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广平回忆录与“鲁迅”形象的建构
时间：2020-03-28 08:00:42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早在鲁迅生前，有关回忆先生的文字已然见于报纸。一位名为马珏的小学生，曾于1926年发表过一篇题为《初次见鲁迅先生》的短文，文字清新、充满童真，深受鲁迅喜爱。1936年鲁迅逝世，全国各家报纸杂志陆续发表大批回忆文章，此后每逢鲁迅诞辰与忌日，总有不少鲁迅回忆录问世。
在这些内容翔实、生动感人的回忆鲁迅的著述中，既有鲁迅至亲妻子许广平、兄弟周作人与周建人、儿子周海婴的追忆文字，又有学生孙伏园、萧红、萧军、胡风、唐弢感念恩师的深情文章；既有鲁迅挚友许寿裳的《亡友鲁迅记》，也有论敌梁实秋的《鲁迅与我》、林语堂的《悼鲁迅》；既有国内革命同仁、文化名人、社会名流的大段悼文，又有国际友人内山完造、增田涉、史沫特莱的短篇速记；既有满载男性“铁汉柔情”的文字，又不乏女性感性、细腻的笔触；既有对鲁迅生前小事的近看、细看，又有鲁迅死后关乎纪念与反思的远看、新看；既有新中国成立前大量的个人撰述，又有新中国成立后“左”的思潮影响下的集体创作。
随着鲁迅及其同时代人的相继离世，较高质量的鲁迅回忆新作几无问世。在现存鲁迅回忆录中，最具纪念意义和研究价值的当属鲁迅夫人许广平撰写的一系列回忆文章。作为鲁迅生前最为亲密之人，许广平掌握的有关鲁迅个人生活、兴趣爱好、人际交往、社会活动的珍贵资料，具有唯一性和最接近真实的可能性。与此同时，许广平之于鲁迅妻子、学生、益友的多重身份，也使其在回忆鲁迅、还原历史场景时的视角更为丰富而又不失独特性。受“左”的时代氛围影响，许广平在“创作组”的指导下完成了“社会主义风格”的《鲁迅回忆录》，这部在当时被奉为典范的回忆专著，因其典型性、争议性，成为我们对读许氏前期回忆文章、反观许氏对于“鲁迅”形象的建构，透视回忆录形象真实与话语本质的最重要参照。
对于许广平回忆录里的“鲁迅”形象研究，多数学者更多关注于1961年出版的《鲁迅回忆录》一书，对许氏“奉旨之作”中的“鲁迅”形象，作年份、身份的分类研究。本文以相继于1951年、1954年、1961年出版的《欣慰的纪念》《关于鲁迅的生活》《鲁迅回忆录》三部回忆专著为研究对象，对许广平所塑造的“鲁迅”形象及其塑造方法作详细爬梳，并在此基础上，从许广平的“委曲”和另一种“反抗”，回忆录创作与接受过程中的“形象”真实，回忆录“话语”本质及其与各级“语境”的关系等方面，对许广平建构“鲁迅”形象的“罪”与“罚”进行客观而深入的评判。
论文所引许广平回忆录的原文，大部分出自1999年1月由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月刊》选编，北京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回忆录（专著）》（《欣慰的纪念》《关于鲁迅的生活》《鲁迅回忆录》已收录其中）。至于2010年3月出版的《鲁迅回忆录（手稿本）》，此书为“创作组”改动前许广平《鲁迅回忆录》的原稿，将在本文对读新旧版本回忆录时引用。
鲁迅的“忙”与“闲”
1951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结集出版的《欣慰的纪念》一书是许广平回忆鲁迅的第一部文字专著，在这部最早的许氏回忆录的开篇处，在回复苏联友人有关鲁迅文学遗产的问题时，许广平公开披露鲁迅先生的著述文字，共计约五百九十万至六百万字，且这一数据统计范围并未包含先生生前未完成的译稿及未发表的日记与书信内容。“五百九十万”“六百万”“一万二千零四页”——关于鲁迅，许氏第一部回忆录的第一篇文章的第一个重要信息却是一系列极具冲击性和震撼力的数字。而透过这一连串数据，许广平首先呈现给我们的鲁迅其人，是一位勤于笔耕、拥有丰厚“文学遗产”的文学家形象。
