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少数民族作家获“骏马奖”作家群体研究
时间：2020-04-25 07:57:51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少数民族文学”首次提出是在1958年7月17日召开的少数民族文学史座谈会上，并且将“少数民族文学”誉为专门针对少数民族设立的文学创作，每年对不同的文学创作题材颁发相应的奖项。之后，在1981年12月，我国首个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创立，确定每三年举办一届颁奖仪式。也正是因为创办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才能够听到如今享誉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一系列著名文学创作家的名字，比如张承志、玛拉沁夫以及穆青等等。在此背景下，1994年第五次“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大会上，乌兰夫专门题写了“骏马奖”，将此作为“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的一项大奖，至今已经举办了9届，评出的获奖作品达628部之多，共有666人获得此项大奖，全国一共有55份少数民族参与此类大奖的办法。对于发展和表彰优秀的少数民族题材的影视作品，鼓励和鼓舞影视工作者积极投入少数民族题材的创作，发挥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少数民族文化影视艺术工作者为拥有“骏马奖”而感到骄傲和自豪。本文主要是对贵州少数民族作家获“骏马奖”作家群体进行研究，对少数民族文学的振兴具有一定促进意义。
【关键词】少数民族；“骏马奖”；群体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贵州省文学事业实现了迅猛发展，创作成就受到世人瞩目，众多实力作家脱颖而出，获得“骏马奖”的作家人数也在不断攀升，诸多享誉全国的文学作品在《人民文学》《十月》《当代》及《中篇小说选刊》等平台发表，有的优秀的文学作品还在国内知名出版社出版，在全国范围内引发广泛关注，形成了空前的“高峰现象”，成了建设多彩贵州民族特色文化强省重要的生力军。贵州省苗族作家伍略的短篇小说《绿色的箭囊》、彝族作家苏晓星的短篇小说《遮荫树》获首届“骏马奖”；苏晓星的短篇小说《人始终是可爱的》、布依族作家罗吉万的短篇小说《茅盖王》获第二届“骏马奖”；苗族作家石定的小说集《公路从门前过》获第三届“骏马奖”；仡佬族作家赵剑平的小说集《小镇无街灯》、罗吉万的小说集《蛇·龙·人》获第四届“骏马奖”；伍略的小说集《卡领传奇》、赵剑平的小说集《赵剑平小说选》、土家族作家喻子涵的散文诗集《孤独的太阳》、彝族作家龙志毅的散文集《省城轶事》获第五届“骏马奖”；苗族作家吴恩泽的《伤寒》获长篇小说奖，彝族女作家禄琴的诗集《面向阳光》、布依族女作家罗莲的诗集《另一种禅悟》获第六届“骏马奖”……可谓硕果累累，群星灿烂。
一、“骏马奖”概述
“骏马奖”是在我国实现改革开放之后创立的一项专门针对少数民族文学以及影视艺术设置的最高奖项，设置这一奖项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在鼓励我国少数民族开展文学艺术创作，进一步繁荣我国少数民族文学艺术。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这一奖项在电影、电视以及文学这几个“骏马奖”奖项的评选领域中，特别是文学“骏马奖”有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文学“骏马奖”获奖作品的类型主要包含了少数民族作家用汉文以及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类型的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诗集、散文集、报告文学、理论评论还有翻译等等。此外，参赛作品当中诸多少数民族母语创作以及翻译作品都是“骏马奖”和其他国内文学奖项最大的不同，并且这也是“骏马奖”诸多亮点中的其中一个。1985年又称之为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至关重要的一年。从1985年开始，随着我国文坛越来越重的“文化寻根”氛围逐渐扩散，一小部分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年轻作家认为时代在不断发展，受到时代快速发展的召唤，加入到文學创作队列中，将自己的所思所想以及时代变迁写进文学创作中。比如，石定创作的短篇小说《公路从门前过》和《水妖》，还有苏晓星创作的《人始终是可爱的》，罗吉万创作的《茅盖王》，任菊生创作的《杨梅成熟的时候》等等。
二、“骏马奖”作家群体
（一）电影方面
