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越开放,吸引力越大
时间：2020-04-04 07:59:09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这是一幅有意味的圖画。骆家辉，61岁，曾任美国商务部长与华盛顿州州长，一位中国香港移民之子；奥巴马，50岁，现任美国总统，曾任联邦参议员，一位肯尼亚移民之子。日前，这两位站在媒体的聚光灯下，前者获后者提名，出任美国驻华大使，以接替已于美东部时间2011年4月30日卸任的前驻华大使洪博培，这已成为中国政府与民间的共同关注。
两位仁兄有个共同点，即地位与出身之间的强烈反差，这本身就构成了美国社会开放性的一个例证，很有视觉上的冲击力。
当然，骆家辉在美国的际遇只是一个个案，不能就此匆匆忙忙下结论，说这已证明了华裔在美国的境遇非常之好。我们需要画一幅华裔群体在美欧境遇的《清明上河图》式的全景图。
这幅全景图可分成三个部分：美欧各国可以分为三个区域组别，依次为美国、欧洲(主要是西欧与北欧)、俄罗斯。华裔群体的境遇，呈现出由高到低的梯度：在美国最好，欧洲次之，俄罗斯最差。
一、华裔人口：美国最多，欧洲次之，俄罗斯最少
这里所说的华裔，是指有中国血统，但长期工作和生活在国外者。包括两类，一类是华人，为有中国血统的外国公民；另一类是华侨，为侨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是为中国侨民。中间也有过渡地带，如已移民国外，取得了长期居留权，但要过一定年限才能取得所在国国籍，这是“即将成为华人的华侨”。所以，“华人一永久居民一华侨”是一个连续的分布，而且，华侨可能会转化为永久居民，永久居民则会转化为华人。
美国、欧洲和俄罗斯三个区域的华裔，在构成上有—个共同点，绝大多数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成为华裔的，就发生在短短30年内。这些新华裔，大部分为第1代华裔，小部分为他们生育的子女、成为第2代华裔(该种情形仅限于美国与欧洲，不包括俄罗斯)。
以美国为例。2011年2月10日，美国华人全国委员会与马里兰大学美籍亚裔中心联合发布的“2011年美国华裔人口动态研究报告”显示：截至2009年，64.1％的华裔出生在海外，35.9％出生在美国。
在美国的华裔，无论是绝对数字，还是占总人口的相对比例，相对于欧洲与俄罗斯都是最高的。截至2009年，美国华裔人口达到363.9万。而2000年普查，华裔人口仅为243万。
欧洲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会经调查认为，截至2008年9月，在欧洲和俄罗斯的华裔总人数约250万人。在西欧与北欧，华裔人口规模最大的为英国留学和法国，在40万至60万之间；德国、西班牙与荷兰次之，在10万至20万之间；比利时、瑞典和奥地利对移民的进入控制较严，华裔在3万左右，其他国家均在3万及以下。
在俄罗斯的华裔大致维持在10万至60万之间，但绝大多数在当地并无长期合法居留权，故“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些人流出，另一些人又流入。
二、境遇好，华裔人口就多
华裔在美国、欧洲和俄罗斯的人口分布差别并不是偶然的，恰恰与他们在这三个区域的境遇是正相关的：境遇越好的地方，人去得越多，正是境遇差别导致人口分布差别。就美国与欧洲而言，人口的多少，又与社会流动性、经济流动性有关系。
从统计学平均的角度，华裔在美国的境遇是最好的。华裔在美国的职业分布呈两极化，从事厨师、服务员等低收入的蓝领工作的与从事教研、高科技等高收入的白领职业的比例差不多。一方面全美有近4万家中餐馆。另一方面，华裔在教育、科技、经济和政治等各个领域崭露头角，成为全国精英。教育、科研精英如田长霖(著名工程热物理学家，曾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钱永健(生物化学家，2008年度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之一)等。经济精英如杨致远(Yahoo!创立者)等。政治精英如赵小兰(曾任小布什政府的劳工部长)、赵美心(联邦众议员)、朱棣文(现任能源部长)、骆家辉等。这反映了美国华裔尤其是新华裔的两个来源，一个是低学历、低技能的沿海地区农民，另一个是去美国留学的高学历知识精英、毕业后在当地找到了体面的工作。
