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考古学的历史回顾中思考科技考古学
时间：2020-08-24 07:51:42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科技考古学的诞生与发展与考古学有着天然的联系。纵观考古学的发展历程，实则是一个不断从自然科学的理论、方法、手段和成果中汲取营养，拓展研究范围，完善自身体系的过程。同时，横察科技考古学与考古学的联系，不难发现，考古学的每一个研究内容都离不开科技考古学的应用。在本文中，笔者在如上的横察和纵观两个视角下，从自然科学的相关学科对不同时期和阶段的考古学发展的影响入手来探寻科技考古出现的背景以及其在当代的一体化时代大背景下飞速发展的基础条件，并对科技考古学发展所离不开的多学科的协作交流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关键词：科技考古学;考古学;多学科交流合作
“利用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方法与技术开展考古学研究。我们统一称之为科技考古”，“今天，考古学已经逐渐成为一门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为目的、广泛采用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研究方法和技术的学科。能否在考古学研究中更加广泛、有效地运用多种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方法和技术，更加全面地获取各种资料和信息，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已经成为21世纪衡量一个国家考古学研究水平的极为重要的标尺”。[1]
一、科技考古出现的背景和得以发展的条件
考古学的起源和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密切相关，同时也与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关系十分紧密。社会的进步表现在社会和经济状况的改善、知识水平的提高、意识水平的提升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上，这些社会因素伴随着多种自然科学的发展一直推动着世界考古学的革新和发展，同时也是科技考古得以出现和发展的背景、基础、动力。
（一）从世界考古学发展趋势中探寻科技考古出现的背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理论对考古学的影响
陈淳在《考古学理论与研究》一书中写到“考古学在西方的兴起受到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哲学思维的启迪，得益于中产阶级的形成和古物研究的勃兴，有赖于工业革命促成的地下文物的大量出土，并且深受自然科学特别是地质学和生物学发展的影响”。[2]由此我们可见，考古学虽脱胎于古物学，但事实上是深深扎根于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以及现代技术进步的基础之上的。这从侧面解释了考古学无法在中国金石学的基础上产生的原因便是没有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即没有考古学产生和发展的土壤。当我们回顾世界考古学的发展历程，这也同时解释了为什么考古学能从19世纪关注人类进步历程的“进化考古学”，发展到20世纪上半叶的“文化历史考古学”，进而走向当今一体化时代背景的“科技考古学”。
1.地质学和生物学对进化考古学的影响
19世纪下半叶考古学的主要特点是进化思想。1865年，约翰.卢伯克在《史前时代》一书中，将石器时代划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他在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的影响下深信人类文化与生物进化是一脉相承以直线方式发展的。因此，这一时期的考古学被称为进化考古学，它将人类文化看作是从简单到复杂的直线发展过程，也就是说人类的文化发展可以用单一的时间序列来表述。认为考古学的器物研究主要就是为提炼这种文化演变的时间序列服务，即提炼出“阶段”和“时期”。这种停留在器物表层研究的、努力用器物来机械重建历史发展序列的考古学把器物类型当作是地质学中的“标准化石”一样来处理，把“阶段”和“时期”当作考古研究的主要概念和分析单位，这些都不可避免的会受到了自然科學范畴的地质学和生物学的影响。
2.民族学和地理学对文化历史考古学的影响
20世纪初，工业革命导致大量的地下文物出土，这使得人们对考古材料的差异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面对地下材料激增所显示出来的文化面貌的巨大差异，考古学家需要一种新的观察手段与分析方法来应对进化考古学所无法解释的现象。于是，考古学文化这一与器物类型学同时独立发展起来的考古学分析单位逐渐取代了“阶段”和“时期”的概念，成为考古学的重要分析概念。关注文化的时空分布及其民族属性的文化历史考古学形成。受其关注点和研究点的影响，文化历史考古学离不开民族学和地理学的影响。
3.生态学和碳14年代测定方法的诞生对新考古的影响
欧洲史前考古学家克拉克在《考古学与社会》一书中评估了考古材料在各种信息提炼上的局限性，认为“技术与经济的信息总的来说是由物质所承载，因而能通过自然科学手段来加以提炼。而宗教信仰并不一定从属于技术与经济，因此研究的难度很大，并有赖于社会科学方法的分析”。[3]美国民族学家和考古学家斯图尔特强调生态因素在塑造史前文化中的作用，提出民族学与考古学相结合可以为人类行为的生态学分析作出贡献。在这些新型思潮的背景下，碳14年代测定方法诞生，伴随着后来计算机的出现，一批年轻学者从社会科学和其他学科中借鉴了一批新的术语，打出了“新考古学”的旗号。
因此，纵观以上世界范围内考古学的发展趋势，我们有理由说它的理论探索愈来愈依赖各种社会科学理论的帮助，而在分析方法和信息提炼上则更加取决于自然科学手段，特别是以碳14年代测定方法为开端的高新科技手段的应用。