经过一番数据轰炸及鲁迅先生笔名略谈的铺垫之后，许广平于接下来的文字中进一步具象化展现了鲁迅先生忙碌的写作生活：“他并不以睡眠而以工作做主体，譬如倦了，倒在床上睡两三小时，衣裳不脱，甚至盖被不用。就这样，像兵士伏在战壕休息一下。”①“有时劝熬夜写作的他休息，他就说：‘写小说是不能够休息的，过了一夜，那个创造的人脾气也许会两样，写出来就不像预料的一样，甚至会相反的了。’”②“又说：‘我真佩服外国作家能够自己定出时间来，到时候就可立刻停笔，做其它的事情，我却不具备这样的本领。因为写文章的人，生活大约是无法调整的。’”③……正是这位在《欣慰的纪念》中因担心“创造的人脾气”会变而如兵士“伏在战壕”般辛勤写作的鲁迅，在许广平三年后问世的回忆录《关于鲁迅的生活》里已“进化”为手、脑、口并用的“机器”人：“真的，他总是手，口，脑轮流的使用，从没有好好休息过。每当执笔写字时，手脑并用，口休息了；嘴谈天时，手算休息了；此外，斜靠在躺椅上，不是在看书就是在那里构思。有时我想：他磨练成机器一样了。”④然而鲁迅绝非普通意义上的“机器”，他的工作效率和运转年限要远远超越简单的物理机械。对于后者“修理也是第一要紧的事，否则要损失它的生产力的”，“而他（鲁迅——笔者注）并不在意，至今没有好好地修理一下”⑤，充满了不可遏制并难以企及的创作力、生命力。再次，鲁迅并非只是“写作”的机器，较之频繁的文学创作和文字输出，他更为看重的是作为学者、读书人，在每日阅读、学习过程中对于新知识、新思想的选择与吸收。《鲁迅回忆录》中，描述鲁迅北京时期的自习书目时，许广平曾不厌其烦地按照年份一一枚举：“1912—1913年所读的书，相当广泛，如诗话、杂著、画谱、杂记、丛书、尺牍、史书、汇刊、墓志、碑帖等等，大约是博览的性质。”⑥“1914年的前四个月，多看些诗稿、作家文集、丛书、小学、碑帖等，有时也间或看一些佛书。到下面的八个月就以大部分时间去看佛学。”⑦“1915—1916年，披阅范围仍限于佛经。间杂以造象、画象、拓本，旁及金石文字、瓦当文的研究，墓志、壁画等亦有所浏览。”⑧“到1924年，鲁迅阅读方面视野较广阔些。看一些有关美术家的书，如《比亚兹集传》、《师曾造墨》，还涉及世界名人作品，如法布尔的《昆虫记》，托尔斯泰、陀思退益夫斯基作品及《露西亚见闻记》等书籍。”⑨“1926年的8月以前，鲁迅还没有离开北京，往东亚公司买书。也还便当，就仍继续读他爱读的新文学书籍，如这一时期读物有：《无产者文化论》、《无产阶级艺术论》……”⑩从杂记史书到佛经易理，从中国传统经典到世界名人作品，从文学诗稿到美术家的书再到自然科学专著，许广平笔下不断跃出的“广泛”“博览”“广阔”等词汇还太过抽象，难以涵盖鲁迅先生之于“学术自由，兼收并蓄”的阅读品格和学者视野。这里，先生所畅游的学海，不仅具备了源自量的广度，还有关于类与质的深度；而伴随先生勇攀书山的，不仅为中西结合、古为今用、批判继承的灵动之脑，更有坚持不懈、几十年如一日的执着之心。值得一提的是，以上许氏所举乃1912年至1926年十四年间鲁迅涉猎之书。依此类推，我们不难预见在此后译著增多，出版业发展，购书愈为便利的三个十四年里，即便“已经五十岁了，还是孜孜不倦像个小学生”11般学习的鲁迅寄情书本的幸福模样，另一方面，于手不释卷、刻苦钻研背后，鲁迅先生所付出的时间与辛劳却是我们非学者难以妄言的。也正是凭借如此持之以恒以至成为“自然”和“天性”的学习精神，才有了鲁迅“一文刊露，群丑敛声”的《呐喊》《彷徨》，才有了杂文创作中“绝不是直搬过来的、说教的公式，而是坚强的、清化过了的又无机可乘的文字斗争”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