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工作方法的历史渊源
时间：2020-03-29 07:59:0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调查研究工作方法是我党的优良传统,我党自诞生起就一直坚持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人在屡次学习西方的过程中遇挫,最终发现,要想最终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首先了解中国的国情。中国共产党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正确地认识了国情,找到了适合中国发展的革命和建设道路。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历史渊源
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历史悠久的优良传统。“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已经成为我党调查研究的经典名言。那么,在各种社会研究方法和学术异彩纷呈的年代,中共是如何最终选择了社会调查这种科学的工作方法并将其坚持下来,使其成为今天我党最重要的工作制度之一呢?中共关于社会调查的工作方法的历史渊源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
一、从盲目地向西方学习到先了解中国国情
自从鸦片战争天朝上国被打败被迫割地赔款,天朝神话破灭以来,中国的仁人志士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向西方学习,以试图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再到“全盘西化”,从学习技术到学习文化、思想,再到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虽然每一阶段的学习都有收获,可最终都发现离自己期待的目标还很远,不知道是自己学的不到位,还是外来学来到中国水土不服。
戊戌维新后被迫逃亡国外的维新派人士和越来越多的留学生,也在国外亲身感受着西洋文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也正处于各种问题频出的年代,这种情况让带着崇拜思想去西方国家寻宝的中国人顿时陷入了矛盾,开始了对中华文明、西方文明的反思。有些人甚至从怀疑西方文明开始,认为中华文明是最好的。当然,更多的人开始思索,中华文明几千年,最终却使得中国被动挨打;曾经很迷信的西洋文明现在看来也非十全十美,而且中国学了这么长时间,也没有使得中国富强起来。那么如何才能找到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 了。
从中国的历史中找不到出路,向外国学习也未能如愿,正确的办法是先了解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然后才能找出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而社会学适逢此时传入中国,为中国带来了调查研究这种工作方法,很快受到了当时中国众多学者和学派,甚至是党派的重视。他们中间有很多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
二、社会学传入中国,使社会调查方法为人们普遍接受
正当中国的仁人志士苦苦追求,不知道怎么才能找到救国救民的药方时,这时社会学传入了中国。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特有的研究方法,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离不开社会调查。社会学最初的传入正是维新派人士,最新把西方的社会学著作翻译过来的是严复翻译的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中译名为《群学肄言》,而变法失败后到达西方以及亚洲其他国家的康有为,目睹了西方文明,再结合其中国古代文明,最后完成了《大同书》的写作。而此时更有外国一批社会学家来到中国,他们或者任教或者亲自在中国进行社会调查,也带动了中国社会的调查之风。
最初在中国进行社会调查的西方学者,他们中间有传教士、有社会学教授,他们的调查多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最底层,比如人力车夫、农村经济等。而20世纪20年代,随着五四新文化的传播和留学生的陆续回国,国内一些高校开始设立社会学系,在这些大学任教的有国外的教授也有留学归来的中国学者,学生们在学习中接受了社会调查方法,开始了实际调查。紧接着,随着一批中国最早的社会学家的诞生,中国人开始了自己主持的实地调查,他们中间比较有名的有社会学家陶孟和、李景汉、陈翰笙、杨开道、瞿秋白、吴景超、许仕、梁淑、晏阳初、潘光旦、陈翰笙、陈达、孙本文、吴文藻、林耀华、费孝通、雷洁琼等学术大家,这些大家很多不但进行了实地调查,有的还进行了具体实验。他们不但奠定了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基础,也使得社会调查作为一种工作方法流传开来。
在20世纪前半个世纪,在中国进行调查的,不仅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除了社会学者外,各行各业的人从不同的需求都开始进行社会调查,他们中间有地质学家、也有工厂的化学家,当然更有侵略者,比如日本人就对东北进行了非常详细的实地调查,写出了《满铁调查报告》,只是侵略者的调查是为了它的侵略服务,日本人对东北的详尽调查就是为了侵占东北、侵占中国服务的。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的很多早期革命者和理论家也开始进行社会调查。也就是说,社会调查不是我们党凭空想起来的,是当时社会总体思潮影响的结果。有些中共早期理论家本身就是社会学家。比如在社会学传播的过程中,1913年成立了北京社会实进会,在这个团体里的主要成员中就有瞿秋白。该会宗旨是:“考察旧社会的坏处,以和平的、实践的方法,从事于改造的运动,以期实现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该会会刊《新社会》围绕社会改造登载有关提倡社会服务、讨论社会学说、研究平民教育、记载社会事件、批评社会缺点、反映社会实况的文章。特别突出的是大量讨论了社会问题,如知识分子、妇女、婚姻、劳工、自杀等。而中共一大的代表者之一李达也是著名的社会学家。
三、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就开始了中国国情的调查
确切的说,中国共产党在酝酿建党之初就开始了社会调查,调查的出发点就是中国国情。早在1920年2月陈独秀在武汉就曾委托郑凯卿、包惠僧等调查汉口工人的状况。《新青年》从七卷五号开始,以相当的篇幅刊登各地工人生活状况的调查材料。在《新青年》的影响下,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也登载关于工人生活和罢工的调查材料。首先从工人开始进行调查,也决定了我党建立之初的工作重点在工人。
建党之初,党依然坚持在工人阶级中进行调查。1921年9月至1922年冬,毛泽东先后四次到安源煤矿调查,了解煤矿历史,工人同资本家的矛盾的具体表现,了解工人的劳动、生活和思想状况并发动和指导工人运动。同时他还对湖南劳工会、长沙泥木工人,水口山铅锌矿进行了调查研究。这是对工人状况的最早的全面系统的调查,通过这样的调查,取得了对一个企业、行业乃至地区的工人劳动和生活条件、工人的经济与政治要求、特别是工人的斗争史、工矿企业史和资本家的对工人剥削史的较全面的认识。
随后,由于在工人中举行罢工造成工作上的损失,也是的党的领导人意识到农民的重要性,结合当时社会上很多社会学者都开始了农村调查的具体情况,中国共产党人的调查研究的重点转向农村。《中国农村佃农生活举例》是毛泽东在组织和领导湘潭、韶山一带农民运动中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利用个别和一般相结合的方法,从假定的一户典型佃农的生产和生活出发得出中国佃农状况的一般认识,它对于认识农民、认识中国国情的特点具有重要意义。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也是通过实地调查的材料,真实具体地反映农民运动的伟大实践,论述了农民和农民运动的重要地位。毛泽东用调查的材料说明了农民中的贫农、中农、富农三个阶层,由于经济状况不同,决定了他们对革命的不同态度。明确指出了占农村人口70%的贫农是农村中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1927年初,当时中央主持农民运动工作的毛泽东用了32天时间行程1400多里,实地考察了当时农民运动高涨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个县的情况,他广泛接触群众和农会、工会、妇女会的干部,召开各类调查会,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没有这种实地调查研究便不可能有对中国农村和农民的具体认识,便不可能有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认识的深化。
在党的领导人实地调查的同时,调查研究逐渐制度化。1941年8月1日,党中央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对在全党建立各级调查研究机构做了具体规定,标志我们党调查研究组织系统的确立。中国共产党通过社会调查认清了中国国情,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以后,也在利用调查研究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和建设道路,就这样,社会调查方法优良传统得到了继承和发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