始至今一直在不断繁衍它自己的文化品种——报纸、广播、电影、电视直到目前的互联网，从改变人们的阅读口味开始最终发展到使人们远离阅读，当互联网上诞生‘网络文学’和‘传统文学’的概念时，文学这个词虽然还在用着，却已完全被剥夺掉真实性，成为信口意指的一种空壳，实际上将来不会再有什么‘传统文学’的概念，因为整个文学都将成为一个‘传统’范畴。”
由于在“文学是否消亡”的问题上，许多学者在连续地说“不会”，而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传统文学的分量越来越轻、越来越边缘化，所以要为文艺寻找新的“增长点”（金元浦语）。于是，“文学的边界”就成为争论的焦点。
文学是否真的不行了，不再有什么研究价值了？我们还是看看雅克·德里达究竟是怎么说的，然后才好发表评说。
德里达在他的著作《明信片》中借作品人物之口说出了被国内批评者们多方引用的那段话：“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影响倒在其次），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连情书也不能幸免……”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希利斯·米勒对德里达这种惊世骇俗的预言且惊且喜。他是沿着德氏的思路来做出推论的。“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它会继续存在，就像它一如既往的那样，作为理性盛宴上一个使人难堪、或者令人警醒的游荡的魂灵。”德里达的结论颇有警策世人的作用，但是互联网时代会让文学、哲学、精神分析乃至情书都不能存活，则未免夸大了电信技术的僭越力度。情书在未来不一定都必须通过互联网才能传送，通过手机短信、通过QQ、通过广播电台、通过闭路电视、通过报纸都可以传送。何况即便到了“未来的”互联网时代，传统的邮政传递书信业务也不会像古代的驿站那样消失，书面纸媒的书信大全之类的范本、教科书、教学参考书还是会继续扮演其记载、抒情、承传文学信息的符号功能。所以说，德里达之论过于片面化，过于一相情愿，过于脱离社会的复杂多样性。这种结论显得有点异想天开。
但是中国大陆学界似乎也没有准确地理解希利斯·米勒的表述。在笔者看来，米勒显然受到德里达的影响，倾向于德里达观点的主导倾向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他的论调并不像德里达那么绝对，他只是说，“文学研究”作为强盛、繁荣、成气候的时代已经过去，零星的、不能形成大规模文化运动和社会影响力的文学及其研究仍然会存在。他没有说“整个”文学研究都将不复存在，个体的、小规模（与过去曾有过的规模相比）的文学研究还是会存在的。笔者以为，文学处于社会中心地位的亮丽风景而重现新时期文学曾有过的那种轰动效应，这是很难再现的了。但是，文学还不至于趋近断气。因此，对文学的研究将不大会重现20世纪80年代里那种轰轰烈烈的局面，但也并非全然毫无研究价值。
对于上述持论鲜明的两种主张，笔者以为，如下的见解虽然立场不十分明确，但持论相对而言尚属折中公允之论：“文学泛化的范围业已突破了人文社会科学的领域，扩大到整个生活层面。人类‘诗意地栖居’的园地已经不仅仅限于精神上的文学家园，而是逐渐拓展到了现实当中。人们开始在社会生活领域自觉追求生活的诗意化，用充满诗意的眼光观照世界，用诗意的方式构建更为诗意的生活。较之古代的‘泛文学化’，当下的‘泛文学化’更为充分地突显了文学的人文品质，扩大了文学自身的影响。” 有学者认为，文学性是从经典文学的人性探寻和审美创造意义上产生的，“穷而后工”、“愤怒出诗人”是最本真的文学性。现代社会正处于由话语文化形式向形象或图像文化形式的转变中，传统的文化等级秩序虽然被摧毁，文艺对意义的深度追求虽然有所消解，但文学的审美意义在其淡出社会审美文化中心舞台之后，反而更加强烈地凸显出来。
在文学的边界及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问题上，首都师范大学的陶东风教授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文化研究是否超出了文艺研究的范围? 文艺学的学科边界到底怎么样? 二、文化研究从其本质上来看，是否就是一种原来的文学社会学研究和外部研究? 他采取的研究策略是把文化研究分作两种样态:一、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研究以文学为对象,但却不同于传统的研究文学的方法，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文学社会学的一种当代形态；二、无法纳入到严格的文学艺术研究范围之中的文化研究，如对广场、超级市场及民族村之类的研究。他认为，这两类文化研究有其相通之处,即跨学科性、批判性、实践性等，它们都对当代中国的文艺研究产生着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的意义有如下四个方面：一、它使得当代中国的文艺研究超出了传统的文学社会学关于文化、经济、意识、存在的二元模式，而具备了全新的研究视角；二、文化研究对宏大叙事的质疑，使当代中国的文艺研究抛弃了传统文艺学所持的庸俗社会学的简单的阶级还原论，对文艺确定人的身份认同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三、文化研究对我们思考文学的本质开启了一种批判性的视野，它解构了文学本质的神话；四、文化研究所作的使文学、审美、政治、意识形态诸多因素贯穿起来的努力，极大地丰富了文艺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