而欧洲的华裔，主要的职业有三种，经营中餐馆，在欧洲有4.3万家的中餐馆；经营小商业，如皮革、皮鞋、服装制造业等；中国商品的批发与分销，如位于巴黎北郊欧贝维利耶市的“巴黎中国商城”是法国最大的华商批发中心；西班牙马德里拉瓦别斯区的华裔贸易批发区有批发店三百多家、小商品店三千多家。
在英法等国出现了一些地方性的政治精英，如在英国留学各地先后有二十多位华裔担任过地方议员；2008年的法国市镇选举，华裔陈文雄和颜如玉分别当选巴黎十三区副区长和连任巴黎东郊艾斯波利市副市长，但全国性的政治精英尚未出现，教育、科研和经济等方面的全国精英也仍在成长中。
俄罗斯的华裔，大体是改革开放以来中俄民间贸易发展的结果，主要经营中国商品的批发与分销。如曾经存在的莫斯科切尔基佐夫斯基市场，是莫斯科乃至全俄罗斯最大的中国商品集散地，据俄罗斯中国总商会统计，在那里经营的华商大约有6万家。俄罗斯目前还没有面对华裔的长期居留权与归化政策，因此华裔在俄罗斯的社会地位，还不在日程之中。
必须说明，虽然从经济与社会地位来衡量，欧洲华裔的境遇比美国华裔要逊色一些，但华裔在欧洲并没有遭受系统性的种族歧视或仇外、排外的民族主义，政府与社会层面都是如此。盖美国与欧洲国家都是现代国家。
作为转型国家的俄罗斯是另外一个故事，如2009年6月，莫斯科东区政府将科切尔基佐夫斯基市场“永久关闭”，给华商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四百多亿元人民币。2007年2月，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市，一群民族主义分子占领了市移民局办公大楼，要求驱逐当地华人。
因此，华裔在所在国的经济与社会境遇，符合美国一欧洲一俄罗斯这样的从高到低的梯度。大体而言，在现代国家内部，华裔在美国比在欧洲境遇要好，原因在于美国比欧洲的社会流动性、经济流动性要好。
三、美国华裔的境遇与自由流动社会
常言道，“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在自然状态下，水因重力的作用，从高处往低处流，要反过来让水从低处往高处流，就必须做功。人要从低处往高处走，同样也是不容易的。衡量一个社会中个人从较低的阶层往较高的阶层爬升、迁跃的能力，就要看社会流动性(Social Mobility)，流动性好，意味着与你的父辈相比，你能去从事收入更高的职业、有更体面的社会地位。
美国的社会流动性较好，称得上是一个自由社会，不是阶层社会，意味着阶层与阶层之间是连续的分布，处在不断的流动之中，不会有阶层的断裂、隔绝。而没有阶层的断裂、隔绝，就不会有阶层的固化和阶层之间的对立，因为任何阶层之间的对立。乃至
阶级斗争，都是建立在阶层固化的基礎上的。如果阶层是处在不断的流动之中的，前面的人不断爬上去，后面的人不断走上来，前后相属，绵绵不绝，任何人想要煽动阶层之间的对立和仇视，也只能徒费唇舌。
德国社会学家桑巴特在《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一书中认为，与欧洲相比，美国较好实现了机会均等，工人有更多的机会提高自己的地位，说明美国的社会流动性更好，这是美国工人更多倾向于“生产性努力”而不是“分配性努力”的原因，也是社会主义在美国不振的原因之一。
美国的社会流动性好，是因为经济流动性好，就业机会多，对社会成员的开放性好，且保持了良好的创造性，使得新产品、新技术、新生产方法等层出不穷，这意味着新的就业机会源源不断地产生，意味着经济体对人力资源保持着旺盛的需求。
例如，手机、个人计算机、互联网的发展与运用，美国个人与企业为之提供了强大的牵引力，先后涌现了手机发明者摩托罗拉，硬件制造商IBM，比尔·盖茨的微软，CPU研发与制造商Intel与AMD，“整合全球信息，使之更便捷、更有用”的搜索引擎Google，ZucKerberg的社交网络Facebook，极大提升了信息流动性的Twitter，引领手机及个人电脑新时尚的苹果公司等。
这些企业，有相当一部分是一个或少数几个人逞“个人英雄主义”，又恰好适应了市场趋势和时代潮流的产物，这些人不仅因此自己经济和社会地位得以大幅度跃迁，各领风骚，成为时代英雄，还改变了所有人的生活方式，而且是朝着更好、更便利的方向；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尤其是高收入就业机会，而且是不分畛域，能者居之。
正是在这样良好的经济流动性和在此基础上的良好社会流动性下，美国华裔中接近一半的人得以从事科研、高技术、白领等高收入职业，获得较高的经济与社会地位，而且，这些人大部分是第1代移民。事实上是，不论你的族裔和出身如何，使你总能从事可创造最大社会价值的职业，从而使你的经济与社会境况总能与你的能力相匹配，恰恰是一个开放社会的最大魅力所在，因此，不仅是华裔因此受益，印度裔等也因此受益，是所有人都因此受益。