（二）从当今考古学发展大背景下谈科技考古得以发展的条件—计算机技术
陈淳先生在《考古学的理论与研究》一书中在论述方法论的变革的时候实则已经向我们展示了当今考古学得以飞速发展所离不开的条件。“20世纪40年代末，考古学处于变革的前夜”，“准确的年代测定可以帮助考古学家更准确的观察遗址中和遗址之间的细微变化，而今后不久日益普及的电脑技术也在数量分析中一展身手，从简单的文字处理，再到图像处理、材料统计、模型建立等，这些使的考古学家能对以前令人望而生畏的庞大材料的统计分析举重若轻”。宾福德在Constructing Frames of Reference一书中也曾说到：“如果那个时候计算机软硬件更好一点的话，时间会快许多的”。
当今的考古学处于网络化时代的大背景之下，如若没有网络，研究就无法进行。因此，我们不得不说，当代考古学以及科技考古就是建立在计算机技术基础之上的。计算机网络技术是当代考古学以及科技考古存在和得以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基础条件。
二、科技考古中的多学科合作交流
文物以及由文物而延伸的遗迹长期以来是考古学主要关注的对象。然而，不是所有的活动都会留下物质遗存，不是所有的物质遗存都能够被埋藏，不是所有的被埋藏的物质遗存都能够完整的保存下来，保存下来也不一定能够被考古学家发现，考古学家发现的往往是冰山一脚，就是发现了，也不一定能够认识到。考古材料无疑是零碎的，然而，考古学家需要用这些零零碎碎的材料去“复原过去”。而如何将这些零碎的考古材料整合起来？我认为，这离不开借助多学科合作的帮助。
（一）中国考古学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交融
不同学科间的交融渗透是科学发展的规律之一。我们都熟知，考古学在我国的学术定位是历史学。就其研究目的而言，这合情合理。但就其研究方法和手段而言，我认为考古学更多的属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
1.现代考古学是借鉴了自然科学中的地层学和生物学才形成层位学和类型学这两个基本方法。
2.我国最早从事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的学者，大多都是自然科学工作者。1929年发现仰韶文化的瑞典人安特生是一位地质学家，参加周口店遗址发掘的我国学者裴文中是一位古生物学家，1926年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的中国学者李济也主要研究自然科学。
3.当代考古学在科学技术的介入下正呈现“水、陆、空”三维模式的蓬勃发展。
因此，从考古学在我国的初创、发展到现在的在科技考古的蓬勃发展，考古学与自然科学和科学技术都密不可分。考古学今后的发展，既需要继续有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科学理论和方法的指导，同时也需要有更多的自然科学理论和新的科学技术方法的介入。
（二）一体化时代背景下的考古学的分支学科
《科技考古的思考》一文将目前的科技考古分为了两大類：“一类是利用专门的仪器设备，对某些肉眼看不到的特定对象进行探测和分析，按照科学的依据提出科学的结论。比如，遥感考古与物探考古、年代测定、古DNA研究、同位素研究和有机残留物分析等。另一类是对与古代人类的生产生活直接相关的对象进行研究，得出比较客观的推测和结论。这类研究往往包括多种学科、技术和方法，如环境考古、人骨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冶金考古、陶瓷科技考古和玉石器科技考古等。分别属于这两大类的具体研究领域共十二个。”这一概括性总结向我们直观的展示了目前科技考古所包含的涉及面级广泛的考古学分支。
如今，在这个网络化的一体化时代，多学科的合作研究有了计算机网络技术这一新的平台。它把过去的与当前的考古学研究、把多学科的不同考古学分支的研究结合起来，使的不同学科的研究融合于一体化时代。
（三）多学科的交流合作模式推动科技考古的发展
科技考古学所涉及的学科之广、探究的问题之杂，决定了多学科协作的重要性。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各不相同的不同学科之间最大的联系是在哲学基础上的。虽然不同学科都已融入了当今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但是，不同学科在研究考古学问题的时候还缺乏共同的话语体系。
当今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合作方式采用最多的是开大会的方式。来自各个不同学术界的学者在开会的时候各自发表一些其他学科学者不知所云的知识和学术看法，等到会议结束时，所得实际收获甚少。
我们如若要想利用当今一体化时代背景下的多学科的交流合作来推动科技考古的进一步发展，就需要使不同的考古分支学科在共同的话语体系下协同一致，共同参与到某个考古学问题中，而不仅仅是开大会形式中的多学科工作成果的罗列。我们需要追求更高层次的多学科一体化的研究。不同学科的学术思想的交流融合和碰撞激发正应是多学科一体化所具有的。
三、结语
科技考古的不断发展早已是考古学发展的必然趋势。考古学与其他古老学科相比是一门正在成长的学科。其理论和方法的展开和应用难以跟上考古遗址与地下文物因人类的活动而正在加剧损坏的速度。与此同时，随着考古发掘资料的不断积累，也迫切需要科技考古学的同步发展。因此，我们要从考古学发展历程、考古学与科技考古学的关系这两个纵向和横向的角度入手，加强科技考古中的多学科合作交流，运用高科技手段在考古材料采集方面拓宽原料采集的来源和全面性，在考古材料研究方面解决遗留下来的技术性问题，在文物保护方面提高文物保护的安全性和原貌性，由此在总体完善考古的技术性工作的同时推动科技考古学发展。
参考文献：
[1]陈淳.考古学的理论与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8：04-25.
[2]李伯谦.感悟考古[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8：289-291.
[3]袁靖.文理结合 开拓创新[N].人民政协报，2018，11.
