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欧区域贸易研究相关学科路径述评
时间：2020-04-23 08:04:11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内容提要：19世纪政治经济学家搜集、整理史料的工作填补了传统贸易史研究的空白，但其在理论分析上的缺陷又招致经济学家批判。古典经济学派继而提出“自然禀赋理论”来解释交易行为的分工基础，新古典经济学派则将贸易模式的持续变革引向“要素积累与成本理论”。晚兴的制度经济学派发现贸易参与者制度建设方面的特殊效用后，试图通过“产权论”、“声誉机制”等理论重新阐释贸易行为。随着新史学兴起，史学家对经济学的建构范式也提出质疑，并提出比较文明及整体史观的研究路径。但是，在当前区域贸易研究中实现各学科路径的有效整合并非易事。或许只有坚持历史逻辑为前提，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全面把握研究视角才能更深入理解贸易互动影响下的区域文明。
关键词：北欧；区域贸易；政治经济学；经济学；新史学
中图分类号： F0-08；K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148X（2017）01-0100-08
当代贸易经济学家马克·卡森（Mark Casson）以关键事件为节点将欧洲国际贸易史概分为三大时段：中世纪至1800年（工业革命）为第一时段；1800至1945年为第二时段；1945年至今为第三时段①。其中，后俩时段（特别是第三时段）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而对时间上最漫长、最具基础性影响的第一时段却关照不足。事实上，第一时段在学术价值上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后两个时段。第一时段处于欧洲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渡期，此时贸易模式的沿革、成熟已成为欧洲资本主义的重要部分。正是政治经济学家（传统史学家此时正关注政治制度史）对“资本主义主题”的早期探究率先开启了欧洲区域贸易研究的大门，此后新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纷纷介入。各学科的多元分析路径不仅反映出该领域的深入程度，同时还展现出方法论上的几次关键转向。当前，北欧一体化的复杂因素引起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和考古学界的持续关注，但各学科长久以来的独立研究反而破坏了北欧的整体性概念。学科内部的深化、碎化造成的学术壁垒令学科知识共享、交流成为空谈，难以形成体系化认知。另外，当前史学（同样包括其他学科）研究中提倡的“跨学科性”（Interdisciplinarity）在于突破单一学科的陈规旧俗或正统范式的束缚。这要求史学工作者能够精通多个学科。但现实情况却常是所有史学家都不得不在本学科内完成研究工作，只将其他学科的某些理论和方法纳入自己的研究当中，从多个学科中汲取创见和观点。在此情境下，“跨学科性”名不副实，只能称其为“多学科性”[1]。因此，打破这种名不副实，实现跨学科性与学科性的最佳结合就成为当前史学研究的任务之一。本文旨在对北欧贸易研究中主要学科相关理路的梳理与评述，尝探摆脱此困境之路。在追溯这一多元分析路径之前，有必要先对部分概念作以界定。
首先，本文的“北欧”与现代政治地理概念上的“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有所区别，此处泛指北海-波罗的海沿岸的所有国家和地区。自西向东包括比斯开湾沿岸、不列颠、法国北部、低地国家、德意志北部、斯堪的纳维亚各国、波兰、条顿骑士团辖地（现在的波兰北部、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立陶宛以及俄国西北各省。该区域内的主要商业城市有： 伦敦、布鲁日、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卑尔根、科隆、吕贝克、汉堡、不莱梅、但泽、维斯比、里加、诺夫哥罗德等。当代史学家习惯称该区域为欧洲的“北方地区”（Northern Land）或“北部欧洲”（Northern Europe），本文为便于论述仍称为“北欧”。
其次，中世纪的北欧是否可视为一个“区域”？ “区域”（region）作为一个一般性概念，是根据不同需要（如管理、规划、研究、描述等）在地表划出的可用性地理单元。经济学通常把“区域”理解为一个经济上相对完整的经济单元。中世纪以来，北部欧洲以北海-波罗的海为轴线逐步实现了各王国、地区和城市在贸易、政治及文化上的交流。12世纪以后这种交流速度加快，往来频繁，贸易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初步构建起海上贸易网络，进而形成常态化的贸易区。14、15世纪，北欧贸易网络继续完善，区域一体化特征明显，各王国、地区、城市和商人间的联系更为紧密，不仅形成了共同的市场体系，同时还兼具了相近的宗教、文化、习俗和观念，正是这种一体性构成了北欧的“区域”概念。因此英国学者大卫·尼古拉斯就将此时的北部欧洲称为“日耳曼化”的经济区域[2]。
一、政治经济学的早期实践
19世纪中叶以来，当传统史学关注政治制度而忽略贸易之时，欧洲的政治经济学家已开始其早期探究。国际贸易的主要参与者在中世纪末期先后发展成为欧洲诸强国，从而进入政治经济学家的视野。直至当代，在传统规范分析之外产生的以实证分析为主要路径的内生贸易政策理论仍被称为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3]。但该学科的研究重点并非针对区域贸易的历史作细节性探究，更多是分析经济行为，归纳理论以服务现实政治。
国内的政治经济学说始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但西方政治经济学说史的开山著作要远早于此（以法国重商主义者A蒙克莱田在1615年出版的《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为始）。其中最系统的著作当属法国学者布朗基于1837年所著的《欧洲从古代到现代的政治经济学史》[4]。他在该书前言中指出：古代之有政治經济学如近代之有政治经济学一样，虽然古代经济思想在表述上缺乏系统性，但都是从事实与实践中产生的[5]。他鼓励从欧洲无限的经济史料中发掘思想，提炼理论以服务当下。特别要关注近千年来的跨国贸易行为，它对一国政治文明的演进意义重大。19世纪中叶以后古典政治经济学走向成熟，研究重点开始转向生产领域的社会再生产过程，强调国家与市场的关系：经济力量影响着国家的政治、军事力量部署，后者则为前者提供支持。但国家或市场作为单独一方都不占主要地位，最重要的还是它们之间的联系、互动以及周而复始的变化，它们成为欧洲文明互补的两个重要方面[6]。这种由经济依存建立起来的权力关系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因此对欧洲贸易的整体研究就隐含于国家与市场关系的政治经济学中，至今仍是国际贸易研究的主题之一[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