前面把美国归为高社会流动性的“自由社会”，但也不能因此忽略美国社会内部的多样性。事实上，在美国社会，也有两个美国，一个是加利福尼亚洲式的美国，更倾向于民主党，主张大政府、高税收、高福利的欧洲模式；另一个是德克萨斯州式的美国，更倾向于共和党，主张小政府、大市场、更多经济自由的模式，信奉1776年的两个文献：杰弗逊的《独立宣言》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
美国人总体上还是更倾向于第二个美国的，有两点可证。一是2010年美国出现了以减税、反对政府自我赋权的草根性的茶党运动，风生水起，有声有色，这与金融危机以来欧洲公营部门和国有企业工会主导的反对减高薪水、减高福利的大量罢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第二个证据更重要，2010年4月1日美国十年一度的人口普查，新出来的人口数据将决定美国未来十年各州在联邦众议院的议席数量及各州的选举人票数(选总统用的)，目前出来的结果是，8个州的众议院席次出现了增加，共和党的大本营德克萨斯州增加了4席，这些州大多数是倾向共和党的；10个州的众议院席次出现了减少——2008年总统选举中，这10州奥巴马赢了8个，民主党的大本营纽约州减少了2席。这是因为选民用脚投票，选择去有更多经济自由度和社会流动性的州工作和生活的结果，而这些州基本上都是共和党人治理的。这说明，在州及地方治理层面上，有更多的竞争是好事，选民因此有了更多选择，除了行使用手投票的权利之外，还可以保留用脚投票的权利。
四、欧洲华裔的境遇与阶层社会
与美国相比，欧洲的社会流动性就差了些，是阶层社会，意味着阶层与阶层之间的连通性不是很好，上升、迁跃的通道窄小，因此就会产生明显的阶层断裂与隔绝，从而导致阶层的分化与固化，大体上都出现了三个阶层。
第一阶层，是公职人员与国有企业员工。由于阳光法案与权力制衡等措施，西欧与北欧的公职人员清廉指数都比较高，但他们都过得比较惬意，工作清闲，经济收入好，社会地位高。2010年，希腊爆发了债务危机，借钱维持公职人员与国企员工高收入、高福利有点难以为继了，政府为此不得不给他们稍稍降一些收入和福利，但这些下午3点钟就可以下班的公职人员不依了，发起了多次罢工。
2010年12月，西班牙的国企员工全部航管员二千三百多人以“集体患病”为由脱岗罢工，造成两千多个航班停飞，六十多万乘客滞留，以报复西班牙政府减薪。这些航管员，上班时间少，加班津贴高，平均年薪近40万欧元，52岁就可以退休。政府稍稍给他们减了一点薪，以示共度时艰，减薪后的收入仍相当于西班牙首相的3倍，就这样，他们还不依，不惜绑架旅客。
法国政府由于财政困难，通过改革，将退休年龄从65岁推迟到67岁，最不愿意的是公职人员和国企员工，他们发起多次罢工，地铁停运，公共交通中断，不惜绑架全体市民。
之所以出现这一阶层是因为，一方面，政府相信在许多事情上公营部门比私营部门、国有企业比私有企业更能实现公共利益，因此这些部门和企业是不可能关闭的；另一方面，政府容许公营部门、国有企业像私营部门、私有企业那样建立工会，由于这些部门和企业涉及公共服务、公共交通，工会手中的筹码更大，结果就是，政府不断用纳税人的钱来安抚这些人日益增长的胃口，反正也不是官员自己的钱。
第二阶层，是私营部门员工。这些企业要缴纳很高的税，员工的个人所得税的边际税率也很高。这些税金是政府福利基金的主要来源，总体上，这些人缴纳的税要高于他们享受的福利，这其中的差额，一部分就成为第一阶层公职人员与国有企业员工享受的租金，另一部分就成为第三阶层享受的福利。
第三阶层，是不工作者和失业者。由于政府给失业者的福利非常丰厚，足以维持一个体面的生活，这等于抬高了工作者的机会成本，这就使得收入在这一福利上下的许多人选择不工作，这就是福利性失业(因而减少了劳力的供给)。而另一部分人，是由于就业机会缺乏(即市场缺乏对劳力的需求)而失业，这种失业者常常是年轻人，许多还有高学历。欧洲的失业率普遍高于美国，其中年轻人失业率要远高于涵盖所有人的失业率。
这三个阶层是比较固化的，有一部分第三阶层的人喜欢这样的生活，另一部分第三阶层的人想上升到第二、第一阶层而不得，第二阶层羡慕第一阶层养尊处优、无忧无虑的生活。由于国有经济对私营经济的挤出效应、高税收、企业雇工不自由等，市场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尤其高收入就业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