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与鸦片的对弈
时间：2020-04-03 07:57:29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在近代史上，茶带给英帝国的是健康与财富，带给中国的却是耻辱与灾难。英国政府为平衡国内巨大的茶叶需求带来的中英贸易逆差，不得不诉诸于武力与鸦片贸易等行径。同时，出于价廉物美的考量，英国也直接在印度、斯里兰卡等地发展茶叶栽培业，对中国茶来个釜底抽薪。与英帝国的崛起同时，中国茶叶经济与中华文明在这一历史阶段中由盛转衰。
茶与鸦片，这两类轻飘飘、如水似烟，看上去无足轻重的东西，关联起世界两端两个帝国的兴衰。英国人喝茶，中国人抽鸦片烟，体现了一个“水深”“火热”的世界，而联结起这两个世界的正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并导致了一场改变帝国命运也改变世界格局的战争，最终成就了一个帝国，毁灭了一个帝国。
“仙草”进入英国——从奢侈品到日常饮料
1650年，牛津城里出现了第一家咖啡馆，是一位名叫雅各的犹太人创办的。咖啡馆出售咖啡、巧克力、可可和中国茶。到1700年，这类咖啡馆在伦敦已有近500家，而几乎每家都卖茶。
茶最初进入英国，是作为一种神奇的、包治百病的药品，具有浓厚的异国情调的昂贵饮料。对于绝大多数英国人来说，此时茶更像是某种传说中的仙草。1664年，东印度公司的普罗德船长从万丹回来，送给国王查理二世一小包“贵重的茶叶”和一点肉桂油。
荷兰东印度公司将第一批中国茶贩回欧洲是1610年，而英国东印度公司则从1660年前后开始贩茶。1687年，“光荣革命”前一年，英东印度公司规定，每艘从孟买到厦门的商船，都应该运载“150担茶”，因为莎士比亚的乡亲们已经开始对茶着迷。而且价格昂贵，1磅茶的售价可以高达10英镑。
一种来自遥远地球的那一边、又苦又涩的树叶，怎么突然就变成了不列颠岛时髦的饮料？越来越多的人喝茶只是为了追逐时髦，一种昂贵、奢侈性的时髦。喝茶往往不是因口渴或头痛，而是因为王后或某个伯爵喝茶，喝茶体现出一种高贵的异国情调。在那个扩张的时代，异国情调是令人羡慕的。有东印度公司不辞艰辛地贩运，有上流社会乐此不疲地引导，喝茶逐渐变成一种奢侈的行为。
咖啡、茶、巧克力，这三种异域饮料都有一种苦味，到英国后都进行了加奶加糖处理。茶一旦可以充饥，加上糖、牛奶、鸡蛋，就可能成为英国人饮食结构中的必需品。这在消费文化上具有双重意义，一是茶的本土化，二是茶的实用化。谁能够剥夺人们在吞食干面包与咸肉时以茶为佐餐饮料的权利？而且，茶叶进入日常饮食生活的同时，消费阶层也从上流社会进入中产阶级甚至下层百姓中。1750年前后，英国中产阶级黄油烤面包的惯常早餐中，已经少不了茶佐。
在短短的一个多世纪，英国变成了一个喝茶的国家。1750年前后反茶呼声高涨的时候，茶在英国生活中的地位已经不可动摇了。更荒唐的是，不仅有钱有闲的人有附庸风雅的恶习，连农夫工匠们也跟着赶时髦。慈善家翰威抱怨：“这个国家真是倒霉透了，农夫工匠总是喜欢效仿贵族生活……且看这个国家愚蠢到什么地步，普通百姓已经无法满足于本国的大量食物，想入非非，要跑到世界上最遥远的地方去运茶，贪图一点味觉上的堕落的享受……你经常看到，连街头的乞丐都在喝茶……吃不上面包的人竟喝得起茶……”
这位慈善家才是真正的想入非非。茶在农民或劳工那里，不是附庸风雅的奢侈，而是生活最基本的需求。中下层百姓喝茶，不是因为奢侈，而是因为贫困。戴维斯1795年在《农工状况考察》中说：“在恶劣的天气与艰苦的生活条件下，麦芽酒昂贵，牛奶又喝不起，唯一能为他们软化干面包得以下咽的就是茶……茶不是造成贫穷的原因，而是贫穷的结果。”“曾是富人餐桌上的时尚，如今变成穷人的食粮”，一百年间，茶已普及到英国全社会，成为中下层百姓的经济型佐餐饮料。到十九世纪，已经没有人再倡导戒茶了，茶叶越来越便宜，喝茶也更普及了。
“烟霞”弥漫中国——从奢侈品变成毒品
中国给英国提供了茶，英国回报给中国的却是鸦片。茶叶并没有使英国衰落，而鸦片却与中国的衰败相关。