从第九届“骏马奖”开始又恢复了此类奖项，但是这个举动针对我国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地区文学创作人员而言，也是有效促进和丰富中国文化多样性十分重要的突出表现，对于推动我国文学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在这之后的 30 年时间里，每年大概都有10 余部相继作品问世，而且在视野拓展以及内涵挖掘，还有创作样式以及艺术创新等诸多方面都呈现出不同程度的突破和进展。对贵州地区来说，此类作品主要是全新的创作视角以及语言，充分展现出了贵州少数民族的文化以及历史，并且展现出了改革开放时期贵州少数民族人民的新风貌、新生活，这在我国影坛上同样掀起了一阵热浪。比如，侗族作家滕树嵩编写的《侗家人》主要讲述的是龙三娘杀了敌人报仇，然而却收养了敌人的女儿龙三妹，有着敌对阶级血统的后代并不是永远注定的阶级敌人，她变成了典型的侗家姑娘，这在后来的电影取材中十分常见。苗族的伍略编著的《绿色的箭囊》 ，苗族的石定编著的《公路从门前过》以及伍略编著的《麻栗沟》等等，这在后来的少数民族影视题材中极为普遍。此外，还有徐新建创作的《从文化到文学》、石干成创作的《五爹趣事》、伍略的《卡领传奇》、赵剑平创作的《赵剑平小说选》以及喻子涵创作的诗集《孤独的太阳》，还有罗莲的《年年花开》等等，都是扛鼎之作。
（二）电视方面
“骏马奖”众多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题材也进一步促进了我国电视事业的快速发展。自从恢复“骏马奖”评选以来，每年都会产生众多十分出色的文学作品。比如，在从第一届到第七届评选的少数民族题材电视艺术作品“骏马奖”评选中，就包含了很多电视剧、儿童片、专题片以及艺术片等一共335部作品。贵州少数民族作家也有着不俗的表现，所以说，“骏马奖”作家群体的很大一部分主要创作题材是电视剧或者是电视纪录片。比如，龙志毅同志创作的中篇小说《省城轶事》，1991年7月在《山花》杂志发表后，荣获“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征文”优秀作品奖，并在省内外文坛引起了轰动。紧接着，贵州省作家李起超又改编为4集同名电视剧，这部电视剧由《山花》编辑部和贵州电视剧制作中心联合拍摄，展演后深受广大电视观众好评。
（三）民族国家命运的思考
贵州少数民族作家获“骏马奖”作家群体的创作更多的是对民族国家命运的思考。众所周知，传统的优秀的中华文化以及贵州少数民族文化都充分显示出了少数民族女性本身潜意识当中存在的希望被遮蔽的一面，而且还赋予了我国少数民族女性十分执着且坚定的文化信仰。比如，儒家文化十分注重提现出人的“忠孝仁义”这一方面的品德培养，而贵州少数民族人民的思想观念也是比较突出“孝”以及“忠”这几类品质要求。然而在贵州少数民族人民的眼中，“忠”不仅可以是忠顺各民族的保护神，而且还可以是对我们国家以及民族的爱护以及忠诚。令人欣喜的是，贵州回族女作家们深刻认识到没有民族和国家，女性个体作为人而存在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先有国之后才有家的创作理念深深地在根植在她们的创作灵魂之中，在文学创作家的作品中，融入了众多关于对民族生存以及民族希望的思考以及表达。总之，贵州少数民族获奖作家一个共同点，就是希望通过十分细腻且柔软的思路和情绪去表达民族情感，把自己沉淀到民族以及家族沉重的生存和发展历程中去，通过不同的身份以及边缘立场去思考民族命运和个人命运之间的关系，充分体现出创作者对国家民族情怀的思考。比如，赵朝龙创作的《蓝色乌江》表达了对母亲河深沉的爱，作品极具艺术感染力和震撼性。
三、总结
从这些获奖作家来看，既有年逾古稀的老人，也有风华正茂、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女作家占相当比例。令人欣喜的是，历届“骏马奖”评奖中，贵州省有不少作家曾多次获奖，获奖作品体裁多样，题材广泛，充分反映了新时期我省少数民族作家迸发出的高涨的创作激情。从整体来看，贵州少数民族“骏马奖”作家群体很多是对女性处于不同时代发展背景下的生存进行思考，注重对个体生命进行关怀，关照国家命运及民族命运，并且，贵州回族女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中大多洋溢着十分厚重的敬重生命的态度，充分闪耀出具有女性特征的生命光辉。而且，对于贵州少数民族“骏马奖”作家群体而言，女性意识并不是一个十分单纯而且封闭的志向，女性意识可以实现不同身份、不同经验、不同地域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对话。这部分作家群体通过以民族身份以及性别身份去消解我国传统封建专制对女性的压制，并且还结合了二者的共性特征，将其融入到她们的创作当中，不管是抒发个体生命情绪或者是悲欢离合的内容，都充分体现出她们笔下主人公的生命价值取向，这也是贵州少数民族作家进行创作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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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翠芳.“骏马奖”与新时期以来少数民族文学的价值流变[J].民族文学研究，2016（4）.
[3]李建平.20世纪以来广西史论研究与文学批评发展概述——近百年广西文化研究之二[J].广西教育學院学报，2016（10）.
作者简介：石文（1983-），布依族，硕士，贵州商学院马列基础部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