鸦片进入中国始于唐代。波斯僧人那时将蚕虫藏在竹筒里带到拜占庭帝国，也可能是他们将鸦片带到长安；还有另一个渠道，便是从海路来到广州的大食商。此时的鸦片是一种珍贵的药品，味道苦、气味臊，花色却艳丽，名字也很美，叫阿芙蓉。鸦片作汤药饮用，在唐宋时代的中国似乎并不流行，其使用阶层大概仅限于上流社会与文人雅士之间。李时珍《本草纲目》“谷部”记，“鸦片前代罕闻，近方有用者”，更接近于历史事实，大概直到明万历年间，鸦片作为药品才开始流行民间。
从药品到毒品，鸦片的生化性质并没有改变，而是使用方式与仪式、使用的观念与价值改变了，这种变化是文化意义上的。鸦片的文化意义的转变，在历史中的关键环节是从饮食到吸食，从药品到奢侈品。鸦片进入中国，已有近千年的历史，但一直“未为大害”。酿成大害的，不在于使用鸦片，而是如何使用或者说如何吸食鸦片。1689年，德国医生坎姆弗洛环球旅行，从爪哇发回的报道说，他发现在爪哇，人们使用鸦片的方式很独特，他们将鸦片与烟草混在一起抽。荷属东印度公司驻巴达维亚当局，不久开始禁止荷兰人抽鸦片，很明显，荷兰人已经意识到鸦片成为了毒品。荷兰人禁烟，只禁荷兰人，却不禁当地的爪哇人。从爪哇到台湾，都曾是荷兰人的殖民地，中国人抽鸦片，最早可能在台湾。
抽鸦片未由中国人发明，却由中国人发扬。西班牙人占领马尼拉，将美洲的烟草带到菲律宾。半个世纪以后，中国人已吸烟成风，崇祯皇帝不得不降旨禁烟了。中国人从西班牙那里学到抽烟，又从荷兰人那里学到抽鸦片。1729年，雍正皇帝降旨禁鸦片烟。从崇祯到雍正，恰好百年，中国人开始抽烟，抽鸦片烟。从雍正到嘉庆，又是一百年，中国人不仅抽烟，将烟草混同鸦片抽，而且不再混烟草，只抽鸦片。嘉庆不得不再三厉行禁烟，因为鸦片烟已从外洋流入内地，由闽广流入京城。吸鸦片烟者，已不仅是“沿海奸民”，帝国军官，宫中侍卫，贝勒贝子，甚至皇帝本人，都染上鸦片烟瘾。嘉庆禁烟，已到最后的时刻了，鸦片烟正害人心、坏风俗，荼毒中华。
西方人不仅教会了中国人抽鸦片，不久还大批量向中国贩运鸦片。英国东印度公司早在17世纪就参与到鸦片贸易中来，但直到普拉西战役之后，才开始控制鸦片贸易并开创了庞大有效的鸦片贸易体系。1773年，英国商人开始将印度鸦片直接从加尔各答运往广州。178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垄断经营鸦片贸易。十年以后，中国的鸦片进口量已从1770年的1000箱左右飞涨到1790年的4050箱。到1800年，印度每年出口的鸦片已超过24000箱，其中至少三分之一销往中国。吸食鸦片的消费方法使鸦片作为享乐性的奢侈品，迅速在中国社会普及。
相似的过程，相反的作用
茶进入英国生活，从药品变成奢侈品，消费阶层首先是上流社会。鸦片进入中国生活，也是从药品变成奢侈品，消费阶层首先也是上流社会。两种外来物品进入本土生活的过程基本相似，其使用价值与消费阶层，都经历了三个阶段的转变：使用价值的转变是从药品到奢侈品到大众消费品，消费阶层的转变是从皇室显贵到富家子弟再到下层百姓。
英国皇家调查团1894～1895年间对中国烟毒情况做的调查资料表明，鸦片进入中国社会与茶进入英国社会的三个接受阶段基本相似：茶进入英国社会，作为药品大概在1650～1720年间，作为奢侈品大概在1720～1790年间，落实为大众消费品则完成于1790～1860年间。每个阶段的时间大概相等。鸦片进入中国社会的药品阶段，大约持续了一千年，而从药品到奢侈品则只用了一百年，最后成为大众消费品大概只用了五十年。
茶与鸦片，进入英国与中国社会，其过程与方式相似，其历史作用却完全相反。茶进入英国社会，在民生、道德、经济、政治上都对其现代文明进程起到积极的作用；鸦片进入中国，则与中华帝国的最后衰败直接相关。但也有人质疑，鸦片流传世界从西到东，为何独害中国？许多国家都成功地禁绝鸦片，为什么中国屡禁不绝？
鸦片到中国海岸，有一个加工分销的商业网散播它，有一个贪污腐败的官吏网保护它，有一个有钱有闲的阶层消费它，有一个普遍绝望悲观、逃避现实的社会心理为它提供了需求的精神背景。中国不是因为抽鸦片而衰亡的，而是因为衰亡已经开始，鸦片成为社会各阶层人慰藉心灵、逃避现实的工具。鸦片烟作为一种外来毒品，在各个方面危害了中国社会，直接关系到帝国的衰亡，同时，中国社会在特定历史阶段，清王朝由盛及衰的转折点，也为鸦片进入中国提供了制度与精神上的接受条件。
我们在茶进入英国社会生活的过程中，看到茶在营养健康、社会伦理、经济政治方面对英国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积极影响，在同一模式下，我们也可以看到鸦片进入中国在这三个方面的消极影响。鸦片烟对个人健康、对中国经济和政治的破环都是显而易见的。
晚清中国内忧外患，都与鸦片相关。鸦片对社会伦理的恶性影响，同样发人深省。就家庭伦理来说，鸦片破坏了传统的家庭秩序，上瘾者“不问儿啼饥，不顾妇无袄”，倾家荡产，富者变贫，贫者做匪。从表面上看，鸦片烟馆作为公共社交场合，类似于英国的茶馆，实际上，坐而饮茶与卧而吹烟，作为公共活动，其社会功用完全相反。茶馆结构的公共生活是积极肯定的，可能酿成公共舆论与民主力量；而烟馆结构的公共生活却是消极否定的。
茶使人入世，烟使人出世，相似的社交方式，相反的社会效果。十八世纪中叶，翰威论茶“有害健康、拖贫经济、搞垮国家”用作反茶的理由，似乎有些荒诞，如果用来禁烟，理由则非常充分而准确了。一个世纪之后，出使英国的中国第一任驻英大使郭嵩焘力申禁烟，也是从个人经验开始，说明鸦片烟“有害健康、拖贫经济、搞垮国家”的。卫斯理、翰威反茶之论，因为无稽已成笑谈；郭嵩焘等人禁烟之说，却因为事实而令人沉痛。
不同的鸦片意识形态
18世纪中叶，英国人反茶，19世纪中叶，中国人禁烟。反茶者将有益说成有害，禁烟者将有害说成有害，最奇怪的是，尚有将有害说成无害的，英国人认为，他们卖给中国人的鸦片是一种珍贵的药材。
鸦片在中国的代称是烟或土或者烟土，在英国则常称作药。威廉·亨特鸦片战争前后在广州，他说尽管中国皇帝三令五申禁烟，可他们在中国贪官的保护下，“像以前一样继续出售洋药”。任何一个流行术语，都具有特定的意识形态含义，它意味着人们对事物的态度与评价、欲望与恐惧以及他们需要通过语词来表现与遮蔽的东西。在英国人的观念或潜意识中，将鸦片称为药，即对鸦片作为物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经济政治活动的意义做了规定。
首先，药品是用来预防、治疗、诊断疾病的，是救死扶伤的珍品，在人类社会中具有重要的肯定性价值。一旦将鸦片归为药，既赋予鸦片一种似乎合理的昂贵价格，又赋予鸦片贸易一种看上去合法的性质，甚至可能使毒品贸易具有道德肯定意义。药品贸易救死扶伤，是一种人道的、合法的商业活动，它遮蔽了鸦片贸易的罪恶本质，表现一种似是而非的伪正义。其次，药品或多或少都具有毒性，药品或毒品，就事物本身来说并无明确区别，区别在于使用者选择使用的剂量，任何药品一旦过剂量使用，都可能变成毒品。因此，即使鸦片在中国变成毒品，也与英国人贩运无关，英国人不应受到道义谴责，堕落的是中国人。
鸦片是一个相对客观的术语，药或烟土作为其代称，则赋予其明显的意识形态含义。烟可与霞联用，烟霞亦代指鸦片烟，其意味则由轻薄无形转向轻盈超脱，自由幸福；土则暗示其无价值与粗糙，但鸦片昂贵，人们“以金易土”，是用最有价值的东西交换最无价值的东西，其反讽意义在于：人生最重要的自由幸福境界是通过最虚无缥缈的烟获得的，世间最珍贵的黄金用来交换最廉价的泥土，这种语义暗示的矛盾，说明人们观念与现实中的困境。
鸦片问题在英国与中国都意味着某种文化困境。术语分析可以揭示现实问题。英国用“药品”指鸦片，知其害却遮蔽其害；中国以“烟土”指鸦片，表现出其害却又拿它没办法。道光时代，中国已有一百多年的禁烟历史了，但严刑酷法之下却屡禁不止。林则徐钦差南下，动真格禁烟，委实令英国人大吃一惊，他们既没有意识到英国人贩烟的罪恶，也没有意识到中国人真会禁烟。
随着中国的禁烟，中英冲突加剧，越来越多的英国人开始为鸦片贸易辩护：“鸦片是无害的，至少对中国人无害；即使对中国人有害，也不是英国人的过错。”一位才华横溢的小册子作家在致英国外相巴麦尊爵士的一封公开信中振振有辞：“如果有位病人用麻醉剂，剂量比医生处方规定的用量多两三倍，你能因此而指责医生吗？同样，如果有人爱好抽鸦片而不喜欢喝酒，一般来说每天只应抽三筒，可他却抽了6筒或12筒，你能因此而指责卖鸦片给他的商人吗？”随后，大英帝国为奸商的不法生意而出兵外洋，鸦片战争爆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